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语言状况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普通话迅速普及，方言的领地急剧缩小。尽管缺乏精确的调查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生的城市儿童里，会讲方言的人越来越少。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有可能要面临许多汉语方言渐趋消失的危险。造成这一现象的因素，大致包括改革开放之后的大规模社会流动、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的迅速普及、学校教育的进一步制度化，等等。

可是，我们不能据此结果反推上溯，认定国语运动自始就怀有类似意图。本章希望证明的毋宁相反：国语运动的宗旨主要还是推广国语，并没有压制或消灭方言之意，甚至对国语的“标准化”也不够热衷。一句话，在它看来，国语既非“唯一的”，也不是“对所有人皆是同一的”。尽管它一开始就提出了“语言统一”的口号，但确切来说，其真正的追求乃是“统一的语言”，而非“语言的统一”。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国语运动和国家政治统一之间的连带关系，或者否认20世纪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生活具有权力集中化和泛政治化的趋势。从一些具体事例看来，国语统一本身的确带有很强的政治性，但它并不随时都是政治的一部分，更不一定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相配合，相反，那批积极推动国语运动的新文化运动者乃至具有官方身份的领导人如吴稚晖等，对于防止国语的“集权化”都有着清楚的自觉。尽管广东、福建、台湾的事例似乎为国语运动的“国家宰制论”提供了强有力的例证，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里更多地体现出某一具体时空条件下的权力架构的影响，其中并不存在任何必然性，也不是在所有地区都能观察到类似现象。实际上，正是政治生活中的某些具体变化才让语言维度的政治性分外凸显出来。因此，它提示我们，在整个日常生活趋于全面“政治化”的同时[150]，20世纪的中国史还存在着许多异质空间。

国语运动对方言地位的维持，是诸种合力的结果：既有技术性方面的理由，也有从现代政治理念出发的考虑，又和特定时期社会场景的分类系统有关。不过，本章更关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和社会伦理观的影响。它们并不像前边这些因素那样明显可见，即使是当事人也未必就有清醒自觉（他们更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中脉传了这些价值取向）；但也正是这些因素，将中国国语运动的独特思路彰显得更加鲜明。

中国国语运动中的“不统一主义”，不但与欧洲的语言民族主义大相径庭，也展示了中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崛起的诸多“新兴国家”的差异，尽管它们都属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谓民族主义浪潮的“最后一波”。[151]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1926—2006）曾在一篇名文中指出，“新兴国家”所面临的基本文化矛盾，就是“原生情感与公民情感的直接冲突”，以及“原生性认同和国民性认同”之间的“直接冲突”。中国当然也有此类矛盾，但在很长时间里，家庭、乡里这样一些场所，依然是得到广泛尊重的情感和价值根源。至少从语言角度看，建立在地方、家庭基础上的“原生认同”，和国语所代表的“国民性认同”，被认为可以共存互助。这倒很接近格尔茨理想中的制度：“并不要求简单地用国家纽带和国家认同取代原生性纽带和原生性认同”，而是“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以维持二者顺利活动的空间。[152]

由此观察，国语运动也为我们提示出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中一些鲜少受到关注的面相。我们应如何更好地理解这些现象的由来？此处显然无法做详细展开，只能略做引论。简单地说，我们必须注意到，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其中起着非常核心的作用。

无论跟欧洲国家还是“新兴国家”相比，中国的特色都在于它的长期统一性，尽管这“统一”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限制，但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它长期占据思想的主导地位，犹如铁路扳道器一般，将整个历史实践维持在朝向“统一”的方向（“分裂”时期也不例外）。在此过程中，由文字、经典和儒家思想等承载的“精英”文化传统，以及郡县制、科举制等政治体制，起到了基本黏合剂的作用。与此同时，广土众民又使得国家不得不将统一维持在一个相对疏松的水平，为地方预留下不小的自主空间。《礼记·王制》篇所云“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是我们理解这一现象的重要线索：“教”与“政”是“一”，“俗”和“宜”是“多”。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一”“多”并在，“一”中有“多”，“多”不碍“一”，“一”“多”对流的结构（这当然不是说，“移风易俗”的思想乃至举措就完全不存在了）。用许倬云的话说，从“内部结构”看，传统中国“不是一个‘society’，而是‘communities’”。[153]所谓“统一”，实际上指的是由众多“地方”构成的社会文化生活“共同体”，可是在其上，又有着一个“一”，对这种“多”起着整合和调节的作用。这不只是一个政治文化的结构，它也同样体现在语言文字方面：尽管文“重”而语“轻”，但在日常生活中，纷繁的“语”和统一的“文”却长期各司其职，并行不悖。有意思的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却恰好得益于人们对“语”的轻视：在方志中，方言往往被放在“风俗”门类，正是属于“不易”（至少是“不必易”）的对象。[154]

姚大力教授指出：在转向“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中国基本完整继承了“帝国”的版图，而不像其他许多“帝国”一样，分裂成为多个国家。[155]那么，这是否也意味着，“帝国”时代的某些政治和文化特征，在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路途上，提供了一些独特的条件？这给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运动以什么样的影响？本章希望通过语言文化史的考察提醒我们注意，在学界通常关注的权力集中化的走向之外，在现代中国还存在着一种“疏松统一”的可能。对此，本书所揭开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而更多的认知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随着众多方言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逐渐淡化，中国文化内部的多元性也将大为削弱，这必将导致中国人用来构建人生意义的资源日益贫乏。怎样保持传统中蕴含的真正活力，以防范过度“现代化”带来的困局，是我们今天不得不去直面的难题。

[1] David A.Bell，“Lingua Populi，Lingua Dei：Language，Religion，and the Origins of French Revolutionary Nationalism”，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0，No.5，1995，p.1405.关于法国大革命时期消灭方言的主张，参见克洛德·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209～210页。

[2]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何为第三世界革命？》，见《斯人斯世——格尔茨遗文集》，甘会斌译，32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3] 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194～195页。

[4]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批判的导论》，郭忠华译，11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5] Fang-Kuei Li，“Review on Yuen Ren Chao ‘Cantonese Primer’”，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0，No.1，1947，p.60.

[6] 比如，汪晖就认为，在抗战时期“民族形式”的讨论中，左翼文化人对“地方形式”的肯定，“不是为了形成地方认同，而是‘民族认同’”。而从整体来看，中国“现代语言运动的主流”不但“是以消灭口语的多样性为代价的”，还伴随着“现代国家在文化上的支配地位的形成”。（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2部，1505、152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我使用的“文化宰制”一词，来自雷蒙·威廉斯对dialect一词演变过程的描述。（详见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30页。）

[7] 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231～238页。我这里想特别点出的是：作为“国家认同”的一种载体，方言认同并不意味着“地方认同”的消失，反而展现了地方认同和国家认同协调的一面。汪晖的论述虽然关注到了同样的现象，但他所突出的是两者的对立关系。

[8] 陆费逵：《论设字母学堂》，见《教育文存》第3卷，50页。

[9] 沈敦和：《统一方言说略》，载《寰球中国学生报》第1期，1906年6月，26～27页。

[10] 比如，马超俊（1886—1977）在指出陈炯明（1878—1933）具有“封建思想”时，就有意无意地提及，陈氏“不会国语，满口的海陆丰土话”。（马超俊、傅秉常口述，刘凤翰等整理：《马超俊、傅秉常口述自传》，34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11] 黎锦晖：《国语在东南各省的发展》，载《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日，32页。

[12] 沈信卿（沈恩孚）：《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开会辞（二）》，载《全国国语运动大会会刊》第2期，1926年3月，19页。

[13] 佚名：《论中国语言变易之究竟》，载《外交报》壬寅年第1号，1902年3月4日，第16页。

[14] 佚名：《论语言之必宜统一》，载《盛京时报》，1910年5月22日，第2版。文章作者身份不详，但应代表了主办者的态度。不过，也应指出的是，类似的表述也常出现在中国人的笔端。

[15] 陆费逵：《论中央教育会》，载《教育杂志》第3年第8期，1911年10月1日，74页。

[16] 朱执信：《广东土话文》，载《建设》第2卷第3号，1920年4月，3～4页（篇页）。

[17] 周作人：《歌谣与方言调查》，载《歌谣周刊》第31号，1923年11月4日，第1版。

[18] 沈兼士：《吴歌甲集序》，见《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第1卷，7页。《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歌谣研究会常会并欢迎新会员纪事》，载《晨报副刊》，1924年3月8日，第4版。当然，北大的方言调查计划早在歌谣运动之前就已有所设想，唯其正式开展仍需到歌谣运动之后。有关情况，参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337～345页，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1999。

[19] 本段引文分别参见杨芬、玄同（钱玄同）：《通信·方言文学》，载《国语周刊》（此为《京报》副刊，后文所引《国语周刊》系由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主办，应区分开来）第10期，1925年，8页；疑古玄同（钱玄同）：《吴歌甲集序》，见《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第1卷，17页；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17号，1922年9月10日，11～12页；胡适：《吴歌甲集序》，见《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第1卷，3页。

[20] 胡适：《国语运动与文学》，载《晨报副刊》，1922年1月9日，第3版。

[21] 胡适：《什么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1952年12月8日）、《提倡拼音字》（1953年1月6日），见《胡适文集》第12册，54、60～61页。小说家张大春曾引用胡适《吴歌甲集序》里的话，证明胡适“只是把‘方言的文学’当作‘国语的文学’的一个准备”，而非真的“提倡方言文学”。（张大春：《小说稗类》，21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有此看法者还不少，但至少从胡适本人的论述来看，这个评论是不准确的。

[22] 俞平伯：《吴歌甲集序》，见《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第1卷，9～10页。按：引文中“方言文学不但已有，当有，而且应当努力提倡它”及此句之前的段落，1928年在收入俞氏散文集《杂拌儿》时全部刊落（仅仅保留“方言文学不但是已有的，而且是应有的”。参见俞平伯：《〈吴歌甲集〉序》，见《杂拌儿》，112页，北京，开明出版社，1992），经此改动，原文的强硬意味有所减弱，但意思仍保留下来。

[23] 疑古玄同（钱玄同）：《吴歌甲集序》，见《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第1卷，18页。

[24] 俞平伯：《吴歌甲集序》，见《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第1卷，9页。

[25] 疑古玄同（钱玄同）：《吴歌甲集序》，见《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第1卷，12～13、16页，原文自注从略。

[26] 钱玄同：《记数人会（1）》，载《国语周刊》第21期，1925年11月1日，7页。

[27] 刘复：《国语问题中的一个大争点》，载《国语月刊》第1卷第6期，1922年7月，1页（篇页）。

[28] 语堂（林语堂）：《提倡方言文学》，载《宇宙风》第4期，1935年，172页。

[29] 本段和下段，参见孙伏园：《国语统一以后》，载《国语周刊》第27期，1925年12月13日，1～2页。

[30] 张士一：《国语统一问题》，载《新教育》第3卷第4期，1920年，432～433页。

[31] 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17号，1922年9月10日，15页。

[32] 黎锦熙：《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载《全国国语运动大会会刊》第2期，1926年3月，2～5页。

[33] 《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委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5。按：此件是手稿，未注明具体时间。

[34] 吕叔湘：《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汉字改革一夕谈》，见《吕叔湘文集》第4卷，99页。

[35] 王力：《漫谈方言文学》，载《岭南大学校报》第38期，1948年10月10日，1页。

[36] 赵元任：《国语的语法和词汇问题》，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540页。

[37] 老谈（何容）：《国语统一和方言》，载《国语周刊》第52期，1932年9月17日，2页。

[38] 黎锦熙：《国语“不”统一主义》，分载《文化与教育》第5期，1933年12月31日，2～3页；第6期，1934年1月10日，5～6页；第7期，1934年1月12日，2～4页。亦载《国语周刊》第127期，1934年3月3日，2页；第128期，1934年3月10日，2页。引文出自《文化与教育》第7期，4页；《国语周刊》第128期，2页。

[39] 缪钺：《周代之“雅言”》，见《缪钺全集》第2卷，20页。许倬云更认为雅言可追溯到殷商时期，参见许倬云：《西周史》（增补本），31页，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1。

[40] 严复：《论译才之难》，见《严复集》第1册，90页。

[41] 胡适：《留学日记》，1914年7月4日，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1册，31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42] 傅振伦：《蒲梢沧桑——九十忆往》，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文中自注从略。

[43] 赵元任：《我的语言自传》，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643页。

[44] 傅斯年曾对国语的“制定”提出若干建议，参见傅斯年：《文言合一草议》，载《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188～189页。

[45] 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载《新潮》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1日，400页。

[46] 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18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7] 吴稚晖平日很少讲国语，以致被长期从事国民党党务的黄通误会为“一句普通话也不会讲”。（黄通口述，陆宝千采访，郑丽榕记录，沈怀玉、魏秀梅整理：《黄通口述自传》，12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

[48] 孙浚源：《我对于国语运动的四个绝大希望》，载《全国国语运动大会会刊》第2期，1926年3月，24页。

[49] 韩礼德：《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语言与意义的社会诠释》，苗兴伟等译，30～3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50] 不过据赵元任说，在上海，话剧是以双语演出的，“主角说北方普通话，配角说上海话”。（赵元任：《中国音韵里的规范问题》，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519页。）这一现象至少部分地受到中国传统戏剧习惯的影响。清初李渔（1611—1680）的《闲情偶寄》已云：“近日填词家，见花面登场悉作姑苏口吻，遂以此为成律，每作净丑之白，即用方言。”（《李渔全集》第3卷，54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51] 季纯：《谈方言演剧》，见孙晓忠、高明编：《延安乡村建设资料》第4册，440～441页，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

[52] 史亮：《戏剧下乡之方言问题》，载《抗敌戏剧》第2卷第3、4合期，1939年，29页。

[53] 齐同：《大众文谈》，载《现实》第4期，1939年9月15日，307页。

[54] 史亮：《戏剧下乡之方言问题》，载《抗敌戏剧》第2卷第3、4合期，1939年，29页。

[55] 《四川省会警察局为非常时期各旅馆有关及应遵办事项布告》，成都市档案馆藏民国时期成都市政府档案，档案号：93-2-2759。

[56] 丰子恺：《劳者自歌（十二则）》，见《缘缘堂随笔集》，209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

[57] 陆衣言编：《黎锦熙的国语讲坛》，7页。

[58] 黎锦熙：《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载《全国国语运动大会会刊》第2期，1926年3月，2～5页。

[59] 齐同：《大众文谈》，载《现实》第4期，1939年9月15日，307页。

[60] 吴稚晖：《西北为文明之摇篮》，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75页。

[61] 在此意义上，语言乃是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所说的社会“表演”中“个人前台”的一部分（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尤其是20～21页），而戈夫曼的著作也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语言与认同关系的理解。

[62] Edward Shils，“Primordial，Personal，Sacred and Civil Ties”，in Selected Essays by Edward Shils，Chicago，Center for Social Organization Studies，Department of Sociology，University of Chicago，1970，pp.39-40.

[63] 汪承烈修，邓方达纂：（民国）《宣汉县志》卷16“礼俗”，28页，1931年石印本。

[64] 吴稚晖：《注音符号歌》，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359页。

[65] 《福建省政府主席手令》，1938年2月22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民国时期福建省政府档案，档案号：1-1-426。福建省政府：《公务员及教职员应负普及国语责任，以后讲演及谈话，应均用国语以为民众表率》，1938年2月24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民国时期福建省政府档案，档案号：1-1-426。《福建省政府训令》（府秘甲报永字第02033号），1940年6月29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民国时期福建省政府档案，档案号：24-2-192。福建省会暨永安县国语运动周筹备委员会：《呈请准予通令所属推行国语运动禁用方言由》，1944年4月26日，福建省档案馆藏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档案，档案号：2-11-12885。

[66] 《广东省政府教育厅训令》（云教社字第48312号），1944年6月23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档案号：5-2-23。不过，这份貌似严格的训令，实际执行效果似乎并不佳。1947年1月，教育厅再次命令各中等学校“自本学年度下学期起，逐渐采用国语教学，并应设立研究会或讲习班，俾便教职员学生自动学习”。[《广东省政府教育厅训令》（雨社卅六字第四○○四八号），1947年1月，广东省档案馆藏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档案号：5-2-23。]

[67]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105页。

[68] 在有些情形下，上述某些区分亦可能连类生产出新意义。比如，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大部分影视作品中，领袖人物说方言或带方言口音，几乎成为一种身份标志，以至当他们在屏幕上改说普通话后，反使不少观众产生形似神非之感。这主要是为了使得领袖人物的塑造更“真实”，但也隐含了人们对方言的某种认知：作为更适于“私人场合”的语言，它比普通话更能表现个性，因而更容易突出领袖的个人魅力；至于其他“次要”人物，则不妨使用千人一面的普通话。

[69] 比如，在1963年拍摄的四川方言电影《抓壮丁》里，所有角色都说四川话，而最主要的两个反面人物卢队长和王保长则时不时冒出一两句川味“官话”。这种安排具有明显的讽刺意味，意在和他们那似官非官的“奴才”身份相吻合。事实上，卢队长明确宣布：在“官场”就要说“官话”。王保长的“官话”是向卢队长学的，卢队长则是到“成都省”受训时学到的，这也提示了城乡和社会等级之间的语言差异与流动情形。

[70] 范祥善：《怎样教授国语》，载《教育杂志》第12卷第4期，1920年4月20日，11页。

[71] 吴亚伯：《驳方叔远君“我之注音字母观”》，载《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5月21日，第4张第1版。方毅的话也转自此文。

[72] 钱玄同：《国音学序二》，见高元：《高元国音学》，9页。

[73] 胡适：《〈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见《胡适文集》第2册，165～166页。

[74] 胡适：《国语运动与文学》，载《晨报副刊》，1922年1月9日，第3版。

[75] 事实上，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认为此文“可以破除一般人对于国语教育的疑虑”，曾专门将其印为单张，“分送各处教育界”。参见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公函（京字第1059号），1920年6月，北京市档案馆藏北洋时期京师学务局档案，档案号：J4-2-00216。需要注意的是，此件是6月2日送到学务局的，而胡适的演讲日期为5月17日，其间只有半个月的时间。

[76] 陆殿扬：《语体文与修词学》，见朱麟公编：《国语问题讨论集》，10页（类页）。

[77] 刘复：《国语问题中的一个大争点》，载《国语月刊》第1卷第6期，1922年7月，1～2页。

[78] 疑古玄同（钱玄同）：《吴歌甲集序》，见《顾劼刚民俗论文集》第1卷，16页。

[79] 陆费逵：《国语国音和京语京音》，载《中华教育界》第10卷第9期，1921年，4页。

[80] Ping Chen，“China”，in Andrew Simpson ed.，Language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Asi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49-150.

[81] 《广东省教育厅训令》（第366号），1930年3月20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档案号：5-2-47。

[82] 这一点和方师铎强调词汇在语言研究中的“分量最重”不同（参看第八章），但也并不矛盾，因为那主要是在研究和学习的意义上而言的。

[83] 魏建功：《“到底怎么样？”》附记，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1卷第3期，1925年，22页。

[84] 钱玄同：《〈儒林外史〉新叙》，见《钱玄同文集》第1卷，39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85] 张士一：《国语统一问题》，载《新教育》第3卷第4期，1920年，433页。

[86] 黎锦熙：《国语中“八十分之一”的小问题》，载《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2月19日，第4张第1版；1921年2月25日，第4张第1版。

[87] 吴稚晖：《施见三的注音字母的五声问题》、罗国杰致吴稚晖函、《覆罗国杰书》，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200～201、227、224页。

[88] 钱玄同：《国音学序二》，见高元：《高元国音学》，9页。

[89] 钱玄同：《国音沿革六讲》，见《钱玄同文集》第5卷，98～99页。

[90] 钱玄同：《国音学序二》，见高元：《高元国音学》，9页。

[91] 高元：《高元国音学》，121～140页。

[92] 钱玄同：《刘复〈四声实验录提要〉附记》，载《晨报副刊》，1922年4月27日，第4版。

[93] 黎锦熙：《刘复〈国语问题中一个大争点〉书后》，载《晨报副刊》，1922年4月5日，第3版。

[94] 胡适：《国音学序四》，见高元：《高元国音学》，2页。

[95] 朱光潜：《诗论》，见《朱光潜全集》第3卷，166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96] 张公辉：《中国语的优点及其评价》，载《清议》第1卷第2期，1947年，25页。

[97] 傅斯年：《刘复〈四声实验录〉序》，见《傅斯年全集》第1卷，420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98] 吴稚晖：《四声实验录序》，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187页。

[99] 刘复：《四声实验录提要》，载《晨报副刊》，1922年4月27日，第1版。

[100] 赵元任、黎锦熙：《讨论国音字母的两封信》，载《国语月刊》第1卷第7期，1922年8月，170页。黎锦熙在回信中承认，自己其实也是如此，不过他坚持认为这是由汉字“作祟”而造成的，只要将汉字拼音化就可以解决。（赵元任、黎锦熙：《讨论国音字母的两封信》，载《国语月刊》第1卷第7期，1922年8月，172页。）

[101] 赵元任：《新文字运动底讨论》，载《国语月刊》第2卷第1期，1924年2月，11～12页；《国语语调》，载《国语周刊》第214期，1935年11月2日，1页。

[102] 钱玄同：《刘复〈四声实验录提要〉附记》，载《晨报副刊》，1922年4月27日，第4版。

[103] 钱玄同：《国语罗马字》，载《语丝》第59期，1925年12月28日，7页。

[104] 此处再次涉及“京国之争”。如前所述，“京国之争”的焦点是国语的语言标准问题，这里的焦点则是国语的“标准化”问题，但也常有人把二者混同起来。朱自清就说：“有人主张不必用活方言作标准，该兼容并包的定出所谓‘国语’。他们所谓‘国语’就是从前人所称的‘蓝青官话’，但各人‘蓝青’的程度不同，兼容并包的结果只是四不像罢了。”他自己则赞同采用一种“活方言”为标准，具体而言就是北平话。（朱自清：《语文杂谈》，见《朱自清全集》第8卷，204页。）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理解，当然有一定的根据。实际上，张士一之所以主张采用北京话为国语的标准方言，就是为了使国人说话“能完全相互懂得”。他特别强调，“完全”两字“格外的紧要”。因此，他反对只是消极地“求在特别情形里头减少隔膜”，而主张积极地“达到语言统一”。（张士一：《国语教育上的两大改革》，载《时事新报》，1920年10月25日，第4张第1版；《再答陆基君问》，载《时事新报》，1921年1月4日，第4张第1版。）但这毕竟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不可处处混为一谈。

[105] 方毅：《国音沿革》，15页。请注意这里的“在南不在北”一句。国语运动的领袖大多数是南方人，实际的国语水平多数并不算好，大概也只能采取“蓝青官话”的标准；而这也不仅是一个应用技术问题，恐怕有意无意地还多少存在一些地方心态的影响。

[106] 佚名：《国音乡调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5。

[107] 《国语讲习课程暂行纲要》（教育部第36622号令）就规定，乡民学校可以“酌用国音乡调”。参见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编印：《国语推行重要法令》，1942年1月，8页。

[108] 吴稚晖：《大众语万岁——答曹聚仁讨论大众语问题的一封信》，见任重编：《文言、白话、大众话论战集》，139～140页（类页）。

[109] 瞿秋白：《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225～226页。

[110] 胡愈之：《新文字运动的危机》，载《生活日报周刊》第1卷第9期，1936年8月，105页。

[111] 耳耶（聂绀弩）：《四声问题杂谈》，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218～219页。

[112] 齐万：《怎样教文盲的新文字》，载《生活教育》第3卷第7期，1936年6月1日，251页。

[113] 舒风：《跟俞敏同志谈谈》，载《时代日报·新语文》，1947年8月13日，第6版。这里的态度和他在“复音语”问题上的意见相似（参看第五章），代表了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内部的反思。

[114]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59页。

[115] 海然热：《访谈录一：〈快报周刊〉多米尼克·西莫奈问答》，见《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328页。

[116] 韩礼德：《语言与社会》，14页。

[117] 实际生活中的情形比韩礼德说的还要复杂，金克木就注意到，“中国家庭中有夫妇各讲自己方言终身不改的”。（金克木：《文化三型·中国四学》，见《中国文化老了吗？》，26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6。）

[118] 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214页。

[119] 胡适：《国语运动的历史》（作为《国语文学史》的附录），见《胡适文集》第8册，128页。此文原系胡适1921年在商务印书馆开办的国语讲习所的演说。

[120] 彼得·伯克：《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152～153页。

[121] 《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对于教育部招开远东区基本教育会议准备会提出关于中国普遍推行国语教育意见书》，1947年7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5。需要注意的是，“浙江国语”“江苏国语”等是其时很常见的说法。比如，陆费逵在20世纪20年代初主张，推行国语过程中，哪怕是“北京国语、南京国语、湖北国语、四川国语”，都“没有什么要紧的”（陆费逵：《我对于国音国语的意见》，见《陆费逵文选》，278页）；30年代初的一份文献，也在肯定意义上使用了“各地的国语”“湖南国语”“广东国语”一类说法（娟：《作家的方言》，载《现代文学评论》第1卷第1期，1931年，2页）。不过，这里的“蓝青国语”四字出自官方文件，分量当然不同。

[122] 吴稚晖：《注音符号作用之辩正》，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375～376、380页。

[123] 周有光口述记录，见张宜：《历史的旁白——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口述实录》，14页。

[124] 赵元任：《北京口语语法》，李荣编译，7页，北京，开明书店，1952。

[125] 王东杰：《口头表达与现代政治：清季民初社会变革中的“言语文化”》，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12期，121～133页。

[126] 参看第三章，并参见王东杰：《中国近代文化的“声音转向”与知识革命》，见中国当代艺术研究丛书编委会主编：《中国当代艺术研究》第1辑《感官媒介与认知方式的转变：中国当代艺术研究》，48～80页。

[127] 黄药眠（1903—1987）说自己刚开始学说“普通话”，就是把“客家话加上‘这个’、‘那个’”。参见黄药眠口述，蔡彻撰写：《黄药眠口述自传》，8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28] 吴稚晖早在清末就发现：“简字之推行，或尚可有所借口，万一不利于汉文。若读音画一之事，固异口同声许为最要之急务。”（吴稚晖：《致陆尔奎函》，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26～27页。）

[129] 至于文体改革则处于文字和语言这二者之间，又有历史上的铺垫，故能收到最佳的效果。

[130] 福建王仁堪（1848—1893）于光绪年间出任山西学政，著《戒饬士子论》云：“方言所隔，语莫能详。约法三章，以笔代口，诸生其详听之。”（王仁堪：《戒饬士子论》，见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编，吴晓峰、王勇评注：《晚清循吏王仁堪文献评注》，64页，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6。）有“笔”代“口”，则“方言”不“隔”。“重文”与“轻语”，正是互为支援的一体两面。

[131]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85页。

[132] 钱穆：《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见《中国文学论丛》，1、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33] 吴稚晖：《注音符号歌》，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359页。

[134] 《国语推行委员会推进国语教育计划》（稿），具体时间不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5。

[135] 20世纪40年代的政策确实有些收紧，特别是闽、粤、台地区。台湾1945年之后的国语运动执行得最为严格，不少学校甚至针对学生“说台湾话”，规定了各种严苛的惩罚制度（材料甚多，如郑培凯：《国语的困境》，见《树倒猢狲散之后》，158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1953年1月，胡适在台北《国语日报》欢迎会上，曾对台湾推行国语过程中的一些现象提出了委婉批评，并重申其一贯主张：“由公家学校出来的儿童，可以用国语说话，听得懂国语。看得懂国语，并能用国语就行了。儿童回到家里，讲他的方言……没有法子禁止的，而且不应该禁止”；同时，“不要太严格，不一定要说北京话。不一定要读某一种音，才是标准的国语。发音，也不必要求太严格”。（胡适：《提倡拼音字》，1953年1月6日，见《胡适文集》第12册，61页）。但也有人注意到，这些带有歧视性的政策主要针对的乃是“台语”。周志文回忆说：“我们读初中的时候，老师以外省人居多，外省人虽然说的不是‘台语’，但南腔北调，并不好懂，譬如江西话、湖南话、浙江话，还有广东话福建话，其实也都是‘方言’，不过那种方言好像不在取缔之例。”（周志文：《说国语》，载《万象》第11卷第11期，2009年11月，88页。）抛开这里的政治背景，周志文指出的现象表明，与其说国语压制了“方言”，不如说它压制的是“某些方言”。主要的分界线不在“国语”与“方言”，而是以“国语”及某些“方言”为一边，另一些“方言”为另一边。金岳霖（1895—1984）曾说：“在清末民初，方言问题相当大。一般地说，福建人或广东人学北京话学得最好。发音相近的反而成绩差些。从前曾有流行的话，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山东人说北京话。’”（金岳霖：《金岳霖的回忆》，见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36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然而，山东话却很少成为国语运动打击的对象。

[136] 赵元任：《什么是正确的汉语》，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837页。类似的评论亦可参见赵元任：《北京口语语法》，7页。

[137] 游戏主人：《笑林广记》，见廖东辑校：《笑林广记二种》，219页，济南，齐鲁书社，1996。

[138] 吴蒙：《学究新谈》，见董文成、李勤学主编：《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第14册，248、246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

[139] 赵元任：《什么是正确的汉语》，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837～839页。

[140] 赵元任：《我的语言自传》，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649页。

[141] 胡适：《留学日记》，1916年5月25日，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2册，397页。

[142] 俞正燮：《癸巳存稿》，见《俞正燮全集》第2册，370页，合肥，黄山书社，2005。

[143] 刘熙载：《说文叠韵》，见《刘熙载集》，35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44] 这一思路在现代仍有不少追随者，如何格恩的《说文里所见的方言》（载《岭南学报》第3卷第2期，1934年，110～136页）、郭豫才的《说文方言迻录后记》（载《河南博物馆馆刊》1936年第4期，1～10页；第5期，1～7页）等。

[145] 杨益豫等纂：（同治）《新繁县志》卷3《风俗》，30页，清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

[146] 周克堃等纂：（光绪）《广安州新志》卷34《风俗志》，7页，1927年据清宣统三年（1911）刻本重印本。

[147] 袁枚：《文渊阁大学士史文靖公神道碑》，见《小仓山房诗文集》第3册，120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48] 佚名：《国语教育讲演稿》，1935年2月13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时期北平市政府社会局档案，档案号：J2-3-00302。

[149] 赵元任：《我的语言自传》，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650页。

[150]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了这一点，参见王汎森：《近代中国私人领域的政治化》，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161～180页。杨兴梅通过对“反缠足”运动的考察，也注意到类似现象，参见杨兴梅：《身体之争：近代中国反缠足的历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51] 参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特别是第七章。

[152] 克利福德·格尔兹（即克利福德·格尔茨）：《整合式革命：新兴国家里的原生感情与公民政治》，见《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郭于华、李彬等译，269、364、34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53] 许倬云：《多样的现代性》，见《知识分子：历史与未来——许倬云讲演录》，3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54]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拿“双语制”同民国时期历法上的“二元社会”做个比较。根据左玉河的说法，历法上的“二元社会”指的是“上层社会——政府机关、学校、民众团体、报馆等，基本上采用阳历；而下层民众——广大的农民、城市商民等，则仍沿用阴历”的现象。（左玉河：《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222页。）这与本章考察到的语言上的“双语制”颇有类似之处。不过，在历法问题上，上层社会对“现代性”的坚持似乎更为强硬，与下层社会的冲突也更加激烈；而在语言问题上，上层人士的态度要更具弹性。这种差别恐怕仍来自“轻语”传统的影响，此外也和《礼记·王制》篇提到的“政”“俗”之别有关：历法关系到国家“正朔”所在，必须“齐一”；方言属于风俗，不妨多样。事实上，旧历在实际生活中得以保存下来，并且获得官方认可，恐怕也正是和它最终被解释为“风俗”的一部分有关。在这一点上，它和“方言”的命运殊途同归。

[155] 姚大力：《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国边陲》，见清华国学院编：《全球史中的文化中国》，147～20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