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满足民族国家需要的同时，国语运动还具有一个时间维度，就是对“现代”的追求。在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超越单纯的政治维度，把它放在一个更宽广的视野中。吉登斯曾提出，现代社会制度有赖于两种时空“脱域”机制，一个是“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s）”，另一个是“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象征标志”是人们借以进行“相互交流的媒介”，“它能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专家系统”则是“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他们维持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52]无疑，“国语”正是吉登斯所言“象征标志”的一种，它的制定和传授又有赖于一个“专家系统”，并强化了这一系统的权力。

不过，我指出这个视野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借助于任何既存的“现代性”理论才能理解国语运动。相反，我们恰好是要从中国的实际经验出发。19世纪晚期以来，中国的物质环境、社会组织发生了一些引人瞩目的变化，它们都指向一个规模急剧扩大、构成方式更为复杂、时空被高度压缩的大型社会，国语运动乃是适应这种社会的沟通和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

让我们首先来看物质方面。晚清以来，各种“为古人所未曾梦见”的新器物、新技术和新景观层出不穷，使得旧有的字词穷于应付，中国人似乎陷入了一个“表述危机”之中，而这一点正是造成语文改革的主要动因之一（参看第一章）。清末黄遵宪等人诗风大变，也是大量采用新名词，描述新事物、新主题造成的。[53]其中，与交通和资讯传播有关的部分，如汽船、铁路、电报、电话等，增强了整个社会的流动性，也使得社会生活日益快捷化，更成为文字改革和国语运动的动力源头。[54]

在诸种新生事物中，现代印刷技术的推行，尤其是打字机，对汉字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民国初年，一位英国记者丁格尔（Edwin J.Dingle，1881—1972）就断言：汉字“只能用笔书写，不能用打字机书之。即此一节，于其国中将来商务之发达，颇有阻碍。盖商务发达至极繁时，其交通而随之亦趋于极繁，当此之时，时光至可宝贵，若写字不能用打字机，则殊多不便也”[55]。李思纯也曾理直气壮地提出：“汉字的其他劣点，且不必说。只是‘不能造打字机’一件事，便可以作废汉字的一个最坚强最确实的理由。”[56]据唐德刚回忆，直到20世纪60年代，郭廷以（1904—1975）在美国看到洋人用打字机写文章，还羡慕地说：“他们写文章是机械化；我们写文章是手工业，如何能比？！”[57]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段里，这个说法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为此，颇有人花费心力，希望研制出汉字打字机。[58]然结果都不甚令人满意，故汉字也始终处于“权摄”地位，面临着随时可能会被罢黜的危险。而最终将汉字从达摩克利斯之剑下解放出来的，仍是新工具。1996年，周有光宣布：“信息化不仅意味着‘从机械到电脑’，更重要的是‘从封闭到开放’。……进入信息化时代，必然进入拼音化时代。拼音化的含义不是‘废除汉字，改用拼音’，而是‘利用拼音、帮助汉字’。”这里他对“拼音化”的定义显然和20世纪大多数汉语拼音化运动者的定义不同。但实际上，在1983年他还是“废除汉字，改用拼音”的主张者：“‘汉语拼音文字’就是实际在流通并且获得‘文字’的法定地位的汉语拼音。”[59]促使他观念改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就是计算机汉字输入法的发明。

不过，即使到晚年，周有光也没有彻底改变观念。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

我到如今还认为中国的文字不大方便，在电脑上使用不能跟人家竞争，我今天还主张要有一种很方便的中文。但是可以保留原来的、困难的（中文），让有时间的人去使用。（应该有）大家不要花太多时间就能用的语言文字。在新的时代要学的东西多得不得了，你不能叫一个青年花太多的时间在语文上面。[60]

周有光这里延续着自清季切音字运动就开始的思路，即如何应对节奏日快的社会生活（参看第一章），这实际也是整个语文改革运动所欲应对的压力。胡适论文学，最喜欢“讲究‘经济’”，所以把短篇小说作为“世界文学最近的趋向”的代表，又认为戏剧是“最不可不讲经济”的文类[61]；讨论“二千年的小百姓”创造的“破体字”，仍是看到“合于‘经济’的一个大原则”[62]。同样，反对白话文的人，理由也是“不经济”。同一意思，文言表述更为简洁，耗时更少，“其经济若何？”[63]钱玄同则说：文言看起来简洁，可是表述“笼统、粗疏、含糊”，读者看完了，“还要仔细推求，才能明白”；白话文则“分晰、精密、朗畅”，一看就懂，“请问谁经济，谁不经济呢？”[64]他们所说的“经济”，就是“经济人”的“经济”，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利润，节约、节省之谓也。无论是否赞成语文革新，皆以“经济”为准，那一时期的社会价值观念所向，不难想见。

商品经济不但改变了中国语文的面貌，也为后者提供了一个理解与表述的模型。胡适曾把语言比作货币（参看第九章），信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左翼文化人，更是热衷于这个类比。在1937年3月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胡愈之宣布：

拿语文和货币来比较，是最适当没有的。货币是表现商品价值的工具，而语文是表现思想的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靠货币的媒介，才能发展商品的交换，同样地，在一切人类社会中，也只有靠语文的媒介，才有思想的交换。资本主义的商品制度的存在是货币的“生存理由”，而人类思想交换的必要，也是语文的一般“生存理由”。

他做此铺叙是为了表明，“纸币只是金银的代表者，所以书写文字也只是口头语的代表者”，否则便不能“起思想交换的媒介作用”；而方块字是不能“代表活语言”的，“至少有一部分已成了不兑换货币”，甚而是“冥国银行钞票”了。[65]施効人也有类似的见解：语言与文字“同为表达人们观念的工具”，却包含着一个“矛盾的性质”——“语言的可变性强，文字的可变性弱”。这就好比“商品里边包含有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两重性一样，这个矛盾要求其统一”，就是“我们今日语文改革”的契机。[66]这些论述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同一种隐喻视角，提示出国语运动和商品经济之间在逻辑层面的同构和在历史层面的关联。

显然，物质生活的变化，不仅造成了词汇、文字和文章领域的改变，也使得人的情感和思维方式发生变易。不过，它并非直接作用于人的心智领域，而是通过社会组织来进行的。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74—1945）曾说：“正是语言使得人在社团中的存在成为可能；而只有在社会中，在与‘你’的关系之中，人的主体性才能称自己为‘我’。”[67]这个意思是说，语言的迁变乃是“社团”关系更革的结果（至少是互动的），同时也是个人与他人及社会关系变化的表征。语言体系不同，人“我”关系及社团构成也不一样。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有必要把国语运动放在“社团”变革的视角下进行思考。

中国现代“社团”变革以建构民族国家为核心任务，但在民族国家之外，它还有其他使命。傅懋勣指出：“当社会处于封建割据的分散状态时，分散的方言就可以满足各个不同地区的居民的交际需要。但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以后，共同市场和工商业中心的出现以及现代通讯设施的日臻完善、国民义务教育的普及等等社会因素，为标准语的形成创造了条件。”[68]市场、城市、通信、教育，都已超出国家形态范围。聂绀弩1936年的一段话拈出了“生活”二字，更为简要：“所谓语言随时代底变换而变换，其实就是随着生活底变换而变换。时代变换了人们底生活，生活又使语言受到它底影响，如斯而已。”[69]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生活底变换”尤其表现为生产关系的变革。1931年，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瞿秋白试图把语言文字和社会生产方式直接对应起来：“科学的机器工业没有发生的时候，人往往不能用理智的、合乎逻辑的言语来记载一切的东西，而用手工业的特殊方法——熟练的手艺式的文章，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方法。”[70]特定的“文章”类型对应于特定的生产方式，而机器大生产和个体手工业的不同，重点显然不在机器，而是通过机器被组织起来的人的社会属性。

瞿秋白的论说当然过于简单。不过，正如丁格尔所提示的，包括商务、交通在内的经济生活的确是理解现代社会的根本，而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又都是以“国家”为单位组织起来的。事实上，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格局，谋求与捍卫自身的国家与社会利益，而这就要求它必须营建一种更集中和有效的社会及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前边谈到的国家认同对“原生性”认同的替代，就是此一过程的产物。从竞争效率的角度看，交流过程的标准化和简明化自在情理之中，它自然会对语言文字的各个层面（无论是书面的文字、文体，还是口头的语言）产生冲击。

民族国家的建立，也伴随着城乡关系的调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城乡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连续性。但是，20世纪以来，包括物质、知识、人员、权力在内的各种资源日益向少数大城市集中，城乡连续性随之破裂，而日益变为政治地理学家们所说的“中心—外围结构”。[71]如果用我们前面区分的两种“统一”观念来看，这种结构更趋于刚性统一。从价值论角度看，这个结构不仅决定了权力的分配关系，还被置换为“先进”与“落后”、“复杂”与“简单”、“现代”与“传统”的区异。20年代初期，张士一提出国语的确立条件之一即政治、外交、教育的“中心点”（参看第七章），就体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的思维特征。30年代，瞿秋白推出“普通话”以替代“国语”，理由之一也是它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参看第十章）。1957年，陈梦家在一次会议中提到：“最近听说汉语拼音文字中发生一个词儿连写的问题。研究连写的都是城里人，新名词多，乡下人就不同了，单音词多。”[72]他敏锐地抓到了物质和社会环境与语言的关系：因为新器物集中于城市之中，城里人的语言自然复杂。在此意义上，国语运动也可以说是一种语言的“城市化”运动。

这些变化推动了国语运动的发生，也为其推行提供了便利。语言在时间中存在，转瞬即逝。现代留声技术的发明则大大改变了这种局面，通过留声唱片，声音可以高度保真地反复播放。这种技术被迅速运用于国语教学。[73]1920年秋，教育部聘请王璞灌录了一张国音唱片。[74]不久，赵元任也制作了一张自己的国语留声机片。[75]无线电和电影对于国语传播贡献更大。王力在1936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就说道：“现代有三样东西最能帮助我们学习国语”——白话剧、有声电影和无线电。[76]在台湾推行国语的过程中，人们也有效利用了“广播电台、有声影片，及留声机等工具”[77]。20世纪最后20年，由于电视的普及，普通话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广开来。

国语运动的现代性，还体现在建制性的教授方式上。陈独秀在清末介绍国语教育时，就特别提到“学堂”的重要性（参看第三章）。在现代传媒技术（无线电和电视）普及之前，国语主要就是依靠学校推广的。周有光曾云，方言主要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母亲语”，共同语则主要是从教师那里学来的“教师语”[78]，可谓片言居要。更重要的是，现代教育体制又是民族国家运动的一部分。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指出：“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文学和文化遗产在新的国立学校教育系统里被机构化、体制化，从而成为民族国家稳固的基础之一。”[79]他说的是中国，可是这一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霍布斯鲍姆已经观察到，教育和行政力量合力推动了欧洲各国“大众的民族化”。[80]

国语运动也和知识领域内的一系列新变化相伴而生，主要是语言学的变化，其中尤以语法学、实验语音学和方言调查最重要。在国语运动的普及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与发声有关的那部分生理学知识。这些学科的出现，将研究重点从传统音韵学的“目治”方法转向“耳治”方法（参看第八章），解决了以往困扰学者们的“审音”问题，更加便利于国音的推广。职是之故，1922年出版的一本极受欢迎的“国语正音法”著作充满信心地宣称：“再不要迷信韵书可以教我们发正确的音；因为发音决不是不就生理，物理方面实验，可以成功的。”[81]教授国语发音的著作也大都会插入几幅发音部位图。而且这也不限于国语教学。陈原于1937年出版的《广州话新文字课本》一书就加了很多发音状态的图示。他特意解释道，只有“熟习了发音的位置”，才能“正确的教人发音和改正人家的发音。对于不惯分析音素的我们中国人，这一点是更加重要的”。[82]这里随手从时人著作中摘录两幅图片，以便管窥。

发音部位图，均选自朱荩忱辑：《国语发音学概论》，福州，实进社，1922

现代知识景观的变动也必然伴随着表述方式的变动。我们已经提到，国语运动同时指涉了两个语言层次，一是它所关注的对象，也就是现代汉语，二是有关它本身的表述（参看导言），而后者乃是前者的一部分。换言之，国语运动不但关注现代汉语变革，它自身就是汉语变革实践的一部分。就后一方面而言，国语运动表述中存在着两套修辞。一套是学术性的，主要是语言学和生理学的术语，当然有时它也会沿用传统小学的语汇，不过已将其重新脉络化，放入了现代学术系统中。另一套修辞是社会和政治性的，它们通过隐喻和转喻途径进入国语运动的论述中。但无论是诸如“汽船”与“汽车”等器物性的称谓（参看第一章），还是“专制”与“民主”等权力性的政治言词，所描绘的都是古来没有的新经验。

国语运动不但植根于现代性场景中，而且它自身就是面向现代的（参看第八章）。切音字运动和汉语拼音化运动对汉字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批评（参看第一章、第五章），白话文运动与“京音派”对“活语言”的推重（参看第七章），都是此一取向的流露。这和弥漫于整个思想界的历史进化论或进步论的基调有关，而这又是“国语”和新思潮中的其他分支共同拥有的“家族基因”。1929年12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说，中国正在经历一个有如西方“再生时代”（即“文艺复兴”）一样的运动。“如此时代有几个方面，如宗教革命，如古学复兴，如国语文学的起来，如新科学，皆是一个大运动的几个方向，必须会通研究，不可如今日史家之分作几件孤立的大事。”[83]文艺复兴一直被视为西方现代化的起点，胡适强调包括国语文学在内的这些方面“皆是一个大运动的几个方向”，最能说明它们面向“当代”的共性。

着眼于当下也是民族主义的特征。根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论述，民族的想象潜在地依赖于一个“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观念。后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同时性”的测量技术和思考框架。在此框架中，“过去和未来汇聚于瞬息即逝的现在”；通过它，我们得以“持续地确信那个想象的世界就根植于日常生活中”。[84]据此，“过去”不过就是这个“同质”时间的一部分，离开了“现在”，它并无独立意义可言。

然而，任何一场民族主义运动也都不能不为民族寻找一个更加古老的根基。无论这根基是实存的还是被“发明”出来的（实际常常二者兼有），它都被认为是“民族”形成的先决条件。1970年，赵元任在檀香山的一次讲演中提到：

说到国语统一的运动，平常总是想到民国初年教育部颁布的国音字母（民国七年）跟《国音字典》（民国八年），跟全国学校等处推行国语的活动。其实方言在一方面因时代的变迁而渐渐分歧，另一方面又为了交通上的需要，无论是由公家推行或是因非正式的趋向，自然的要走向大致统一的道路上。

因此，“民国初年中国语言统一运动，其实是跟中国历史上其他的语言变迁或是其他语言史里的变迁都很相似，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85]

赵元任试图把国语运动放入一个连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当然可以得到不少事实的支持：第一，如同众多改革者们指出的那样，汉字的形体一直处于变动之中，总的来说呈现出一种“简化”趋势；第二，“声音先于文字”也早成学界共识（参看第四章）；第三，我们虽然不能赞同胡适的结论，把白话文的发展看作中国文学史的主线，但毫无疑问，它的确是古已有之；第四，国语不但在功能上，而且在内容上，都和传统的“雅言”“官话”具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参看第十章）；第五，国语运动争论中的许多话题，如“正音”与南北之争、夷夏之辨的关系等，在历史上早已存在；第六，在国音制定过程中，也有不少人提出“本于历史而求其发达”“宜今而不背古”的原则（参看第七章）。而平田昌司最近的研究也表明，韵书和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起着规范字体、字音、词汇和语法、文体的作用。这些维系着朝廷功令所在，是任何一个参加科考的士子都无法回避的。[86]不过，正如本书第四章和第十章试图表明的那样，从目标、结构和“意义”来看，民族主义已经使得这些现象和历史上的对应物截然不同。如果民族主义是棵大树的话，传统就是化作春泥的“落花”，为国语这枚硕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但硕果与落花显然已是两物，不可混作一谈。

国语运动的“现代性”自觉，在下面这个事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许多国家的语言民族主义运动都曾出现过“语言净化”的吁求，要求用“本民族的表达方式来取代外族的表达方式”，体现出一种明确的“复古”意向。[87]类似情形在中国也曾出现。清末民初即有人呼吁，抵制外来名词和“东瀛文体”[88]；20世纪50年代初，《人民日报》也曾发表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批评了包括“不加选择地滥用文言、土语和外来语”在内的“许多不能容忍的混乱现象”。[89]但是，整体来看，中国的国语运动对于追求“纯洁”的汉语并无特别的兴致，积极吸收外来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才是其主流。现代汉语的发展基本遵循了周作人的“理想”：“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及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具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90]换言之，中国的语言民族主义的重点不是发掘一个“纯粹的”“原初的”语言形态，而是要在继承历史的基础上创造出一套新语言。当然，即使是那些号称要排外的语言，在实际上也不可能真正与世隔绝，否则必会丧失其创造力。但我想说的是，晚清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不但在事实上，而且也在有意识的层面上表现出了强烈的开放性。

然而，标示出国语运动的“现代”特征，仍然不能代替我们回答：“传统”是怎样成了“现代”的一部分？换言之，“传统”是怎样过渡到“现代”的？尽管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开门见山地批评历史学家对“长时段”的热衷，而强调“断裂”的重要性[91]；但事实上，我们的确可以“感到”，历史呈现出了非常强烈的连续性。即使是跳跃性的突变，也会沉淀为“常态”。更重要的是，如同吉登斯所指出的，在建构个人认同的过程中，一个人必须“持续地吸纳发生在外部世界中的事件，把它们纳入关涉自我的、正在进行着的‘故事’之中”[92]。换言之，只有历史的连续性才提供了认同的可能。个人如此，群体、民族、国家又何独不然？那么，断裂与延续仅仅只是简单的平行并置吗？它们有没有可能以及如何可能成为一个整体？

本书对“方言”“国语”“普通话”等词例（参看第八章、第十章），以及“因声求义”这样一个理论的嬗变过程的追溯（参看第四章），大体可以对此做一回答。在这些例子中，变易和恒常同时发生，但历史的当事人们所“感知”到的，却主要是历史延续的那一面。变易性被恒常性掩盖起来。有时候，看起来只是做了一些论述重心的微调，但一个观念就爆发出了颠覆性的能量。需要指出的是，它和我们通常说的“旧瓶换新酒”不同。二者都是把变化埋藏在不变的表面之下，但“旧瓶换新酒”是有意识的行为，本书所注意到的这种现象更多是无意识的结果。对于其间的差异，当事人并无自觉。因此，它主要还是一种心理现象，这就是我称之为“感知”的原因。

这个现象有助于我们理解许多重要的文化变迁。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看法，我想将刘禾的“衍指符号”概念做一延伸性的阐释。这里不妨将她对“衍指符号”的界定抄录一番：

衍指符号指的不是个别词语，而是异质文化之间产生的意义链，它同时跨越两种或多种语言的语义场，对人们可辨认的那些语词单位的意义构成直接的影响。这些语词单位可以包括本土词汇、外来词，也可以包括语言学家在某个语言的内部或不同的语言之间可加辨别的其它言说现象。衍指符号如此横踞在不同语言的巨大鸿沟之间，并跨越语音和表意的差异以在不同语言之间的夹缝中偷生。……它扮演的是（在语言和语言之间进行）转喻思维（metonymical thinking）的角色，它引诱、迫使或指示现存的符号穿越不同语言的疆界和不同的符号媒介进行移植和散播。[93]

刘禾本人最为重视的是诸如“方言/dialect”这样一类跨文化的“衍指符号”。但根据她的定义，我们也可以把“衍指符号”的适用范围扩展到更大的层面上：它不只是语词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是思想（理论、逻辑）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的符号的关系，也可以是同一语言的不同时代变体之间的符号的关系（如果我们相信“过去即异邦”的话）；不仅是不同表象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是貌似相同的表象之间的关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本书中所提到的这些例子，也都可以归入“衍指符号”之中。为了区别，我们可以把刘禾所说的现象称为“外部衍指符号”，而将本书所讨论的现象称为“内部衍指符号”。这样，“官话”“普通话”“文字起于声音”就都是跨越不同历史时期的“内部衍指符号”，而“方言”更成为多类“衍指符号”的聚合：“方言/dialect”固然是“（外部）衍指符号”，古今“方言”概念之间不也是一种“（内部）衍指符号”关系吗？

在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各种“内部衍指符号”大量产生，不仅包括这里举到的几例，也包括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常用词，如“史”与“历史”、“词章”与“文学”，等等，虽然看起来一以贯之，但实际上都存在着深刻的语义中断。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现代汉语语词，都或多或少地属于某一类型的“衍指符号”。发现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突破心理上的“熟悉感”，重新看待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也更加深刻地理解近代中国与传统的断裂。

但“衍指符号”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指出了“断裂”这样一个事实，也在于它们解释了我们的“连续感”是怎样形成的。正是通过众多“内部”和“外部”的“衍指符号”，我们才得以跨越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的鸿沟，将许多异质性因素缀合成为一个连续而统一的故事，从而界定出独特的身份认同，而不必付出完全无所适从的代价。“方言”如是，“国语”亦然。推而广之，有关“中国”与“中国人”的一切，莫不可做如是观。

这一思路同样也适于理解国语运动的异质性特征。本书已经多次指出：作为民族国家建构的一部分，国语运动与民族主义的其他分支之间既有协同共进，又有竞争对冲（参看第二章、第三章）；在国语运动内部的各个分支之间亦存在同样情形（参看第五章）。因此，“国语运动”并非一个均匀而同质的结构，而是一组充满多元异质的思想与实践丛结，经过复杂互动，既改变着整个结构，也改变着自身。不过，这确实不妨碍我们在另一个层次上，将它们统合到“国语运动”这个大名目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