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国语统一”的观念甫经提出，“官话”与“国语”就自动被看作一组同义词，不但民间舆论将二者混为一谈，官方最早推行语言统一的政策亦号称要普及“官话”（参看第三章）。此后，它们的同一关系就被固定下来（有时还会加上“普通话”一词）。1917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三届会议的一份决议声称：“所谓国语，即从前所谓官语，近今所谓普通话。”[5]钱玄同在20世纪20年代初也说，中国自元代之后，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通话”，即“俗称为‘官话’的，我们因为他有通行全国的能力，所以称他为‘国语’”。[6]十多年后，他再次提到：明清以来，“南北混一，交通频繁，集五方之人而共处于一堂，彼此谈话，必各牺牲其方音之不能通用者，而操彼此可以共喻之普通音”，遂在此基础上“发生一种普通语言，即俗称‘官话’者是”。其名虽“甚不雅驯”，实为“六百年来一种不成文之国语”。[7]

之后，类似的诠释方法又被推广到更古老的“雅言”一词。《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清儒刘宝楠云，“后世人作诗用官韵，又居官临民，必说官话，即雅言矣”[8]，是已用“官话”解之。今人在此基础上，续做发挥。钱穆云：雅言“犹今称国语，或标准语”。孔子为鲁人，“日常操鲁语”，唯于诵《诗》、诵《书》、执礼三事“必雅言”。其意“一则重视古代之文化传统，一则抱天下一家之理想”。[9]缪钺先生亦说：先秦诸国在方言之外，“必更有一种共同之语言，如今日所谓‘官话’或‘国语’者，绝国之人，殊乡之士，可借以通情达意，虽远无阻也”，此即“雅言”。“雅”者“正”也，则“‘雅言’之义，殆如今人曰‘标准语’”。[10]

然而，若认真比对近人对“国语”的表述，则“官话”是否等于“国语”，恐怕就有再思之必要（更不必说“雅言”）了。[11]为“国语”下定义者不止一家，吕叔湘1944年的一段话较简洁地表达了多数人的共识。他说，“国语”有三层含义：首先，“相当于‘中国语’，别于外国语而言”；其次，“等于‘标准语’，别于其他方言而言”；最后是小学国语教育的国语，即白话文。[12]仅从前两个义项看来，“国语”和“官话”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官话”的主要区分对象是“方言”，而非“外国语”，但“国语”除了与“方言”相对，还是在与“外国语”对等的层次上使用的（参看第八章）；第二，同是与“方言”相对，“国语”可以说是“标准语”，“官话”却只能说是一种“共通语”，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标准语”。[13]

陈辉近年的研究指出，明清两代朝廷都公布有官话标准，在明代是《洪武正韵》及其修订本、《韵会定正》，在清代是《康熙字典》和《音韵阐微》。不过他也强调，这些标准“仅仅被停留在理论上”。在事实上，人们所依循的毋宁是“自然的‘社会约定性’”。[14]换言之，大家通常所遵行的“官话”更近乎自然形成的共通语，官话并没有一套公认标准，而是一组语言的共名。现代语言学家一般把官话分为北方官话、南方官话、西南官话三大系统（而以前两个系统为主）；每一系统内部又可做进一步区分，如北方官话就包括了华北官话、西北官话等。在各种官话中，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分别是北方和南方官话的代表语言。此外，在日常的表述中，各省乃至更基层的单位也都有自己的“官话”。因此，虽然都是“官话”，但任意两种官话之间的差异可能是非常大的。1922年基督教教会方面出版的一份材料说，各种官话“很相似，所以讲某一种官话的人只要稍加训练就可以听懂另一种官话”；但另一处又说，直隶“全省通用北部官话。像其他一些通用北部官话的省份一样，有些地方带有较浓重的地方口音，以致一般北京人听100英里以外的人讲话有时就感到困难，特别是北京以北的口音更为难懂”。[15]一省已是如此，何况全国？因此，钱玄同才有官话“全无标准”的论断（参看第七章）。显然，官话既有一定的共通性，又有很强的地区差异性。故时人对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官话”，见解非常不同。“国语”就不一样：其语音、语法标准都是唯一的，可以区分“正确”与否；语汇的使用虽然灵活得多，但大体标准仍是确定的。[16]

过去学者讨论国语统一的“前史”，往往会提到雍正时设立的“正音书院”。雍正六年（1728）八月六日上谕：

凡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语言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而办理无误。是以古者六书之制，必使谐声会意，娴习语音，皆所以成遵道之风，著同文之治也。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福建、广东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夫伊等以现登仕籍之人，经赴部演礼之后，其敷奏对扬，尚有不可通晓之语，则赴任他省，又安能于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乎？官民上下语言不通，必致吏胥从中代为传述，于是添饰假借，百弊丛生，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且此两省之人，其语言既皆不可通晓，不但伊等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伊等身为编氓，亦必不能明白官长之意。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但语言自幼习成，骤难改易，必徐加训导，庶几历久可通。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各府州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教导，务期语言明白，使人通晓，不得仍前习为乡音，则伊等将来引见殿陛，奏对可得详明；而出仕他方，民情亦易于通达矣。[20]

此旨既下，“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福建省城四门设立正音书馆。十三年，奉旨展限四年。乾隆二年，弛其令，令州县与士民相见，及教官实心教导，保荐时列入政绩。十年，裁福建四门书馆”[21]。这被很多学者视为官方推行“标准语”的先声。[22]然而应该注意的是，有两点使它们区分开来（推行效果不彰，很快废弃，尚属次要，不在其列）：首先，雍正帝虽提到了两省“编氓”，但针对的仍是入京的官员士子，而非普通民众；其次，除了广东、福建之外，我们在其他地区也没有见到有类似建制的材料。[23]这和理论上应是国民皆应掌握的国语（即使不会说，至少也要能懂），性质完全不同。在这一点上，我们再来看刘复宣布的国语运动的目标——把官话从“少数人”扩充至“最多数”（参看第九章），就可知它虽然简单，但确实抓到了问题的要害。

第四，官话与国语在学习形式和渠道方面也有很大差异。除了“正音书院”这一特例外，官话的习得基本是通过人和人的自然交往。关于过去的人如何学官话的史料并不多，温州孙锵鸣1887年的几封家书碰巧都谈到此问题，值得一引。5月25日的信中说：“澍儿宜添用北边一仆，时常在旁差走，官音自然说熟，不必吝惜小费。两人相处，戒说土腔，尤为有益。”6月11日的信中说：“官音首要懂得，自能学得，此极粗浅事，习久自惯，稍有不圆，亦无大碍。官场中兼带土音人亦不少也。”过了几日又说：“官音日久亦必臻圆熟。总在不怕烦不作辍不任性。凡事初起略带勉强，久之习惯成自然，所谓先难而后获也。”[24]孙氏是退职官员，学官话必有一套经验，对自己的儿子，更应倾囊相授，然不过是雇一个北方人为仆役，使其日久自然圆熟而已。无独有偶，自幼生长在北京的孙宝瑄也说，自己的北京话是从小与“家中所用北方女妪”相处，“熏习而来”。[25]就这些例子看，傅斯年的家人把京话叫作“老妈子的话”（参看第九章），不无根据。至于没有机会实际接触北方人的人，如高凤谦是通过一本叫作《切音》的书学习京话的（参看第三章）。

国语的习得则并不全靠人们的自然交往，而是一开始就通过学校课程设置等手段（后来又加上广播等设施），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教学方式。学校是现代社会实现价值再生产的主要渠道，通过教育普及，国语也一步步推广开来。据胡明扬研究，自19世纪中叶，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上海话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大批新的语汇产生了；方言特色较浓的语汇，逐渐被普通话书面语所取代。”这是因为，年青一代的语汇“大部分不再是在家庭生活中向父母学习，而是在小学、中学向老师、向书面语学习”，因此“越来越接近普通话”。[26]这个例子说明，国语传播主要是借助于现代性建置的渠道进行的（学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性质和效率都和官话的“自然”传播方式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第五，官话和国语的核心差异，就体现在“国语”的这个“国”字上。1935年2月，北平市社会局局长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所谓国语，“就是普通所说的官话”，唯“国语的意义更深远，范围更广大罢了！”首先，“语字上加了一个国字”，便“明明白白”地“限制出使用的地方”，亦即限于一国之内；其次，也更重要的是，“单提国语二字，意义还不算十分明白，必须说这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语，方能与世界上一切国家，分别清楚”。故“国语”二字，“和国教、国防、国都、国货的标题一样”，重在对内统一，对外区隔。在这种意义上，国语教育或可比作“国防教育”；这二者“性质有点近似，不过一个是对内的工作，一个是对外的工作罢了”。一句话，国语的核心是“国”：“国语的建设，是以国家为前提的。”[27]

这一段话提示我们，官话和国语在语义上的根本差别，需要从这两个概念所由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去寻找。传统所谓“官话”，主要通行于官员、士子、商人阶层中，多少具有区分不同社会群体的功能；作为各地人们通过长期交往“自然”形成的语言，它也无须国家权力机关的认可。国语却根植于民族主义的冲动，具有服务于“民族国家”建设的明确自觉，其区别功能主要在对外一面，至其对内，则意在统一：它所设定的主体是全体国民，而非社会上的某一部分人。在程序上，它经过了相关政府部门的正式颁布，带有很强的规划色彩。

因此，官话虽为国语提供了一个语言基础，但从前者到后者的转换，并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自然而然”。清末一位作者就说：我国之国语乃“从新建立者”，何不“聘用各省之精于音韵律者，将所有大别之方言详细解拆，择其适当者之一种，而定为正音”？[28]这等于要“新造”或是“新定”一种语言，至少在理论上这是成立的：国语既为新生事物，自可从头开始。1913年读音统一会审定的一套“国音”，虽不像这位作者所建议的那样计划缜密，但大体想法是一致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国音”可以说是一种“人造语言”。赵元任就曾揭发说，除了他给这套国音灌录了一张唱片外，“没有第二个人说这种话”[29]，可知其与实际通行的官话还是颇有距离的（不一定是字音）。[30]这还只是就语音层面讲，至于谈到语法、语汇，国语更可说是一新生事物。1931年，沈步洲说：“吾因（国）夙无所谓国语。”[31]而直到1944年，朱自清还准备写一篇题为《国语在创造中》的文章[32]，则在其眼中，国语仍是未完成的事物。

官话与国语的关系，可借助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对“民族”（nation）和“族群”（ethnic group）所做的区分来理解。根据史密斯的界定，族群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群体。它“通常没有政治目标，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公共文化”——只拥有“某些共同的文化因素”。但“共同的公共文化”却是民族的一个“关键特征”。某些族群“为了立志成为民族并被承认为民族”，必须要发展一套“公共文化”。同时，民族和族群在历史记忆方面也存在差别：“族群拥有各种记忆传统，而民族则拥有成文的和标准的民族历史。”它们的另一差异体现在一体化程度方面：族群具有“某种程度的团结”，民族的“所有成员”都“生活在单一经济之中并且有着同样的权利和义务”。[33]

这段话为了将族群与民族区别开来，在有些地方似乎过于凸显了二者的不同——实际上，对于不少前“民族”时期的“族群”来说，它们并不是只拥有“共同的文化因素”，而没有“共同的公共文化”——“官话”就是这种“公共文化”的一部分。不过，在史密斯的论述里，“立志成为”四个字，是非常关键的，这里体现出一种面对“公共文化”的自觉意识；而在“族群”意义上的“公共文化”，更多的乃是“自然”演化的结果。因此，官话虽然具有“公共”的向度，但既谈不上“标准化”，也不针对“所有成员”；国语则是一群人为了“立志成为”并“被承认”为“民族”而自觉建设的“公共文化”的一部分，为全体成员所共享。黎锦熙就曾说，从国语运动的角度看，1920年是“四千年来历史上一个大转捩的关键”：是年“教育部正式公布《国音字典》，这和历代颁行韵书著为功令的意味大不相同，这是远承二千二百年前秦皇李斯‘国字统一’的政策进而谋‘国语统一’的，二千二百年来历代政府对于‘国语统一’一事绝不曾这样严重的干过一次”。[34]此言不虚。“国语统一”者，确是20世纪之前“历代政府”未曾具有的一个新观念。

这些差别在在显示，国语一名指向了一个特殊的政治目标，而这从它与另一个“国语”的语义比较中也可看出。据顾炎武的《日知录》记载，语言学意义上使用的“国语”一词起自北朝：“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本国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此后，辽、金、元等非汉人政权均沿用了这个概念，指称其本族语。[35]清代大部分时间里，“国语”都特指满语，是满人自觉的一部分。其所谓“国”，正如“国朝”之“国”一样，主要指“朝廷”而言，且又特别与统治者所属族群连在一起。[36]而近代的“国语”概念，则是和“国家”“国际”“国民”“国土”“主权”等新兴政治术语一起，在19世纪晚期由《时务报》从日语中引入的。[37]这些术语同为民族国家理论的关键词，彼此呼应支持，引起了国家观念的大变革：“国”不再是“朝廷”的代称，而是由领土、人民、主权三要素构成的一个政治共同体。1935年，温锡田在河北广播电台的讲座中说：“在同一国家领土之内本应当有一种标准语。所以各国莫不发生‘国语’的问题。”[38]“国家”“领土”与“国语”的对应关系一目了然。因此，虽然这两者都叫“国语”，实际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汇。[39]

不过，二者至少在字面上一模一样，混淆自然难免。20世纪初，在现代意义上的国语一词刚刚开始流行而还没有完全普及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个有趣事例：1903年北闱乡试，有一题是“国文专门大家解”，有考生把“国文”理解为满文，“卷内‘国文’字样皆双抬。又有稍文明者，以为‘国文’即各国语言文字也”，被《大公报》当作“笑柄”刊出。[40]以“国文”为满文，显然就是从传统的“国语”一词推演而来。由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和文化观念传播的不同步性，此时现代意义上的“国语”一词在民间尚未完全取代传统含义，有些见闻不广的考生面对这个新鲜题目，只有调动已知的资源去应付；但此事既被看作笑话，则对于“先进”士人来说，现代意义的“国语”已是常识了。[41]

唯此时现代的“国语”一词主要还只流行于民间；官方受传统“国语”概念的约束力更强，正式采用这一词汇，还要晚几年。前边说过，1904年年初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是清政府首次正式揭橥语言统一观念，提出的标准就是“官话”（参看第三章）。1909年，学部尚书荣庆提议，学堂“添设国语一科”，通饬各地“设立官话研究所”。[42]“国语”和“官话”同用，可知现代意义上的国语概念已渗进官方层面。不过，当年春天，学部奏报的分年筹备立宪事务清单宣布：宣统二年（1910）编订官话课本，宣统三年（1911）颁布，宣统五年（1913）所有府、直隶州、厅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小学堂兼习官话。[43]此处使用的仍是“官话”一词。

清单发布后，吴稚晖讥笑“官话课本”之说乃全球所无，堪为发喙，应称“国语读本”或“汉语课本”。[44]1910年，江谦等在资政院强调，“官话之称，名义无当。话属之官，则农工商兵，非所宜习，非所以示普及之意，正统一之名”，建议将“官话课本”改名“国语读本”。[45]其实，江谦之说无异于望文生义。“官话”之“官”，类似于“官人”“看官”“客官”之“官”，乃是明清时期对“‘市民’的通称”。[46]实际上，此“官”具有“公”的意味。唯其时立宪思潮勃兴，“民”的理论地位如日中天，官话既号称“官”，听起来便不“正确”，难以为人所喜。故朝廷从善如流，很快采纳了江谦的提议。1911年年初（宣统二年年底），预备立宪期限缩短，学部在改订筹备事宜清单中提出，宣统三年（1911）“设立国语调查所，颁布国语课本”，宣统四年（1912）“通行各省师范学堂，试办教授国语”[47]，一律将“官话”更为“国语”。

清末新政时期，满语传统被刻意维持，甚至得到了强化。[48]但上述情况表明，即使在朝廷层面上，满语也被正式褫夺了“国语”一名。这样，仅从字面上看，“国语”一词的所指经历了一个从满语到汉语的变化过程（如前所述，其实质则全然不同）。这不光和那一时期从民间到官方普遍倡导的“平满汉畛域”的主张有关，也和时人宣传的国家理念分不开：代表国家的不是皇帝和官员，而是作为“大多数”的国民。20世纪40年代后期官方的一份宣传资料对此说得很清楚：“五胡以至于满洲，人民已加入中华民族，生活习惯完全融和了，语言文字也完全混和了。他们有些在统治中原的时候，曾经把自己一族的语言称作‘国语’过。这个‘国语’的意味带点血腥气，是征服者的自骄自傲的名目！”而近代“国语”实另有含义：“中华民国人民共同采用的一种标准的语言是国语；国语是国家法定的对内对外公用的语言系统。”[49]在这里，“国语”和“国家”“国民”之间是一种平行关系，无论在“对内”意义上，还是在“对外”意义上，和吕叔湘对“国语”的定义都若合符节。

另外，尽管“国语”和“官话”在性质上存在根本差异，但近人把它们视为同义词也并非无据。它们之间的确存在相当程度的承续关系：官话为国语提供了一个语言基础。胡适曾有一段有名的论断：

我们现在提倡的国语，也有一个中坚分子。这个中坚分子就是从东三省到四川、云南、贵州，从长城到长江流域，最通行的一种大同小异的普通话。这种普通话在这七八百年中已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文学，已成了通俗文学——从《水浒传》、《西游记》直到《老残游记》——的利器。他的势力，借着小说和戏曲的理论，加上官场和商人的需要，早已侵入那些在国语区域以外的许多地方了。[50]

正是这一历史承续关系，掩盖了它们之间质的不同。钱玄同就曾对黎锦熙说：“所谓标准音，所谓国语，都是现代才发生的，而且一定要到了现代，才有这种需要，这种运动才会发生，这种运动才会成功。”[51]然而他自己也时“犯糊涂”。原因不止一端，官话和国语在功能上的相似性，应是主因之一。故这两个概念之间实际存在一种相互濡染关系：“官话”为人们接受“国语”的概念提供了一个认知框架和心理铺垫；同时，近代学者也已用“国语”改造了“官话”的概念——与其说他们循着“官话”找到了“国语”，毋宁说他们从“国语”出发，“发现”了“官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