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研究》创刊至今已经50年了。我们组织活动、撰写文章，纪念《史学史研究》创刊50周年，以科学的态度审视杂志的历史和它的生命力，目的就在于更好地缅怀白寿彝等先生的丰功伟绩，继承前辈们的优良传统，把《史学史研究》办好，办出水平，办出特色。

《史学史研究》创刊于1961年6月，其前身是《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后改名为《中国史学史资料》，由陈垣题写刊名，不定期出版。1965年停刊，共出11期，其中两期为教学专号。1979年3月复刊，因所选资料中涉及外国史学方面的内容，故改名《史学史资料》，至1980年共出了13期。

1981年，刊物正式更名为《史学史研究》，由楚图南先生题写刊名，为季刊，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白寿彝先生亲任主编，直至2000年为止。郑师渠教授为第二任主编（2001—2009年）。现任主编是杨共乐教授，副主编为李帆和易宁教授，易宁教授为执行副主编，汪高鑫教授为编辑部主任。白寿彝先生的办刊理念一直是指导我们努力工作的重要力量。到2011年6月为止，《史学史研究》已出版了142期。

《史学史研究》发展的50年可以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刊物的起步阶段。1961年，教育部召开了文科教材工作会议，周扬把中国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作为必须编写的教材的要求提出来，并指定相关学校的学者负责编写。白寿彝先生与吴泽先生分别代表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被教育部委托编写中国史学史的教本。吴泽先生负责近代部分，白寿彝先生负责古代部分。为辅助史学史的教学和史学史教材的编写，白寿彝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成立了中国史学史编写组，招收研究生，组织讨论会，创办《中国史学史资料》，组织力量收集有关史学史方面的材料，一是看看中国旧有的史学史是怎样的，二是看看外国史学史包括西方史学史，日本、苏联的史学史是怎样写的，摸清已有成果的概况。在这11期里，共发表中国史学史方面的作品15种、外国史学史方面的作品6种，发表了苏联史家顾托诺娃写的《中世纪史学史大纲》、克柳切夫斯基的《论历史》，还刊登了关于史学史问题讨论的系统报道；同时，还有计划地集中力量对“前四史”等史学名著做了重点介绍和评论。虽然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带有“史学史本身的文献性质”，但这是“我们的财富”。[2]

1965年，《中国史学史资料》停刊，至1979年复刊，中间停了13年。复刊后的2年，刊物内容有了一定的调整，资料性的文章有所减少，理论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史学研究文章大为增加。这是中国历史学研究不断加深的结果，也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发展的反映。

从1981年起，刊物改名为《史学史研究》，公开向社会发行，一直至今。这是《史学史研究》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30年间，从事史学史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史学史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出版了许多史学史方面的著作，其中带有标志性意义的成果主要有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史学史》等。随着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对史学史学科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2000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批准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史学史研究》也随着学科的发展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30年中，《史学史研究》始终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坚守阵地，把科学性与学术性很好地结合起来，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谨扎实的治学态度；关注理论热点与学术前沿问题，及时反映理论动态；关注历史与史学之间的关系，重视史学史自身的理论建设，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研究论文，对史学史学科的建设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理论和见解，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好评。尤其是1999年，《史学史研究》在第3期上发表了江泽民对北京师范大学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全部出版的祝贺信，这是教育界、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江泽民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下来，这同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有着直接的关系。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不断传承和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我国的历史，浩淼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对这个历史宝库，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这对我们推进今天祖国的建设事业，更好地迈向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又说：“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以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奉献力量。”江泽民号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领导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这对于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历史。历史知识丰富了，能够‘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3]江泽民关于史学工作重要性的上述论述，是对史学工作者的巨大鼓舞，对促进史学研究的繁荣、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祝贺信在《史学史研究》首发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经过50年的发展，《史学史研究》业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学术刊物，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它是历史类中文核心期刊，全国中文（历史类）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期刊源刊物、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HSSCD）期刊源刊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认定的双效期刊。《史学史研究》上发表的论文业已对世界学术界产生影响。据统计，《史学史研究》已发行至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新西兰、新加坡、朝鲜、瑞典、美国、俄罗斯共十四个国家。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还以此刊与世界上不少国家图书馆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许多大学，还把此刊作为研究生必读的刊物之一。《史学史研究》已成为美国《历史文摘》（Historical Abstracts）和《美国：历史和生活》（America：History and Life）摘要、索引的来源期刊，足见其影响之广、受学界欢迎的程度之高。

二

《史学史研究》一直是国内唯一的史学史研究专门刊物。其开辟栏目有历史理论、中国古代史学、中国近现代史学、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外国史学、人物志、读书会、方志学、史林偶拾、书刊春秋以及史学精粹等。《史学史研究》在50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色。

办刊方向是一个刊物的灵魂和行为指南。它决定着刊物的性质、内容和未来。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对于刊物的发展至关重要。白寿彝先生对此十分重视，曾多次强调《史学史研究》要“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不简单重复别人的论断，不赶浪头，也不墨守成规、苟于立异。在总的方向上，努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工作”[4]。《史学史研究》坚持科学性原则，不迎合时尚，不教条，不跟风，实事求是，始终如一。创刊50年来的实践证明，《史学史研究》基本上不存在忽“左”忽“右”的现象。

作为专业期刊，《史学史研究》研究对象明确，刊文特色明显。

第一，关于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史学。中华民族素有重史之传统，优秀的史著作品既是中华文明高度发达的浓缩，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创造力的具体体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前赴后继、英勇向前。《史学史研究》设有中国古代和近现代史学专栏，旨在科学地解释史学现象，对传统史学进行理论上的探析和学理上的总结，使人们更加清醒地理解作为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借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史学史研究》特别重视中外史学的比较，从异中见同，从同中观异，不断深化对中外史学自身规律的认识。

第二，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历史与包括历史学在内的文化自然也是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史学史研究》开辟了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专栏，旨在系统地阐述中国古代以及近现代历史上少数民族区域和少数民族史学家的史学研究成果，从史学史研究的角度审视中国少数民族对于中国史学的贡献，从而揭示出中国史学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第三，关于方志学。中国是一个具有志书修纂传统的国家，留存的方志文献十分丰富。自从清代史评家章学诚明确提出方志乃“一方全史”，并提出了志、掌故和文征之“方志分立三书”的修志义例论以来，方志作为史书的性质才逐渐被史家认同。目前全国史学类期刊往往忽视关于方志的研究，刊文寥若晨星。有鉴于此，《史学史研究》开辟方志学专栏，旨在通过对方志学进行系统的探究，以加强学术界对于方志学的了解，从而不断丰富中国史学自身的内涵。

第四，关于人物志。《史学史研究》不但重视对古今中外历史学家的研究，而且专辟人物志栏目，对当代著名学者进行学术访谈，记录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史学活动。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史学史研究》访谈了几十位史学家，旨在通过整理和总结老一辈史学家们的治史思想与治史之道，对中青年学者的历史学研究有所补益；同时作为一种重要的口述史，也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史学史提供重要的历史材料。

从2007年第1期开始，《史学史研究》内容扩版，添加了历史理论、史学精粹等栏目，加重了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等方面作品的分量，社会反响良好。我们集中地探讨过人类精神的觉醒、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特征、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中国现代史学的理论成就；我们也有意识地组织过西方古代史学、俄罗斯史学的发展现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前沿问题的研讨，使史学的时代意识在我们的栏目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近年来，《史学史研究》所刊文章在《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科学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文摘类刊物上一直占有很高的转载率，这都与《史学史研究》内容的适当调整有密切的关系。

大力扶植青年学者、培养学习和研究史学史的后备力量是《史学史研究》的重要职责。白寿彝先生曾多次告诉大家：“史学史是个新型学科，文章不多，所以对新作者尽量照顾。这一点，今后应该坚持，不过在质量上要求不断提高。新作者的新见解、新材料，我们是欢迎的。”[5]1995年，白寿彝先生在与《史学史研究》编辑谈史学史研究时，又说：“《史学史研究》杂志可以约一些人写稿，特别是中年的史学工作者，以及青年史学工作者。”[6]事实证明，《史学史研究》为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门人才的脱颖而出提供了重要平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国从事史学史研究的大批中青年学者都从《史学史研究》中获取过重要的养分，许多学者还是首先在这里发表论文并逐渐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

《史学史研究》是我国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主要理论阵地，虽然没有专职编辑，但它依托的是我国历史学教育和研究的重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7]。团队办刊是《史学史研究》的重要特征。顾诚、郭澎、梁义群、杨燕起和李秋援等人，朱仲玉、瞿林东、陈其泰、吴怀祺、易宁、汪高鑫、许殿才等人以及史学研究所的其他同人都为编辑《史学史研究》做过大量的工作。他们都是学术专家，参与编辑工作既保证了编辑质量，又对学者自身专业水平的提高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白寿彝先生是《史学史研究》的创始人，从筹资到组织编辑，从确定刊物宗旨到提出研究课题，从亲自撰写文章到逐句修改青年学者的作品，无不倾注着先生的心血与辛劳，展示着先生对史学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刊物的文风同样受到白寿彝先生的深刻影响。白先生屡次提醒大家，《史学史研究》的文风应“力求做到剪裁浮辞，言必有物，写给更多人看”[8]，有意识地提倡一种准确、鲜明、简洁的行文风格，对读者负责，让读者爱读。同时，白寿彝先生也是《史学史研究》的主要撰稿者。从1981年开始，白先生一直把最好的论文放到《史学史研究》上发表。其代表作《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谈历史文献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谈历史文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等在《史学史研究》刊登后，影响巨大，到现在仍是从事史学史研究的学者必须认真研读的经典性作品。从长时段的角度看，白先生为中国史学、史学史研究做出的贡献将远远超出其生命的时限。其言其行始终是鼓励、鞭策我们前进的强大动力。

《史学史研究》从创刊到现在已经走过了50年非常不易的历程。缺办刊经费、无固定编制一直是困扰刊物发展的两大难题。我们的前辈用义务的劳动和无偿的奉献支撑起了《史学史研究》50年的成就。我们感谢他们，我们敬重他们，我们更希望用我们的努力和智慧，在改善《史学史研究》外部生存条件的基础上，把《史学史研究》办成学界有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优秀刊物。

[1] 本文原发表于《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3期。

[2] 白寿彝：《这三十年》，载《史学史研究》，1991（4）。

[3]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给白寿彝同志的贺信》，载《史学史研究》，1999（3）。

[4] 白寿彝：《这三十年》，载《史学史研究》，1991（4）。

[5] 白寿彝：《这三十年》，载《史学史研究》，1991（4）。

[6] 《白寿彝教授同本刊编辑谈史学史研究》，载《史学史研究》，1995（2）。

[7] 2006年4月以前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和史学研究所。

[8] 白寿彝：《这三十年》，载《史学史研究》，19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