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尔茨曾将推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中心冲动”归纳为三个主义：“发展主义是朝向技术现代性和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整合主义是将传承下来的各民族和移交下来的领土在政治上凝聚于一个能干、亲民的政府之下，而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是原初的、独特的社会人格的文化表达。”它们构成了“民族存在的创基性目的，即便不是现实，起码是志向”。[94]几乎无须做大的修改，这三大主义也可以被用来理解20世纪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前边对国语运动的总结主要集中于格尔茨所说的“整合主义”和“发展主义”这两个维度，但这并不意味着“特殊主义”的缺席。实际上，下面我就想以国语运动的“中国特色”来结束我的讨论。

此处所谓特色，主要是与西欧和日本的相应现象加以粗略比较的结果，我无意声称它是独一无二的。在讨论对待方言的态度的时候（参看第九章），我们对此问题已经略有涉及，此处则准备聚焦于一个更根本的话题，即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平田昌司提出：“汉语很突出的特点可能只有一个：坚持全用汉字书写的原则，拒斥其他文字进入中文的体系里，正字意识十分明确。”[95]乍听颇怪，明明要讲“汉语”，说的全是“汉字”，然而其自有精到之处。美国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W.Mote）也认为，文字是“最能标示”中国文明“特质”的东西。[96]回顾本书各章，我们不难发现，整个国语运动就是在重新调整汉语和汉字关系的前提下铺开的：它以批判“言文分离”为启端，以力倡“言文一致”为嚆矢，将口语、文字、文章各个层次牵连卷入，成为一场语文的全面变革。

汉语、汉字、汉文，三者一脉贯穿，一触全发。对此，洋人亦有体悟。1931年，《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报告书》提出：

目前中国各种教育问题中，有统一中国语言之一问题，与连类而及之中国文字问题，此皆有特别重要关系者也。中国有一种普通见解，以为欲维持中国之统一，必须保存中国之象形文字。顾此所谓国家统一问题，若就将来较广大之需要言之，行见文字之统一，犹未克应付日后之需要；所应注重者，即有一种通用国语（官话？）使之普及于各地是也。[97]

该报告书特别注意到语、文不同却相关。的确，这二者分而不离，若即若离，解决一个，未必即连带解决另一个，但一个解决不了，另一个也必受牵连。

我们说过，从“言文一致”到“语言统一”，中国的国语运动深刻地受到日本的影响（参看第一章、第三章）。作为“汉字文化圈”中的主要国家，二者近代的语文改革运动彼此牵维，面临着不少共同课题，但差别也很明显，甚或触及文化本根。王柯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坚信中日“同文同种”，日人却并无此念。这种一厢情愿的误解，正是造成后来悲剧的一大根源。[98]实际上，日本也从未放弃过文化独立的自觉。自汉字传入开始，日本一直有人试图发掘其本土古老的“言灵”观念，将之锻炼成为与“汉文”抗衡的工具。到了近代，“言灵”论遂进一步成为批判汉字、宣扬“国语”的依据。[99]换言之，对日人来说，其民族文化身份主要是通过“言”而非“文”界定的：这与中国人的“同文”想象正是胡越相背，南辕北辙。

不过，国语运动带来的一个基本冲击，就是提升“声音”和“语言”的地位，以此为标准重塑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这与日本的信仰不无关联。但这里我想强调的是，“重文”倾向仍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国语运动：它由切音“字”运动拉开序幕，毫不足奇；问题是，这个重文的倾向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1930年发布的一道训令就说，“本部为厉行国语，以期语言统一起见，从前曾经令饬小学不准用文言教科书，初中入学考试不考文言文，初中教科书多用语体文，师范学校注重标准国语……真不止‘三令五申’了”，然而都“注重在文字方面”，对于真正的口头状况关注不多。[100]

事实上，“国语”一词真正在学校教育中产生大规模影响，就是以“白话文”的身份出现的；就人们生活的实际情形而论，白话文的力量也远远超过语言统一。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训令全国，将国民学校“国文”科改为“国语”科。此令一出，各地物议蜂起。无锡县的一份呈文认为，“教授语体文，系为言文一致，然必国语普及而后可以言文一致，又必读音统一而后可以国语普及”，建议先从统一读音抓起。对此，国语统一筹备会起草的答复强调，国语统一包含“读音统一、语法组织统一、词头构造统一”三项，“必三者具备，始能谓之为国语”，原呈只重“国音”，“乃国语之一部分，非其全体也”；而此三者又“并无先后可分”，故“国民学校改授语体文，此即国语普及方法之一，所谓语体文即国语也”。[101]其实这份答复不无强词夺理之嫌：仅言“国音”不足为“国语”，然则仅言“语体文”即成“国语”乎？更值得注意的是，呈文特重“读音统一”，正对应着字面上的“语”（但仍非“口音”）；教育部所说，其实仍是“文”。二者理解不无参差（当然也不对立）。

当然，这并不代表教育部不重视“语”的问题。其时注音字母已经公布，《国音字典》也正在编纂之中，只是推广白话文的事业似乎相对更为顺手而已。[102]不过，这个训令却影响了一般人对“国语”的理解。1921年，胡适在商务印书馆开办的国语讲习所的演说中得意地宣布，经过新文化运动者多年的努力，“白话公然叫做国语了”[103]。然而，自此之后，许多人反在实际上把“国语”窄化为“白话文”，以为推行了白话文，就是推行了国语。

20世纪20年代初社会上流行的另一个见解，是把国语看作注音字母。胡适在1921年就发现：“许多人以为注音字母就是国语，学了注音字母就是学国语。”[104]1923年，黎锦晖也认为，国语统一已成了“读字母统一”，很多人的精力都花在了注音字母上。[105]吴稚晖抱怨，“现在无算无算的人”都把国语和注音字母看作一物。其实，国语统一的重点“全在国音字典”，而非注音字母。[106]然而，即使是专门在国语讲习班受训回来的教师，有些也只是在课堂上教学生熟读注音字母，自己却一句国语也不会说。[107]则其受训的内容，也就可想而知了。

无论是把国语仅仅当作白话文，还是当作注音符号，其实都是“文字”习性的流露。也就是说，这仍是通过“目治”，从纸面上揣摩；而不是经由“耳治”，习得活泼泼的声音。如此学来的国语，必是“哑巴国语”。盖中国人久已习惯学“文字”，并不知如何学“语言”，只能动用处理前者的经验来应对后者。民国时期国语推行成效不彰[108]，原因固然不少，但缺乏相关经验，也是其中之一。反过来，白话文推广的速度与范围就好得多，因为它是“文”，乃是中国人最擅长的领域。

1948年，陆志韦在一次演讲中说，领导白话文运动的“那些大文豪，在早期差不多全是南方人，差不多全是不会说国语的，到如今还没想学国语。说官话的为数不多，说北平话的绝无仅有”，遂使白话文变成“八不像”：“不死不活的，不文不白的，不南不北的，不中不西的。”[109]他的观察明显带有偏见。白话文是否变成“八不像”，又是否该由南方“大文豪”们负责，都可商榷。整体上看，白话文创作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进入一个新境界，绝不如陆志韦所说的那般不堪。如果我的这个判断并无大误的话，那么，是否讲得好国语和能否写得好文章，并无必然关联。因为写文章可以“目治”，文言文如此，白话文亦然。[110]

不过，陆志韦所根据的标准，却是白话文运动者自己宣称的“言文一致”：“言”既然不佳，“文”又怎么会好？这对于白话文运动者来说，可谓莫大讽刺。问题是，自20世纪30年代起，白话文不“白”，就已是一些较为激进的评论家的共识（参看第五章）。陶行知甚至把白话文与文言文一起归入“眼学”之列：“我们的眼睛看惯了古文、白话文，容易引我们走错路。比较起来，还是耳朵靠得住。”他是宣扬“大众语”的，大众语则是标准的“耳学”：“我们的耳朵是和大众接近些。所以写大众文的一个好方法是请我们的耳朵出来指导我们。凡是耳朵听得懂，高兴听的也把它写下来。”[111]

按照左翼文化人的观点，白话文不“白”，全因执笔者自己没有真正站在“大众”的立场。不过，除了这种政治社会角度的解说外，我们也不能忽视语文本身的原因。事实上，白话文意义上的“国语”和口说的“国语”，语言标准是不大一样的。前者以胡适所谓“普通话”为“中坚分子”（参看第十章），后者则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常常被当作“北平话”（参看第七章）。二者虽然“大同”，却也不无“小异”。[112]据此，朱自清在1948年评论道，白话文与国语实际已经走在两条路上：

五四运动发展了白话文，也发展了国语。白话文走着普通话的道路；国语大体上走着北平话的道路，可也走着别支官话的道路。白话文和国语的白话确是很不一致的。白话文用各种官话做底子，加上欧化、语录和旧小说的白话、文言，这才够用，可是疙里疙瘩的说不上口。上口的国语北平话在学生们说着的时候也在变，可是主要的是增加语汇，不像白话文那样骤然增加了许多语式，所以不大显得在变。

这样，在国语中，“言”“文”实际再次分离。不过他并不为此感到焦虑，因为他看到了融合的希望：抗战之后，北平话受到西南官话的影响，西南地区的语言也受到北平、上海话的影响，“这种方言的大解放和大融合显然是向着普通的道路，而白话文和说话倒因此接近起来”。随着时代和生活“急剧的变化”，“不但各地的方言会解放和融合，各阶层的语言也会如此的”。届时“国语和白话文的分别自然没有了，言文也可以一致了”。[113]

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国语运动的口号与实践之间存在着罅隙。在理论上，“言文一致”本要建立一个以“声音”为中心的书写系统；但在事实上，文字却在语文改革运动中起到了不可忽视，有时甚至是主动性的作用。我们已反复提及，国语统一运动遵循的是以“文字”统一“语言”、用“读音”（“字音”）去统一“语音”的道路（参看第三章、第八章、第九章）[114]，这正和中国文化发展的独特传统分不开。[115]此处要补充的是，这在白话文方面也有体现。严复曾区分新文化运动的“文白合一”与“西国”的“文白合一”之不同，谓“西国为此，乃以语言合之文字，而彼则反是，以文字合之语言”。[116]其实，他不免被新文化运动诸子瞒过：后者所谓“语言”，乃是早已着落于纸面的“白话”，用胡适有名的口号来说，即所谓“文学的国语”，而并非普通大众真正使用的日常“口语”。同理，我们也必须把这层意思考虑进去，才能更准确地理解这句口号的另一半——“国语的文学”——的具体意涵。事实上，胡适通过“文学史”的方式编织白话文谱系，钱玄同对“取灯儿”一类北京俗话特表鄙夷（参看第七章），皆是其真情流露（虽未必是其自觉）。何仲英讨论国语的由来，就特别提到“书本”和“印刷”的作用：“一个地方的方言，决不会永久不变；既变之后，仍有轨道可寻。果其推广的力量大，应用的人数多，印刷在书本里已经养成一种潜势力，不知不觉地就叫做国语。”[117]则“国语”就是“书面语”。

其实，凡有文字的社会皆不免多多少少存在着重文轻语的现象。相对于人人都会的口语，文字因其相对“稀缺”的属性，而与“权力”紧密捆绑，反过来，权力也增加了书写的权威。[118]有学者早已发现，直到20世纪中期，西方语言学家如莱昂纳德·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1887—1949）等都还认为，就主要功能而言，书面语足以代表口语。因此，“虽然很多语言学家和教育家都认为书写有赖于口语而存在，但显然自相矛盾的是，他们却把书面形式当作口头形式的模型”[119]。由于文字和书写在历史上获得了悠久的权威性，它们在近代民族主义的成长过程中也居于非常关键的位置。霍布斯鲍姆曾指出：“语言民族主义的争夺焦点是书写语言，以及在公共场合所使用的口语。”[120]查特杰在评论本尼迪克特的民族主义理论时，也特别注意到，“一些方言不断接近书面语并影响它，而其他方言由于不能坚持自己的书写体，因此仍然是方言”[121]。易言之，方言之所以成为“方言”，正源自它和文字的脱钩。查特杰在这里仍然强调语言对文字的“影响”，但事实上，书面语和口头语，究竟何者对语言的贡献最为重要，并不易言，唯可以肯定的是，前者的力量绝不容忽视。近年的一个研究表明，英语在14世纪晚期曾有一迅速提升，然而这却非其“自然发展”所致，而是一代作家努力的结果。[122]换言之，是“书写”而非“言说”提升了英语的品质。唯西人所谓“文字”，在中国人看来仍不免为“语言”。因此，虽然大家同有用“文字”衡量“语言”的心态，但“文字”的实际意指、地位和作用仍有不同。西人之“书面语”与“口头语”的差异，更多地带有社会阶级含义；而中国人所说的“文字”，除了社会阶级的意义外，亦同时指向一个独特的文化传统、认知图示，甚至一套宇宙观设定（参看第四章。当然，西人讲“言”，亦与其宗教上的宇宙观有关）。

前边曾经说过，晚清民国所谓“文字”，意思不一，既指狭义的“文字”，也包括“读书音”和“书面语”（参看第三章）。同样，时人所说的“语言”也是广义的，比如，有时“白话文”也被称作“语言”。事实上，这里边最有意思的就是“白话文”：它时而是“文”，时而是“语”，身份游移，意思只能随上下文判定，许多争论也因此而生。而也正是“白话文”的模糊性使我们意识到，“语”“文”的二分法并不是一种完善的描述模式。日本学者大木康曾提出一个“中国语言金字塔”的模型，内分三层——文言、白话（官话）、方言；而在文体上，它们又分别对应于诗文、戏剧和小说、口承文艺。其中“戏剧和小说”属于同一层次，对应的就是白话。[123]在此分类中，白话（戏剧和小说）处于全国性的高级文化（文言、诗文）和地方性的庶民文化（方言、口承文艺）之间。从影响的地域范围看，它即使不能说是全国性的，至少也是超地方的；从影响的社会阶层来看，它兼顾到了上层与下层。

现存文献中也有一些线索提示，时人对于这种处于中间的层次是有体会的。1917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开办了一所工人夜学。参与教学的毛泽东说，经过三日实验，“觉国文似太多、太深”，应“改用通俗语（介乎白话与文言之间）”。[124]这里很难确定他所说的“白话”是何意：若指“方言”，则“通俗语”就是一般所谓“白话文”；若就是指通常所说的“白话文”，则“通俗语”又是另一层次。无独有偶，1919年1月，蔡元培等人也提出：“欲用语言入文，必先调查全国之方言，博征古籍，以究其异同，详著其变迁之迹，斟酌适中，定为准则。其程度必视寻常之语言稍高，视寻常之文字较低，而后教育可冀普及，而语言亦有统一之望。”[125]“寻常之语言”“寻常之文字”，意义同样不易确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例子都突破了语言与文字的二分，而试图做更细致的区别，特别关注的是那些在社会意义上具有“承上启下”“下学上达”功能的层次（参看第二章第四部分）。国语运动的定位实际也就在这个层次。

若将这一结构放置于时间轴中，它将再次提醒我们，“大传统”为包括国语运动在内的民族主义的开展，提供了一种支柱性的作用。王国斌曾阐明，明清时期文化认同的普遍扩散（“文化将人们结合起来”），是如何为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打下根基的。[126]实际上，“文化将人们结合起来”的时间比这还要早，而在中间起到黏合剂作用的就是意符性的汉字。在此意义上，中国早就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不同地区的人们，正是通过汉字、经典、科举制度这样一些“大传统”，体认、想象、感知到一个“中国”或“天下”秩序的存在；也正是通过同样的纽带，无数个地方性的“communities”得以绾合成为一个“充满异质性的连续体”。[127]离开这一前提，20世纪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是无从想象的。

可是，无论如何，民族国家毕竟是20世纪的新事物。它“新”在何处？是什么将其变为一个现代的“想象的共同体”？对于一个“国族”（民族）来说，重要的不仅是“共同体”的规模已经远超“面对面”的社区水平，因而不得不依靠“想象”而存在；更重要的是，它试图通过多重实在而具体的手段，使其内部的“共同性”变得更加匀质。在传统“共同体”中，“想象”的力量没有也无意于消除其内部文化密度的差异性，这就是它包含许多“communities”的原因（参看第九章）。尽管这些“多”无碍于其成为一个不可分离的“一”，但“国族”的要求比这更高：“多”必须彻底化作均匀的“一”，密度的不同不被许可。国语就是促成这种匀质化的手段之一：在理论上，对所有国民来说，国语都是等价的，而不像方言那样（参看第八章），天生带有“门槛”，在“内部”之中又有内、外的分别。[128]

强调“大传统”的意义，也不意味着“小传统”是没有意义或者缺乏活力的。相反，中国文化的绵延、成长，主要得力于大、小传统的频密对流。这一点，我们仍可以从语、文关系的角度加以理解。刘节（1901—1977）曾说，汉字和汉语最初是两条“平行线”，汉字只代表思想，不代表语言，无法表现“声音的复杂结构”，更不要说“语言上的复杂结构”了。语、文分头演化，各自发展。“但过了一相当时期之后，中国语言逐渐失去原来的形态，反而受了文字的划一化”，丢掉“方言的强调性”，而发展出一套“受了文字影响以后所形成的中国人的共通语言”，也就是“官话”。另外，“文字的组织，也逐渐进步，容易适合于表达语言的曲折”，遂有“唐宋以后的白话文”。它“是一种代替文言的，更合乎现实的文体”。综合这两个方面看，“中国文体是永远在向与语言接近的道上走。而中国的语言，也逐步丧失其特性，而接近文字”。[129]

相对于大多数语文改革论者的静态见解，刘节的考察与胡以鲁、钱穆的看法（参看第九章）相类似，呈现出一种更加动态的眼光。他注意到，除了“分离”一面之外，中国的言和文也不乏相互影响的经验。语言因受到文字约束而减缓了分异的趋势，文字也因要竭力描写语言的曲折而日趋细腻。双方自有流变，又彼此调节，不即不离，而都变得更富弹性。回到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如果语言更多展现了小传统的迁变轨迹，文字则更多地与大传统紧密相连，这一描述显然告诉我们，大小传统之间是怎样持续不断地互相形塑的，“一”中之“多”和“多”中之“一”，也正是通过这一过程得到维续（参看第九章）。此外，我更想进一步指出，在刘节的描绘中，语言和文字看似是对等关系，但细读可知，文字扮演了更为积极的角色，在语文关系中居于相对主导（是“主导”，而非“主宰”）的地位。

了解这一事实，对于我们评估20世纪语文改革运动的得失非常重要。尽管以对汉字的批判为发端，但是，离开了由汉字所代表的文化传统的滋养，这个运动显然无法取得今日我们所看到的任何成就：“当代”生活变动不居，看似五光十色，却没有任何人能够把握其方向与力道，无法供给我们足够丰沛的思维和表述资源，更谈不上创造性思想所应有的尖锐力度和纵深之感。其实，在今日看来，国语运动的几个子项目中，汉语拼音化运动已完全失败，反而是态度更加温和的汉字注音方案（包括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与人方便，功德无穷；白话文和读音统一亦是成绩斐然，在人耳目。那道理自不难推知：只有“温故而知新”，才能为旧邦续新命。因此，以事后之明来看，我们似应特别庆幸这个运动中最激进的那部分的失利，得以使如此庞大的中国继续作为一个文化生命体而存在。如同余光中用他那诗人的语言所宣布的：无论中国如何变迁，“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便是永远存在的，“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在里面寄托了我们“祖先的回忆和希望”。[130]

在此前提下，我们来试着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作为国语运动的成果，现代汉语已经诞生超过一个世纪，经历无数人的试验，那它今日又处于何种境况呢？杜维明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曾引用台湾学者梅广的见解：“现代汉语虽经过几代的努力，但字汇、文法、表现形式还是有所欠缺”，远不如古文“纯熟优美”。它“从鲁迅以来一直是诘屈聱牙，在许多地方没有自信，要表现时有双语的顾虑。许多从国外回来的研究文史哲方面的学者觉得还是用英文表达比较顺畅，中文有许多困难，有许多字汇互相牵连，不能像江河般**”。[131]沈国威教授最近也提出：

作为民族国家的“近代”语言，至少应该具有以下的特征：可以用来表述不断出现、日益增多的新概念（能产性）；可以用来讲授新知识（传播性）；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具有较大的一致性（普及性）；有为绝大部分国民所掌握的可能（民主的机会均等）。从这些观点看，汉语还远远没有实现“近代化”。汉语中还有很多历史的遗物在左右我们的书面语价值取向。[132]

这两位的观察既互相印证，也有可以互相对比的地方，但不满意的态度是一致的。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诞生时间太短，自然无法成熟，不过它也受到了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其解决办法，当然不能是单纯地复古（如前所述，现代人的情感与思维，有许多已经远远超出文言所能表达的界限，硬要维持“文言”的格局，势必削足适履，崎岖难行），但吸收外来表达方式，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硬译”阶段。我们要做的，恐怕还是在借鉴古典和外来语的基础上，进一步锤炼我们自己的语言，使其更加丰富、细腻、优雅，富于层次感，能够更为清晰和流畅地表达复杂的思想，无论是由目入还是由耳入，皆能使人心通神会。对每一个与汉字、汉语打交道的人来说，无论从事何种专业，这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责任，本书当然也不例外——尽管其结果理所当然地配不上刚刚的宣言。

[1] 萧乾的有关经历及《梦之谷》的创作和发表，参见萧乾：《生活回忆录》《文学回忆录》，见《萧乾回忆录》，43～46、298～299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

[2] 本段和以下数段未注明出处者，参见萧乾：《梦之谷》，见《萧乾选集》第1卷，43、111、62、98、11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我使用的是作者1980年的修改本，但主要情节和表述并无更动。

[3]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154页。

[4] 李赋宁（1917—2004）回忆他一个小时因患病而耳聋的叔叔，“利用拼音字母”学会了读书，只是“语调与正常人不同，缺少抑扬顿挫”而已。（李赋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李赋宁的祖父李良材（字桐轩，以字行，1860—1932）是读音统一会会员，有此一例，并非无因。这两种“耳聋”当然不是同一意义上的，只是也不妨拿来为国语运动做一佐证。

[5] 事实上，这篇小说所描述的基本情形和感受，也得到了其他人类似经验的印证，如画家和作家倪贻德（1901—1970）在广州市美术学校任教时期的遭遇。（倪贻德：《记几个美术青年》，见《倪贻德艺术随笔》，151～15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世界语运动者冯省三（？—1924）的经历，更可以和萧乾的小说相互印证。1924年，他前往国立广州高师教书，曾在给钱玄同的书信中抱怨：“广州的人民，除开广州话外，所最注意的便是英文，至于中国的国语，在他们是毫不相干。……至于到了广州城，便是到了外国了，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说，成天像个哑巴，又像个傻子，要是到了不得已而必须说话时，便求之于笔的写。”这使他颇为不满：“国语运动了这些年，而运动得又那样热烈，中国的一个国立高师还是这样，岂不奇怪！”就连用语都和萧乾颇为相似，看来确实代表了“所有初次到广州的北方人”的共同心声。（钱玄同：《悼冯省三君》，载《晨报副刊》，1924年6月23日，第2版）。

[6] 不妨参看第九章中俞平伯对“母舌”的定义：“牙牙学语后和小兄弟朋友们抢夺泥人竹马的话。”但是两者也有一个根本的不同，即俞平伯说的是“方言”，萧乾则恰好相反，把“天真烂漫”的意味与“国语”联系在一起。同样，此文对“天籁”这个词的使用也与本书谈到的其他事例不尽相同（参看第一章、第三章），那里是强调语言与文字的对比，这里更多了一层“新生力量”的意味。

[7] 此处可以参考1935年年初胡适对广东文化的一段评论：“广东自古是中国的殖民地，中原的文化许多都变了，而在广东尚留着。像现在的广东音是最古的，我现在说的话才是新的。”当然，也正是这段话引发了广东人士的反感，导致胡适在广州的演讲被取消。详细情况参见胡适：《南游杂忆》，见《胡适文集》第5册，622～625页。

[8]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远距民族主义》，见《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81页。

[9] Richard Marggraf Turley，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Romantic Literature，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2，pp.131-155.

[10] 柳凤运、陈原：《对话录：走过的路》，23～24页。

[11] 这是琼·布罗伊尔（Jone Breuilly）等人的主张。对此观点的简要介绍，参见西蒙·冈恩（Simon Gunn）：《历史学与文化理论》，韩炯译，150～15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2]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见《康有为全集》第1集，183页，标点略有改动。

[13] 马体乾：《谈文字》，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86页。

[14] 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订定推行国语教育方案请讨论案》，日期不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301。

[15] 持相异观点者，如严复在1906年提出，“治民种之学者”所据以区分种族的各类标准，“最靠得住者，莫如言语”。西人以印度人与欧洲人为同种，即“以其言语，推至古音，大概相合”之故。但严复以为：“支那之语，求诸古音，其与西语同者，正复不少。……果使语言可凭，安见东黄西白不出同源？”可是，即便真的如此，也不能拿来作为国家成立的条件，盖“邦国之分，别有关系，不在语言、形色”也。（严复：《政治讲义》，见《严复集》第5册，12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即使同一人的主张也有前后不同的。张君劢（1887—1969）曾云：欧洲诸国文字、衣冠、正朔、礼俗皆同，之所以成为不同民族，皆因血统和历史不同。（张君劢：《中华民族之立国能力》，载《再生》第1卷第4期，1932年，8页。）但两年之后，他发表《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直言民族成立的要素有三——言语、风俗、历史，并特别强调，“言语与民族情感有绝大关系”，是造成“休戚相关”感的重要因素。（张君劢：《中华新民族性之养成》，见《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20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唯须注意的是，他这两次所说的“语言”（“文字”）各有偏重，前者重在欧洲诸国语言文字“同”的一面，后者则强调其“异”的一面。

[16] 伤心人（麦孟华）：《论中国国民创生于今日》，见《清议报》第67册，1900年12月22日，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本。

[17] 佚名：《中国之改造》，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41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18] 精卫（汪精卫）：《民族的国民》，见《民报》第1号，1905年10月20日，1～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影印本。

[19] 本句与下段未注明出处者，参见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见《饮冰室合集》第8册“专集之四十一”，2～4页。

[20] 西蒙·冈恩：《历史学与文化理论》，151页。

[21] 有人提出：“世界上有语言不同文字各异而可成为一国，名之曰同胞的，从古至今实在没听见说过。”[王蕴山（王璞）：《注音字母与汉字》，见朱麟公编：《国语问题讨论集》，104页（类页）。]

[22] 张之江：《实行国语统一借以团结民族精神巩固国家基础案》，见中华民国大学院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第1册，186页，1928。

[23] 袁道丰：《比国的语言战争与其国家的运命》，载《东方杂志》第27卷第11号，1930年6月10日，31～32页。

[24] 蛰庵：《欧洲各国国语势力消长考》，载《青年进步》第9册，1918年1月，18页。

[25] 杨邦超：《时评》，载《通问报》第241期，1907年，1页。

[26] 柄谷行人：《世界史的构造》，赵京华译，189～19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27] 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见《逝者如斯集》，4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

[28] 陶澍：《陈办灾各弊疏》，转引自刘铮云：《乡地保甲与州县科派——清代的基层社会治理》，见黄宽重主编：《中国史新论·基层社会分册》，412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

[29] 参看本书第三章、第九章，亦参见王东杰：《口头表达与现代政治：清季民初社会变革中的“言语文化”》，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12期，121～133页。

[30]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145页。

[31]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见《严复集》第3册，558、561～562页。

[32] 严复：《〈英文汉诂〉巵言》，见《严复集》第1册，155页。

[33] 孔繁霱（1894—1959）曾对杨树达说：“中欧各小国及中美、南美诸国，其种族皆白种，文字皆横行也。其国家之纷乱不可理与中国无殊。其称强者不过英、美、法、德、意数国耳。国家强弱之源，别有所在，不在文字也。”（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9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此论与章太炎的论述一致（参看第二章）。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废汉字论者和一些反对废汉字的人一样，实际是极“重”文字的。

[34] 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导言，1、5页。

[35]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245页。不过，吉登斯强调要区分“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他尤其表示要把民族国家当成“同民族主义所具有的任何特性本质上都没有必然联系的概念”（参见第140～146页），虽然颇具启发性，但本书并未采用。

[36] 严复：《救亡决论》，见《严复集》第1册，42页。

[37] 彼得·盖伊（Peter Gay）：《启蒙运动》下册，梁永安译，604页，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8。

[38] 蒙启谟等：《读音统一会会员蒙启谟等提议》，载《中华教育界》第2卷第5期，1913年5月15日，33～34页。

[39] 刘复：《国语运动略史提要》，载《晨报副刊》，1925年6月1日，第1页。

[40] Sy Wenwei：《选举国大代表，百分之八十人民的文字呢？》，载《时代日报·新语文》，1947年9月24日，第6版。

[41] 无题图画，载《官话注音字母报》第16期，1916年12月15日，卷前。

[42] 这一说法流行已久。康熙庚寅年（1710）徽州出版的一本儿童识字教本中就有“童子不识字，叱为瞎子”的话，并号称是书除“专治小儿眼科”外，“亦可略开村野盲瞽”。[佚名：《开眼经》，徽州文光堂梓行，清康熙庚寅年（1710）本，转引自温海波：《识字津梁：明清以来的杂字流传与民众读写》，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164～165页。]

[43] 陶行知：《徽州推行平民教育办法》，见《陶行知全集》第1卷，621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

[44] 陶行知：《对于上海市普及初步教育之意见》，载《生活教育》第2卷第7期，1935年6月1日，264页。

[45] 《永泰县之强迫教育》（照片），载《生活教育》第2卷第22期，1936年1月16日，封二。

[46] 《上海市识字教育运动》，载《生活教育》第2卷第7期，1935年6月1日，271页。

[47] 这不意味着下层社会的民众不需要识字——他们不但有此需求，而且有相应的实践，只不过他们所识的字与知识人认为他们所应该识的字未必吻合而已。关于明清以降中国基层社会的识字状况，可参看温海波的《识字津梁：明清以来的杂字流传与民众读写》。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该文注意到，在传统社会中，不同的识字读本收录字汇不同，造成不同的识字能力效果，比如，普通民众接触更多的杂字和作为通用童蒙教材的“三、百、千”等，差异就非常大，仅仅学习“三、百、千”，未必能够对日常生活的需要应付裕如，详论见该文第157～158页。

[48] 陈原：《拉丁化书报介绍》，见《陈原语言学论著》第3卷，50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49] 周有光口述：《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268页，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50] 天池：《再论化除满汉畛域之办法》，载《时报》，1907年8月14日，第1版。

[51] 孟森：《宪政篇》，载《东方杂志》第6年第1号，1909年2月15日，25～26页。

[52]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19、24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53] 夏晓虹《诗界十记》（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一书所收诸文，对此做了多侧面的描述，可以参阅。

[54] 关于电报的采用对文字改革的影响，参见蒋凤五：《国音电报成功记》，载《东方杂志》第23卷第2号，1926年1月25日，91～106页；王景春：《国音电报新法》，载《东方杂志》第27卷第8号，1930年4月20日，78～81页。关于电话的采用对国语的影响，参见陆为震：《近年来我国交通之进展及其计划》，载《东方杂志》第27卷第12号，1930年6月25日，33页。

[55] 丁格尔：《丁格尔步行中国游记》，载《东方杂志》第9卷第6号，1912年12月1日，7页。

[56] 李思纯：《汉字与今后的中国文字》，见《李思纯文集·论文小说日记卷》，943页。

[57] 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156页。

[58] 从事这一事业的人既有反对废汉字的，如留美学生周厚坤、祁暄（胡适：《留学日记》，1914年9月4日，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1册，449页），也有主张废汉字的，如林语堂（朱自清日记，1932年1月7日，见《朱自清全集》第9卷，100页）等。

[59] 周有光：《东西方之间的文化桥梁》《拼音和文字》，见《汉语拼音 文化津梁》，231、7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60] 周有光口述记录，见张宜：《历史的旁白——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口述实录》，4页。

[61] 胡适：《论短篇小说》，载《新青年》第4卷第5号，1918年5月15日，407页；《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载《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15日，317页。

[62] 胡适：《卷头语》，载《国语月刊》第1卷第7期，1923年8月20日，2～3页。

[63] 云庐致章士钊函，1925年，见《章士钊全集》第5卷，615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64] 钱玄同：《文学革新杂谈》，见《钱玄同文集》第1卷，158～159页。

[65] 胡愈之：《有毒文谈》，见《胡愈之文集》第3卷，551～552页。

[66] 施効人：《表意字与中国语的特性》，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445页。

[67] 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8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68] 傅懋勣：《民族语言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的三个方面》，见《傅懋勣先生民族语文论集》，426页。

[69] 聂绀弩：《关于语言》，见《语言·文字·思想》，163页。

[70] 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155～156页。

[71] 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城邦——从古希腊到当代》，石衡潭译，导语，3页，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72] 陈梦家：《关于汉字的前途——1957年3月22日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讲演》，见《梦甲室存文》，24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73] 严桢：《语言科教授利用留声机略说》，载《中华教育界》第3卷第3期，1915年3月15日，1页（篇页）。此篇系译作。

[74] 中华书局“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广告，载《国语月刊》第1卷第1期，1922年2月20日，封二。

[75] 胡适：《赵元任〈国语留声片〉序》，见《胡适文集》第3册，597页。

[76] 王了一（王力）：《江浙人学习国语法》，2页。此书初版于1936年。

[77] 《台湾省语文教育的现状和当前的需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83。

[78] 周有光：《语言生活的五个里程碑》，见《新语文的建设》，12页，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

[79] 宇文所安：《把过去国有化：全球主义、国家和传统文化的命运》，见《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田晓菲译，28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80]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140页。

[81] 秦凤翔：《比较实验国语正音法》，70页，上海，中华书局，1922。我用的是同年推出的第二版。

[82] 陈原：《〈广州话新文字课本〉序言和铅印版题记》，见《陈原语言学论著》第3卷，56页。

[83]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575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84]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23、32页。帕萨·查特杰（或译帕尔塔·查特吉）对于这种“空洞的时间”说做过犀利的批评（帕萨·查特杰：《被治理者的政治：思索大部分世界的大众政治》，田立年译，3～31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不过并没有否定民族主义时间观中的“当代性”指向。

[85] 赵元任：《国语统一中方言对比的各方面》，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635～636页。

[86] 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4页。

[87] 详论参见彼得·伯克：《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203～230页。

[88] 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143～217页。

[89] 《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载《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第1版。

[90] 周作人：《理想的国语》，见《周作人集外文》上集，757页。马西尼也指出：“‘新式国语化的白话’不仅仅是五四运动革命的结果，而且实际上还是几种不同风格的语言（白话、文言，等等）和地方方言的汇合。”（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142～143页。）

[91] 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translated by A.M.Sheridan Smith，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0，pp.3-4.

[92]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6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93] 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13页。

[94] 克利福德·格尔茨：《何为第三世界革命？》，见《斯人斯世——格尔茨遗文集》，316页。

[95] 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前言，1页。

[96] 牟复礼：《中国思想之渊源》（第2版），王重阳译，1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97] 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编：《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报告书》，“国立编译馆”译，34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98] 王柯：《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民族国家”、“边疆”与历史认识》，366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

[99] 王小林：《从汉才到和魂：日本国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36～70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

[100] 《广东省教育厅训令》第366号，1930年3月20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档案号：5-2-47。

[101] 《热河都统公署训令》第471号，1920年5月，辽宁省档案馆藏热河都统公署档案，档案号：JC23-1-7837。

[102] 其时也有人认为，“言文一致”和“读音统一”虽同为国语推广的子目，然而前者见效易，后者收功缓，不如集中精力在白话文方面。参见丁晓先：《小学校教授白话文之研究》，载《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月14日，第4张第1版。

[103]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文集》第3册，261页。

[104] 胡适：《国语运动的历史》（作为《国语文学史》附录），见《胡适文集》第8册，128页。

[105] 黎锦晖：《国语在东南各省的发展》，载《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日，第31页。

[106] 吴稚晖：《二百兆平民大问题最轻便的解决法》，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1924年1月25日，13页（栏页）；《答ㄍ君书》，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220～221页。

[107] 据黄通回忆，他的国语老师就是只教注音字母，自己却不讲；而黄通本人则是像吴稚晖讲的那样，通过学习《国音字典》掌握了国语。详论参见黄通口述，陆宝千采访，郑丽榕记录，沈怀玉、魏秀梅整理：《黄通口述自传》，12～13页。

[108] 1946年12月24日，魏建功接受中央社的采访时说：“国语推行运动似已呈藕断丝连之态。”朱自清颇表赞同。参见朱自清：《论国语教育》，见《朱自清全集》第3卷，191页。

[109] 陆志韦：《目前所需要的文字改革》，载《观察》第4卷第9期，1948年4月24日，9～10页。

[110] 语言学家吴宗济（1909—2010）说自己小时候写的是文言，进了学校，“考国文几乎是不及格。……后来买来一些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周瘦鹃的小说（来读），才知道原来是这样写文章啊。（就）照着样子写，就成了”。参见吴宗济口述记录，见张宜：《历史的旁白——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口述实录》，20页。

[111] 陶行知：《怎样写大众文》，载《生活教育》第2卷第19期，1935年12月1日，1页。

[112] 平田昌司曾据此认为，胡适、陈独秀等在1917年发起的文学革命只是一场“眼睛的文学革命”，而“完全没有考虑到语音标准和发音的统一问题”。（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280～282页。）但这是不公平的。事实上，新文化运动者对于语言统一是高度重视的（参看第五章、第六章），而且白话文运动正是要在纸面上实现中国文化的“声音转向”。（王东杰：《中国近代文化的“声音转向”与知识革命》，见中国当代艺术研究丛书编委会主编：《中国当代艺术研究》第1辑《感官媒介与认知方式的转变：中国当代艺术研究》，50～58页。）平田的看法，乃是将文学革命孤立起来观察的结果。

[113] 朱自清：《国语和普通话》，见《朱自清全集》第4卷，532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114] 蒋介石在纪念吴稚晖的文章中，高度称赏其对国语运动的贡献：“先生认为我国‘书同文’还可勉强过得去，但‘字同音’则距离太远，于是在民初即尽全力研究并推行统一国音运动。”（蒋介石：《吴敬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见曾景忠编注：《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318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10。）其表述虽不全面，却相当准确地把握到了国语运动思路的关键。这一思路，在大陆如此，在台湾亦然。一份写于1946年4月20日的文件指出：“汉字可为台语与国语之桥梁，故推行国语而欲求台胞能自然学习，仍须以国字为媒介；学国字须谋国音，故须推行注音国字。将来新学国字之人将完全以‘国音’为国字之‘读音’而代闽语原来之‘读音’——所谓‘孔子白’。其方言中之音（有字可写者），即为那一字之‘语言’也。”（《台胞语文真相及国语推行之方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5。黑体字原文加有着重符。）此思路虽是特别针对台湾的情形而定，却极为忠实地遵循了国语运动从文字统一语言的基本原则。

[115] 如同平田昌司指出的那样，科举制度和以《切韵》为代表的韵书长期起着“字音”标准的作用，对读书人的发音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制约作用（其实际效用当然无法和国语运动对“语音”或“口音”的关注相比）。事实上，明清以来，人们已经有以“字音”正“语音”的明确意识。平田在书中引用了两条材料，很有说服力。一是朝鲜《成宗实录》“成宗十四年”（1483）条：“我国至诚事大，但语音不同。必学得字音正，然后语音亦正。”二是雍正六年（1728）上谕：“五方乡语不同，而字音则四海如一。”（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236页。）此外，南方许多地方语言中的文白异读现象大概也与此有关。丁邦新对于这个现象有详细的论述：“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周代的语言一代一代地传到今天以后，虽然其结构仍然大致接近，而音值则相差甚大。对于重要的文学作品，或是儒家思想笼罩下的必读的经书等，按中国人传统的读书习惯也是从小看着书口耳相传的，同时从学童启蒙时开始就讲究书声琅琅，日久而成的习惯加上书上看得见的文字，使某些读音和文字连上密切的关系。这一层关系竟然跟不上语音的变动，竟然在语音已经改变之后，有些地方还有读书音或多或少地借文字流传下来。……这些读书音在各方言中发展的情形并不一致，大约在北方方言中呈现零星的状况，与语音的不同没有整套的对比。而在南方方言中情形就相当规则，如闽南语的读书音与白话音可说完全是两个系统。有些读书音可能借知识分子之口渐渐搀入口语，以致泯灭了读书音与白话音之间原有的界限。这种情形可以说是文字给予语言的影响，语言本身是圆满具足的，多半在与其他语言接触时才会加入新成分，读书音的系统可说是另一种方言，它所以会遗留下来的缘故乃是由于文字的媒介。这种类似的情形在别的语言文字中非常少见。”（丁邦新：《中国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兼论中国文字学》，见《中国语言学论文集》，519页。）

[116] 严复：《与熊纯如书》，见《严复集》第3册，699页。

[117] 何仲英：《中国方言学概论》，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1924年1月25日，33页（栏页）。

[118] Jack Goody，The Power of the Written Tradition，Washington and London，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2000.

[119] Brian V.Street，Literacy in Theory and Practi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66.

[120] Eric.J.Hobsbawm，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Programme，Myth，Reality，p.113.

[121] 帕尔塔·查特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范慕尤、杨曦译，30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122] Jeremy Catto，“Written English：The Making of the Language 1370-1400”，Past and Present，No.179，2003，pp.24-59.

[123] 大木康：《庶民文化》，见森正夫、野口铁郎、滨岛敦俊等编：《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周绍泉、栾成显等译，50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24] 毛泽东：《夜学日志首卷》，见《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107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125] 蔡元培：《发起国语研究会请立案呈》，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2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126]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152～15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27] 参看第九章，亦参见王东杰：《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8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128] 这里所说的是“理论上”的认知。如同本书第九章所展示的那样，在实践中，民族国家（国语）并不一定就要像美国的女性主义政治理论家艾莉斯·马利雍·杨（Iris Marion Young）所说的那样，“压抑‘我们’之间的差异”（艾莉斯·马利雍·杨：《像女孩那样丢球：论女性身体经验》，何定照译，264页，台北，商周出版，2006），尽管某种意义上的“压抑”或多或少总是存在的，然而这是所有人类社团生活共同具有的倾向，并非民族国家的排他性特征。

[129] 刘节：《研究中国语言文字的新途径》，载《说文月刊》第3卷第1期，1941年8月15日，74～75页。

[130] 余光中：《听听那冷雨》，见《桥跨黄金城》，213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

[131] 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2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32] 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554～5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