1945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曾对毛泽东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2]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们又能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呢？这确实是摆在我们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件大事，值得认真对待。而对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做一研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它对于我们解决上述问题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历代王朝在建立之初，大多都非常重视总结历史（尤其是上一代王朝）的经验和教训，汉高祖刘邦在“马上得天下”后，就命陆贾“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3]，于是便有了陆贾的《新语》。唐朝初年，唐太宗从维护统一和巩固统治的需要出发，曾召集魏徵、房玄龄、封德彝等大臣一起探讨前代的兴亡盛衰。君臣各抒己见，相互切磋，史称“贞观君臣论政”，其目的就是“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4]。这一次政治讨论，确实起到了明辨是非、统一思想的作用，为唐初政治局面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个王朝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对民的认识。在中国古代常常把“君”和“民”的关系比作“舟”与“水”的关系。“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高明的统治者一般都能深明其中的内涵。以唐太宗李世民为例，他不但常以此话自勉，而且还经常教育太子，让其了解民众的重要。唐太宗常说，“治天下者以人为本”，“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5]正是有了“以民为本”的认识，所以才有“与民生息”的政策。汉朝初年，萧何“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民更始”。“顺流与民更始”就是根据当时的现实状况，顺应战乱之后百姓的需要，制定与民休息的政策。汉高祖刘邦采纳了萧何的建议，约法省禁；减轻田赋，定田租每年十五税一，招还流民，让其领回原有的田宅；释放战争中自卖的奴隶，恢复他们的身份。汉惠帝时，曹参代替萧何为相国，他一切遵守萧何所定的法令，实行“清静无为”的政策，鼓励人口增殖与土地开垦，免除力田人的终身徭役。汉文帝则提倡农耕，免收天下农田租税十二年。汉景帝即位，收民田租三十税一。这样的治国之道使汉初凋敝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6]，“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7]的繁荣景象，保证了汉朝的勃兴。唐初，魏徵向唐太宗进谏，说：“善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抚之使静。水平则无损于堤防，人静则不犯于宪章。”魏徵认为，对于国家来说，静则安，动则乱，欲求长治久安就要使民安静。汉之所以振兴，在于与民休息；隋之所以速亡，在于反静为动，徭役不休。其时正值大乱之后，百姓亟须一个安静的环境，以便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他劝唐太宗薄赋敛，轻租税，不夺农事，少兴土木兵戈，不随意动用民力，让其安心生产。唐太宗接受了魏徵的意见，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相反，历史上也有一些王朝在取得一时的成功后，却忽略了民众的力量，很少考虑人民的疾苦，任意加重农民的负担，结果是加速了自己的灭亡。秦和隋的速亡就是最好的例证。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成就统一大业。然后不到20年，秦王朝就灭亡了。原因固然有很多，但很重要的就是秦王朝的苛政和暴政。繁重的赋税以及没完没了的徭役，终于导致了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无独有偶，曾经甲兵云集、风行万里的隋朝也是如此。对于它的灭亡，魏徵曾有过深刻的分析。他认为隋的速亡关键是在隋炀帝时形成的“**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8]。就经济上而言，则是由于沉重的劳役和兵役，结果整个国家处于“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分离哭泣之声，连响于州县。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饥馁，妇工纺绩，不足以赡资装”的悲惨状况，加之地方官吏横征暴敛、层层盘剥，终于激起百姓群起反抗，导致隋王朝的迅速灭亡。

用人历来为人们所重视。《礼记·礼运篇》就提出用人要“选贤与能”。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强调用人“尚贤”，“尚贤”是“为政之本”，又说“以尚贤使能为政”，也就是主张用人要考虑德才兼备。他认为要用人唯贤，不要用人唯亲，要“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只有任用贤能，才能使百姓无饥寒，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如果任用那些不肖者，便会出现百姓饥寒、社会危乱、国家贫弱的局面。[9]对于一个王朝来说，用人的好坏、得失直接关系到它的生存和灭亡。从当权者用人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措施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王朝自身的命运。在现实政治中，大凡杰出的政治家都能坚持任用贤能的用人原则，使人才得到合理的使用，从而使其统治职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在历史上，唐太宗是一位以明于知人、善于用人著称的君主。他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因而对择官用人很慎重。他曾对魏徵说：“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魏徵回答道：“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涉，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事，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兼备，始可任用。”[10]魏徵的意见很有道理，有启示意义。为官择人须“才行兼备”，才差一点，“不为大害”，如果误用德行坏的人，则“为害极大”。唐太宗就坚持“才行兼备”的用人标准，注重任用贤能，在《贞观政要·任贤》中，其所用贤能大臣就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徵、马周等八人。正是因为有这些贤能大臣的辅佐，唐太宗才得以实现“贞观盛世”。唐太宗的用人特点是“拔人物不私于党”，不问亲疏，不论贵贱，任人唯贤，即使是有怨仇的人，他也不计前嫌，以才行而任用。例如，魏徵等大臣原来是太子李建成的人，为其出谋划策，与李世民争夺权位，他们在唐太宗时都得到了提拔和重用。同时，唐太宗还主张“人不求以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在《帝范·审官》中，他对此曾有过精辟的阐述：“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王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

按照这样的原则用人，当然能使百官各得其所，人尽其才，国泰民安。清朝的雍正帝在这方面也有同样的看法。为了在政治上打开新局面，他不惜打破原有定制，用人“只能才技，从不拘限成例”。正是由于他们奋发有为，用人得当，除旧布新，所以才有政治较为清明、国力较为强盛的局面。

官吏是王朝统治的基础。一个王朝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吏治的好坏。据载，周武王就曾经就王朝的“治乱之要”问过姜太公，姜太公直言不讳地说：“其本在吏。”“武王曰：‘吏者治也，所以为治，其乱者何？’太公曰：‘故吏重罪有十（如吏贪污等——作者注）’……‘夫治者有三罪，则国乱而民愁；尽有之，则民流亡而君失其国。’”武王问，怎样才能绝吏之罪。太公说：“为君守成，为吏守职，为民守事。如此，各居其道则国治。”[11]良好的吏治不仅是王朝治理的关键，而且也是王朝兴盛的保证。汉武帝时，为加强对官吏的管理，曾专门设置刺史，监督各诸侯王、郡守和地方豪强，其中重要的一条职责是：禁止郡守横征暴敛，滥用刑罚，勾结豪强。唐太宗甚至把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屏风上，随时记上他们的善恶政绩，以便奖励和惩罚。[12]

吏治的优劣既表现在保民、安民和富民方面，更表现在官员的廉洁方面。凡若盛世，统治者一般都非常重视对贪官的惩治。朱元璋建明之初，就断然发文“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毒吾民者，罪之不恕”[13]。他明文规定：“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14]仅据《大诰三编》与《大诰武臣》提供的资料统计，明初，大小官吏因贪赃等罪遭枭首、凌迟、族诛的有几千例，弃市以下的达一万多例。其中洪武年间，空印舞弊一案就处死官员数百人，罚杖戍边数千人。对于户部侍郎郭桓等勾结浙西等地方府（州）官吏侵吞税粮、贪污受贿一案，朱元璋亲自过问，下令严办，凡涉牵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兵部侍郎、工部侍郎等要员，皆“举部伏诛，殊累天下官吏，死徙数万人”[15]。洪武年间采取的这种严惩贪官的措施，虽然手段残酷，株连过广，但矛头直指国家的蛀虫贪官污吏，确实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贪污腐败之风有了明显的收敛，从而为明初的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封建制度之下，王朝初兴时，官场贪污腐败相对不明显，不突出，但在王朝走向衰落时，贪污腐败的风气就像溃烂的脓疮恶性发作。明中叶后官场任情贪污，营私舞弊，吏治败坏，最后导致了王朝的覆灭。

清朝康熙、雍正时，也曾注意严惩贪官污吏，吏治较为清明，有过“康乾盛世”。乾隆晚期以后，贪污之风盛行，吏治废弛。乾隆帝骄奢**逸，他仿康熙帝之例六度南巡，而“供亿之俊驿骚之繁，将十倍于康熙之时”。王公贵族、官僚们也竞相挥霍奢靡，如河道总督宴客集天下之珍馔，为烧一碗猪肉，要杀五十余头猪，只取其背肉一块，其余皆弃之；一个陕西粮道，在送往迎来时，“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16]。与官僚们骄奢**逸的生活相伴随的，是贪污风气的盛行，贿赂公行，政以贿成。乾隆帝的宠臣和珅就是一个大贪官，在嘉庆时被抄家，他的家产总数据有的研究者估算，最低也有几千万两白银，最高可达到一亿两左右。各级官吏层层贪污中饱，当时有人指出：如县官想要得到千金，下面经手人就能乘机得万金；总督、巡抚想要得到万金，州县官就能乘机得到十万金。所以有人说：“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恣行不法之事。”[17]整个官场弥漫着贪赃枉法、唯利是图、阿谀奉迎的恶劣风气，过着声色犬马、骄奢**逸的腐朽生活，置国计民生于不顾，清王朝不可能不走向衰亡。

历史上的兴亡盛衰虽然早已成为过去，但它确实能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智慧，我们从中能够悟出许多道理。当然，在封建制度之下，统治者的目的是维护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们始终都无法克服其自身固有的弊病，因此，它的“繁荣”和“盛世”都带有明显的阶级性和时代的局限性。

[1] 与龚书铎先生合写。

[2] 尚丁：《黄炎培》，106～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3]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4] 《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国史部·恩奖》。

[5] 《贞观政要·君道》。

[6] 《汉书·刑法志》。

[7] 《资治通鉴》卷十五。

[8] 《隋书·炀帝纪》。

[9] 参见《墨子·尚贤》。

[10] 《贞观政要·择官》。

[11] 《后汉书·百官志注》。

[12] 参见《贞观政要·择官》。

[13]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八。

[14] 《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三《严惩贪吏》。

[15] 《国榷》卷八。

[16] （清）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道光二十五年”。

[17]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