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城与元大都之比较(1 / 1)

史林探径 杨共乐 1030 字 4个月前

美国《生活科学》曾评出“世界十大古都”,它们是罗马、雅典、君士坦丁堡、巴比伦、库斯科、特诺奇蒂特兰、底比斯、大津巴布韦、西安、卡霍基亚。其中,欧洲有3个,非洲有2个,亚洲有2个,美洲有3个。我就在这10个古都中选出罗马城来与元大都进行比较。因为这两个古都都具有世界性,而且人口规模也在百万或百万以上。今天我主要讲三个问题。

一、建设特点

拿破仑曾认为,罗马不适合成为意大利的首都。因为罗马的四周没有很好的天然屏障。然而历史的发展恰恰与拿破仑的观点不一致。罗马不但成了意大利的首都,而且作为首都的持续时间很长。

罗马城的建设特点可以用西方的一句谚语来概括,这就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从历史的角度看,罗马城确实不是一天建成的。它不是由一个工程而是由许多个工程完成的;它没有一次性的整体设计,而只有开放性的规划补充。罗马城的许多标志性建筑都是后来逐渐建设起来的,例如,恺撒广场、奥古斯都广场、韦斯帕芗广场、弗拉维竞技场、图拉真广场等皆为后来逐步建立的成果。

图5 强盛时期的罗马城模型

元大都城则完全不同。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大都城从至元四年(1267)开始兴建,八年(1271)二月筑宫城,九年(1272)五月建东西华门、左右掖门,十年(1273)十月筑正殿寝殿周庑等,十一年(1274)正月宫阙告成,二十二年(1289)六月修完大都城。元大都城是一次性工程,由刘秉忠整体设计,历时18年,中轴线明显,与传统中国的都城建设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比较罗马城与元大都的建设特点,我们能够发现:罗马城是多人设计,多代建设;而元大都则是一人设计,一代完成。

二、城市中心

城市中心是都市的心脏,与相关国家的文化有密切的关系。罗马城的中心是开放式的罗马广场。罗马的最高权力来自公民,而广场则是公民开会议政、行使最高权力的地方,是罗马重要政策和决定的产生地。广场所体现的是罗马公民至上的理念。对于罗马人而言,共和国时期的执政官一年一选,无官邸,其居住地就是自己的家。到帝国时期,大部分元首也无固定的公共居住点。他们的房子是自己的,大多集中在帕拉丁山上。例如,罗马著名的元首奥古斯都,他居住的房子就是自己于公元前23年从霍腾西乌斯那里买来的。这些住处都不是罗马城的中心。

皇宫是元大都的中心,是元朝行政决策的核心枢纽。对人民开放的广场在元大都的中心建筑群内是不可能出现的。

图6 元大都平面图

就城市的信仰中心而言,罗马城的信仰中心是神庙。朱庇特神是罗马的主神。按照罗马人的传统,朱庇特神庙被建于罗马城最高的卡比托尔山上。罗马人每次取得重大胜利都要向朱庇特神谢祭感恩。元首在总结自己的成就时,也会把建修庙宇作为自己的主要政绩。而元大都的最高信仰中心是太庙。《元史·刘秉忠传》载,至元四年,“命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左祖右社,面朝后市”一直是皇城设计的重点,元大都也不例外。

三、支撑力量

建都是一个国家的大事,需要思考建都点的昨天、今天和明天,需要思考建都点昨天、今天和明天可持续的力量。在世界古都发展史上,罗马城和元大都都是人口一度达到或超过百万的城市。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罗马城的居民人数达到100万至150万。元大都的居民也有50万至100万之多。要养活人口达百万左右的城市,光靠罗马城或元大都附近的土地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就需要通过别的途径来解决首都的粮食供应问题。元朝靠的是漕运和海运。而罗马则借的是地中海之力,借的是地中海这一天然的运输线。据记载,在奥古斯都时代,埃及每年有2000万摩底小麦运往罗马城。北非运往罗马城的粮食数量是6000万摩底,可以满足罗马人一年中8个月的粮食需要。[1]这些都需要通过运输才能到达罗马城。西方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作“条条道路通罗马”。实际上,罗马行省发达的陆路,如果不依靠地中海,是通不到罗马城的。因为意大利的四周三面是海,北部则是高屹的阿尔卑斯山。只有通过地中海这条天然的运输线,帝国的条条道路才能通向罗马城。

四、比较后的启示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比较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它能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一种新的思考点。通过罗马城与元大都两个古都的比较,我们能够得到下面几点启示。第一,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不一定同步。罗马城和元大都这两个古都都具备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交通中心、消费中心等特征,但它们都不是经济中心。第二,皇帝或朝代的变化都有可能使中国古代的首都发生变化。在古代中国,朝代可变,首都也可变。而这一规则与罗马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无论是罗马村,还是罗马城,无论是地中海之都,还是永恒之城,罗马城始终是罗马帝国的首都。可以说是,朝代可变,首都始终没变。第三,首都的建设与所属国的文化与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它是政治文化的一种反映,是政治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1] 参见杨共乐:《罗马社会经济研究》,53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