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曲终奏雅之际，我们却还遗留下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回答：何谓“国语”（狭义的“国语”）？我不希望本书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值得争论的只有谁来作国语、怎样推行国语、国语运动的影响如何，至于“国语”这个概念本身倒不是一个问题。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重施故技，像在“导言”中一样，将讨论对象区分出两个层次：一是国语的实体，一是国语的名相。名实之间当然有密切联系，但作为两个层次，有时亦不免游移和龃龉。另外，它们的作用关系也是双向的：实体和名相常常相互形塑。前面几章主要围绕着国语的实体展开，本章则转从名相的角度观察这一问题。

“国语”是20世纪初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的一个概念。通常认为，近代的“国语”由明清时期的“官话”演变而来；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国语”又正式被“普通话”取代：虽一物三名，实一以贯之，在不同时代通行不同称呼。凌远征在讨论“推广普通话运动”时，分出“官话的形成和推行”“国语运动”和“推广普通话”三个子题；何九盈更明确指出：“现代标准汉语，从前叫‘官话’、‘国语’，现在叫普通话。”[1]20世纪后期，还有一批学者就汉语标准语的名称问题发生争论，建议把“普通话”恢复为“国语”。[2]此议虽始终没有得到官方认可，但显然，在不少人看来，“官话”“国语”“普通话”只是同一事物（汉语标准语）的不同装束，值得争议的只是哪套扮相更好而已。

单纯从功能的角度看，将此三名视为一组具有线性演进关系的同义词，确实无可厚非。但如果我们把语言（包括语言学的“术语”在内）视为文化的一部分，它和社会其他部分一直处于相互作用之中，在相当程度上还受到其他领域的影响，则问题就显现出另一个维度：概念演变与社会观念的迁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概念的使用常常被卷入一个更广阔也更深刻的理论与实践的斗争之中。正如倡导“概念史”研究的德国学者瑞因哈特·考斯莱克（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所说的那样：概念表达了不同社会阶层和政治派别的“经验、预期和行动”。[3]就此而言，上述三个概念在语义上的诸多微妙差别，绝不可视为不同时代表述习惯的差异，更不能将它们视作简单的进化关系，而应从其所由出现与运用的历史语境中，细察不同社会阶层和政治派别如何借助不同的名相界定自己的“经验、预期与行动”。在此意义上，它们的“小异”处远远比“大同”处来得重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