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以过于复杂的方式提出来是不太有利的。我的方式，是尽量不让当事人感觉到问题的重要性。这是为了防止对方用力过猛。一般而言，“名称”是听到后容易引起注意、也富于暗示的，所以采录名称是最为简便也最为自然的。如果曾在别处听到过，或是知道与之相近的词语，无论是谁都会有所注意，希望对其内容一探究竟的。而被问者也容易回答。例如，上述的“忧饭团”，或是“土产团子”“一杯酒”等，在此名下，即使是说明略有不同，其起源也可以推想而知。然后便会察觉碗的黑色、饭团子的并非三角形，都不是偶然的结果。于是此前一直未受重视的重要事实，也由此而变为自然而然的疑问，进入意识之中。关于“枕饭”的去向，近来也有前来帮忙的人毫不忌讳地分而食之，或是乞丐前来讨去的例子，但以前是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今后又将如何变化，可以算是一个不错的问题。尤其是带到墓地的食物，实际上最后是如何处理的，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日本固有宗教的发展史上，那些进献给看不见的神灵的供品的实际食用者，被视为神主，如果是野鸟山兽，会被认为是神的使者。而关于死者的食物，也有同样的思想，将服丧之人与常人区分开来，令人们重视死忌的效果。我知道这一问题如果被正面提出来，恐怕没有人能够详细应答。因此我们除了从最容易着手的名称和外形出发，耐心地进行推论之外，别无他法。

也许此前的调查有些过于性急，对成绩抱有太高的期待。如今残留于农村的古老的风习，并不一定受到普通的人生观乃至信仰的支持，如果勉强要谈其理由，只能得到“确实有些古怪”，或是“父母邻人都是如此，若无须改变也会持续下去”之类的回答，其存续基础甚为薄弱，往往容易中断。即使偶然有些较为显著的残存，也大都与新兴的迷信相结合，或是迎合了子女的兴趣，或是其他尚未察觉的原因等外部的情况偶然加之的结果，本就无法保证枝叶先落而根干永存。而后世的随意解释反而对当事人最有影响力，根据他们的说法来把握习俗的真意，殊为不易。如果把这些零散细碎的事实直接当作记录过去之物，那便如同经白人之手而成的蛮民志一般，只能让我们欲知之事永不得知，只能借助远方的学者们的学说，得出连自己都于心不安的结论。与其求教于彼，不如珍惜自己贴切的疑问。采集绝非只属于作为后勤的兵粮吏的工作，处身学界的“乱军混战”时代，采集更应成为我们退而默默坚守的根据地。

“忌”与西方殊俗志家所谓的“taboo”应该属于同种法则，而如今流传于日本的只是其痕迹的一小部分，由此而一窥全豹，已颇为困难。国民独自的数十世纪的发展，又造就了另外的具有个性的特点。火的清净污秽观念，便是其一，能够通过人的自主性力量，对“忌”加以处理甚至改变，在别处还没有看到类似的事例。并且这一法则既非多数集团协议的结果，亦非圣贤之人指导的产物，由于各地自由的发展演变，很早就出现了无法完全调和的矛盾。在城镇生活的人们，最早撤下了他们的“忌中”标牌，但又严格地遵循着“中阴”的做法。奉公[12]制度中最为过分的算是“除服出仕”[13]了，而这些人都与服丧的家人居住在一起，“忌饭”的风习也当然会被扰乱。这一做法，不可能是日本本来就有的制度。还原历史属于附加的工作，是对在发展程度较高的社会中追寻民俗之人的特殊要求，如果将之与一般的所谓“土俗志（ethnography）”看成一回事，认为只有内外之差，那么是注定无法成功的。我们所依托的，是作为同乡同族人的理解，以及对于用语的极为精细的感知。只有掌握了这些武器的观察者，才能解释复杂的古老传承，以此来启发后来的学徒。正因如此，乡土研究才值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