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以郎[1]应募，使月氏”，为匈奴所获，逃走后至大宛，经乌孙，到月氏。“骞从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领。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归汉。汉拜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骞为人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穷急射禽兽给食。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张骞出使大月氏、大夏等都有很多报道，但就是忽略了张骞从大夏带来的当地音乐——“胡乐”。

《古今乐录》云：“横吹，胡乐也。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长安，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

《晋书·乐志》也有载：“胡角者，本以应胡笳之声，后渐用之横吹，有双角，即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用者有《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杨》、《望行人》十曲。”

我们通过追本溯源的方法发现，这些记载最早出现于西晋人崔豹的《古今注》。无论是《古今注》、《古今乐录》，还是《晋书·乐志》都告诉我们，张骞在出使西域时，曾学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又根据这一曲子，更造新曲二十八解，皇上将其定为武乐。魏晋以来，二十八解虽不复具存，但还有十曲流行，由此可见摩诃兜勒音乐对我国民族音乐产生的影响之大。

摩诃兜勒一曲到底指的是什么？

“摩诃兜勒”实为希腊文“μακεδονεσ”的音译。按照中国古史的翻译惯例，“σ”不发音。“摩诃兜勒”和《后汉纪·孝和皇帝纪》、《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上记载的“西域蒙奇兜勒二国内附”、“西域蒙奇、兜勒遣使内附，赐其王金印紫绶”中的“蒙奇兜勒”（Macedones）是同一民族名；唯一不同的是“摩诃兜勒”是希腊文的音译，“蒙奇兜勒”则译自拉丁文。

而这与客观的历史又完全吻合。因为早在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曾带领马其顿军队来到中亚，在这里留下了一支马其顿军队来管理刚征服不久的中亚巴克特里亚地区。[2]之后的186年间尽管中亚巴克特里亚地区政权变化不断，但掌握当地政权的还是马其顿人，也就是“摩诃兜勒”人。

“摩诃兜勒”一曲进入中国后，李延年又对其更造新声，那么更造新声的对象即“旧曲”是否存在？我经过研究发现，在李延年更造新声以前确实存在《出塞》、《入塞》等曲子。这我们可从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中看得很清楚。据《西京杂记》记载：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击筑。帝常拥夫人倚瑟而弦歌，毕，每泣下流涟。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侍妇数百皆习之。后宫齐首高唱，声入云霄。

图15 翘袖折腰舞（1）

图16 翘袖折腰舞（2）

戚夫人为汉高祖刘邦的爱妃，而李延年（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与张骞皆是汉武帝时代的人。李延年用张骞传入之曲改造《出塞》、《入塞》等旧声，使汉初业已存在的旧声焕发出新的活力。这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但为新的音乐门类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而且也为中华传统音乐走出宫殿、走向民间开辟了新的路径。由于《史记》中没有记录这方面的内容，现特将其整理组合，以作补遗。

[1] “郎”是皇帝的侍从官，没有固定职务，可随时被选授重任。

[2] 据阿里安记载，亚历山大留了3500名骑兵与10000名步兵留守巴克特里亚。参见Arrian，Anabasis of Alexander，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