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试图表明，现代方言概念和汉语方言学（也包括了方言区和方言谱系）是怎样通过国语运动建立起来（反过来，在国语概念的建构过程中，方言概念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推手），并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服务于国族建设的。

同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一样，语言学也是近代民族主义交响乐团的一个成员。无论中外，莫不如此。而中国语言学家在演奏这首曲子时，比西洋语言学家面临更多的困难：作为文化整体转型的一部分，中国语言学不可避免地受到救亡图存一类政治意图的制约；但现代语言学在西方诞生，又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历程而成长，不可避免地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中国学者既须按照西来标准将汉语研究提升到“世界”水平，又须尽力防范过于僵硬的西化标准对汉语造成的伤害。如何既不失东方神韵，又保持乐调平衡，殊费心力。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如何透过“汉语进步论”来反驳西方视角的偏见（第六章），而围绕着“方言”概念的讨论，就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出中国诉求与西化标准的紧张。

霍布斯鲍姆说：“所谓‘方言’，跟国语一样，也是迟至晚近才出现的概念。”[150]此言适用于欧洲，也适用于中国。我们甚至可以套用一下霍布斯鲍姆那个不无夸张的著名句式：“方言”是一个“发明”。就中国而言，它是和从“天下”向“国家”的收缩同步的：“国语”替代“雅言”，“方言”也从“方域”之言沦为“地方”之言。二者同时进行，也彼此界定。但这还不够，在国语和方言背后，始终隐存着一个外部范畴，那就是外语。国语必须经由和外语相对照，才获得其最终边界；现代方言概念的确立，以及它和国语构成的等级关系，也必须经过把外语区分出来并排除在外这一步骤。实际上，也正是通过内外之别和内部的高下之分，这个三元语言认知结构才成为国族政治认知结构的对应物。

对语言学和政治之间的协商关系，优秀的语言学家们其实心知肚明。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说，方言和语言的边界到底何在，“这很难说”[151]，甚至同源性也无法准确地把它们区分开来。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说，语言的流动无法阻遏，同一“语言”裂变出不同“方言”，同一“方言”继续分化，产生“次方言”，原来的“方言”遂变为“互不相通的语言”。[152]在现代中国语言学界，这也是常识之一，任何一部概论性的作品都能阐发一二。[153]照此说来，要在方言和语言之间做出精确区分，不唯不可能，抑且不必要。然而，学理只决定一半状况，另一半状况要到政治中寻找：对后者来说，将方言和语言区隔开来，不唯合理，亦属必要。当听到赵元任宣布“汉语是一种语言，不是几种语言”时，岂不令我们想到傅斯年、顾颉刚在抗战时期的大声疾呼：“中华民族是一个！”[154]二者所处的小情境不同，大关怀则并无两样。且正如黎锦熙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定位所透露的，方言概念的“国家化”，也正包含在方言概念本身的相对性之中。

具有亲缘关系的语言之间既有歧异性，也有同一性，自不待言，但哪怕在其中任何一方稍有侧重，都可能提示出截然相异的立场。具体到对汉语方言性质的评估，民国学术界大致存在两种不同态度。

主流语言学家受到西方19世纪发展起来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影响，同时继承了中国传统小学的一些理念，更注重汉语的同一性，目的是建构汉语的“一体化”形象，以服务于国家统一的政治目标。其具体做法又可分作几个步骤：首先即“方言”概念的内缩，将其控制在民族国家的疆域内；其次是通过历史比较法，寻绎各地汉语的同源性，将其合法地纳入汉语“方言”的范畴；最后是通过实证性的调查研究，在不同语言层次间和同一层次的分支间，建立起一个既有纵向联系又有横向联系的语言谱系图。相对说来，左翼文化人更注重基本立场的宣传，于具体研究着墨不多。他们深受苏联语言学家，特别是马尔的影响，更关注汉语方言的歧异性，强调语言是以“矛盾统一”的辩证方式发展的。

但两者的分歧与其说来自学理冲突，毋宁说和他们所服务的政治目标、所处的不同政治地位有关。至少，左翼文化人对此有明确的自觉。至于那些参与国语运动的语言学家，当然不接受左翼学者对他们的定位——“官僚”（参看第七章），不过他们大多与国民政府维持着良好关系，至少也是采取合作态度，反政府的左翼人士把他们视为对手，并非无因。在这里，一个人的论点显然不是由论证过程决定的，恰好相反，是先有立场，才产生配套的论证方式。然而，也正是因为左翼人士的语言学主张主要由他们在国内政治格局中的位置决定，革命胜利形势日益明朗之时，也就是左翼文化人在此问题上的态度迅速回归主流学界之日。毕竟，在维护国家统一这一点上，“左”“右”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

因此，在我们对“方言”下定义以及划分某种语言的边界时，政治因素早已潜伏其中，以一种直接和强势的方式预先施加了影响。但问题并未就此止步。事实上，在随后而来的那些看起来更加专业，也更加日常的学术活动中，政治依然在以一种润物无声的方式起着作用，不留心观察，便很可能与之擦肩而过。本章无意对现代方言调查和研究的具体展开过程进行详细描述，不过，作为对本章主题的补充和深化，我愿对此做一简略分析。

首先，与语言边界的划分相应，国家行政区划也常常成为方言调查的参照系。在现代方言研究的起步阶段，因为缺乏专业调查人员，常常采用两种办法：一种是委托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如1918年沈兼士拟具的方言调查办法；另一种是征集各地的方言发言人，如1919年年底国语统一会、1924年林语堂在北大开设“中国比较发音学”，都采用了征求“方言代表”的办法。[155]直到1931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为绘制“全国语言区域分布状况图”，虽明知“此种语言地图未可以行政区域约略为之”，但为求尽快明了全国语言划分的基本状况，仍编制一份调查表，请教育部通令“全国各教育局照表详填”。在此表格中，前五项都是有关行政区划的信息。[156]语言学家当然清楚，这样做并不规范，难以提供详尽材料，甚至可能会误导结论，但为了方便迅捷，还是采取了这种办法。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大到全国层面，这种行政区划导向的影响就更加清晰：任何一幅方言地图都无法不考虑政治版图的存在。甚至可以说，它更像是在自然和行政区划图之上，添加了方言信息而已。[157]

其次，教育行政机关对方言调查的介入，也提示出方言研究和国家行政管理之间的关联。根据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看法，民族国家是一个“权力集装器”，在领土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行使管理权，是其本性之一。而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它必须建构一个高效的通信与信息储存体系。[158]从这个角度看，国语运动在为民众提供平等进入“社会中心”的机会的同时，也积极参与了国家对公民的信息管控，方言调查正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这意义是双重的：不仅地方语言资讯是行政管理需要的一种资源，而且对它的控制本身就是权力的象征。

我们可以用罗常培的一段回忆来说明这个问题。抗战期间，史语所一度迁至云南昆明。但因云南汉语属于官话系统，“和国语近似”，最初并未引起学者“系统研究的兴趣”。后在罗氏建议下，终于进行了一次云南方言调查。罗常培自述其考虑是：“调查方言不应专注意音韵近古和词汇特殊等观点，主要的还得充实方言地图，确定‘同音圈线’。全国有一个地方没经过精确的科学调查，那么，方言地图上那一角终究是个缺陷。”[159]对学者个人来说，富有挑战性的题目才能激发研究兴致，但从整个学科来讲，全面掌握该领域内的信息，才是最基本的任务。方言地图是方言学成果最直观的表现形式，被视为“语言调查（linguistic survey）的根本事业”[160]，自然引起罗氏的关注。不过，这里的必要性也不能全从学术角度解释，实际也是国家管理体系的要求（罗常培本人当然并未明确意识到这一点）：全国方言地图上的“一角”空白，既提示出学术的“缺陷”，也象征了国家权力的“缺陷”。

实际上，就本书主题而言，方言地图的意象可谓密集提示了民族国家对方言研究的控制。除了前边提到的这两点外，值得注意的还有第三点：地图提供了一个共时性的展示框架，在其中，方言的历时性关联消失了。这个特点也再次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空间维度转向了时间维度：无论是方言学的命意，还是其背后的民族主义诉求，都引导语言学家们以“当代”为中心组织他们的学术工作，包括历时性研究。本书想补充的是，在现代方言概念及方言学建立的过程中，过往的经验提供了实质性的支持。历史虽然退到了方言地图的边框之外，默不作声，仿佛自己根本不存在，但它实际正是方言地图的真正设计者之一（另外一个设计者是政治力量）。如果没有历史提供的坚实基础，民族国家无论如何也无法凭空虚构出一种现代汉语的“方言”来。因此，本章也要征用安东尼·史密斯的看法，以作为对前边使用的安德森理论的补充：民族可能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想象”，但它是在“前现代”经历所设定的前提下的“想象”。[161]不过，这里引用史密斯，只是对安德森的补充，而不是对他的完全否定。后者关于民族主义时间观的描述仍是有说服力的（虽然也需要一定的修正）：历史要真正变成一种民族国家的建设力量，绝不能以往昔为价值导向，而要把自己转化成一个服务于当代的“文化传统”。

总之，无论是由外语、国语和方言构成的三元认知结构，还是现代方言概念的确立，及其对汉语语言边界的勾勒，乃至方言调查和研究本身，都不是对语言天然秩序的简单再现，而是对语言所依存的政治社会秩序投影的描摹。这些关系经过民族国家的思想框架而产生，并反映了后者要同时实现对外区隔和对内统一的诉求。这样说并不等于否认现代方言学的学术性，更不想把它完全化约为一种政治操弄和设计的结果，但我希望本章的描述可以表明，离开现代国家转型这个基本脉络，我们对语言的认知很可能呈现出一幅迥然相异的图景。[162]

[1] 颜惠庆：《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328页。

[2] 汪康年：《上政府说帖》，见《汪康年文集》下册，596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

[3] 周铭三：《国语的意义和他的势力》，载《新教育》第3卷第5期，1921年，609～610页。

[4] 可轩：《国耻篇》，载《东方杂志》第1卷第10号，1904年12月1日，225页。佚名：《口号旗号的文字（三）》，载《全国国语运动大会会刊》第2期，1926年3月，21页。

[5] 俊如：《国语跟国耻》，载《国语报》第2期，1926年6月11日，第4版。此报系上海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筹备处所办。

[6]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上卷，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7]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傅斯年全集》第3卷，1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8] 参见陆志韦为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所写序言，及高名凯同书。[高名凯：《汉语语法论》，3～4页（序页）、81页（正文页码）。]

[9] 赵元任：《语言问题》，98～10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0] 罗常培：《汉语方音研究小史》，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7号，1934年4月1日，141～153页。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修订本），462～508页。潘悟云、邵敬敏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语言学卷》，147～157、339～348页。何大安：《从中国学术传统论汉语方言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4分，1992年，541～549页。

[11] 钱绎：《方言笺疏》，1～3页（篇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12] 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本），145页，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本。

[13] 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见《士与中国文化》，1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14] 高名凯已经指出“方言”一词最初指“方域殊语”，之后才逐渐变成对同一语言的地方变体的称呼。他还认为西方语言中的方言对译词也存在类似的转变过程，而这和语言研究中“历史比较法”的运用有关。不过，他并未细究其中的原因，更未把它与宇宙论、民族主义等因素的变化联系起来。事实上，按照他的描述，汉语“方言”的语义变化似乎早在近代之前就已开始，与西方语言学的传入无关。高氏受到一些苏联语言学家的影响，更倾向于对语言的广义分化即“社会方言”（包括“社团方言”和“阶级方言”等）而不是“地方方言”的考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论证“社会方言”的观点同样适合于汉语，他把方言的初义拿来作为证据。（高名凯：《语言论》，131～13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诸如此类的现象都提示出，他对方言词义变化背后的社会与思想背景似乎没有予以足够重视。

[15] 张世禄编：《语言学概论》，202页，上海，中华书局，1934。这个意义上的“语言”，今天也有学者称为“语种”。

[16] 其背后有一重宇宙论背景。徐梵澄（1909—2000）据《大戴礼记》指出，“天圆地方”所指并非物理之天地，而是“天地之道”：天之道无所不包，“‘地’表示物理自然，其多种多样的真理或物理法则为方”，代表“限制”。（徐梵澄：《孔学古微》，李文彬译，128～129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方言”之“方”便包含此一层含义。

[17] 王古鲁：《言语学通论》，37～39、202页。

[18] 张世禄编：《语言学概论》，194页。

[19] 现代“地方”概念的出现，或者说“地方”的“地方化”本身就是民族国家建设过程的一部分。此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关晓红教授已从清末官制改革的角度对此问题做了探讨，参见关晓红：《从幕府到职官：清季外官制的转型与困扰》，491～50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20] 就此而言，古今“方言”概念的区别，有点像“官话”和“国语”的差别：功能虽然相近，思想史背景却全然不同。详论见第十章。

[21] 龚自珍：《拟上今方言表》，见《龚自珍全集》，308页。

[22] 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四川大学史稿》，26页，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

[23] 《吉林外国语学堂请添设蒙文一科并请奏改方言学堂的禀文及吉林省批文》（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十七日）、《吉林外国语学堂为添设蒙文一科并请改名为吉林方言学堂的禀由》，吉林省档案馆藏吉林方言学堂档案，档案号：J036-01-0046、J001-33-5140。这两份档案由四川大学2012级历史学基地班沈暮春同学代为查询，但因其不属开放范围，此处只能根据题名判断。

[24] 顾燮光：《译书经眼录》，见熊月之主编：《晚清新学书目提要》，363～364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25] 宜兴：《庸言知旨》第1册，1、15～16页（原书未标页码），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卷首有宜兴自序，写于嘉庆壬寅仲春即1812年。此书有嘉庆二十四年（1819）刻本和光绪十七年（1891）抄本，本章所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抄本，满汉合璧，汉译者不详。此条材料及宜兴和《庸言知旨》的版本情况，均承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法言先生抄示。

[26] 现代语言学家同意，“国语”亦是一种“方言”，但这是在现代“方言”的意义上所使用的，和此处所说不同。

[27] 佚名：《论中国语言变易之究竟》，载《外交报》壬寅年第1号，1902年3月4日，第14～16页。

[28] 阿英：《晚清文艺报刊述略》，见《阿英全集》第6卷，304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29] 转引自李奭学：《中国晚明与欧洲文学——明末耶稣会古典型证道故事考诠》，18～1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30]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92页。

[31] 实际上，“方言”的传统语义在民国时期仍零星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比如，1914年9月浙江出版的《兵事杂志》第6册“国内要闻”中发表的一条消息《参谋本部组织方言研究会》中，所列“方言”均是外语（第1页，类页）；1933年1月，上海东方函授学校还称，该校使用和教授的共有13种“方言”，其中既有汉语方言，也有外语。参见《十三种方言》，载《火光》新年特刊，18页。

[32] 据雷蒙·威廉斯描述，英语的dialect也经历过一个类似的语义内缩过程：最初指“一个地区的语言”，后来变为“一种语言的附属的形式或变体”，主要与“标准‘语言’或优雅‘语言’”相对。（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129～131页。）

[33] 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88～9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4] 黎锦熙：《拟请设立方言研究调查工作机构意见案》，1942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84。同一意见又见黎锦熙：《论全国方言研究调查之重要及其工作》，载《甘肃教育》第4卷第19、20期合刊，1942年，1页。

[35] 何仲英：《中国方言学概论》，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1924年1月25日，57页（栏页）。

[36] 陈光垚：《中国民众文艺论》，48～4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37] “边疆语言”的例子，参见罗常培：《筹设边疆语言研究所计划草案》，1942年2月，见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3卷，1229～123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边文”“边音”的例子，如1945年颁布之《各省市县推行注音符号办法》，见《教育部训令》（参字第50122号），1945年10月4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档案号：5-2-64。

[38] 赵元任：《语言问题》，100页。

[39] Jonathan Seinberg，“The Historian and the Questione Della Lingua”，in Peter Burke and Roy Porter eds.，The History of Langu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pp.198-199.

[40] 雅克·杜加斯特：《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欧洲文化生活》，188页。

[41] 胡适说，他在研究方言之初，所能找到的大部分都是基督教教会方面的材料。（胡适口述，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31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42]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蔡咏春、文庸、段琦等译，5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此书原题《中华归主》。

[43] 美国人类学家顾定国（Gregory E.Guldin）在1994年出版的著作中还强调，“从语言学上来讲”，广东话、客家话、上海话等“也可以被视为独立的语言”。他还在“汉语”二字后特意加了个括号，注明“北方话”。（顾定国：《中国人类学逸史》，胡鸿保、周燕译，180页，注释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44] 高本汉：《中国语言学研究》，4页。

[45] 乐嗣炳编：《国语辨音》，5页，上海，中华书局，1928。

[46] 高名凯：《汉语语法论》，9～10页。

[47] Yuen Ren Chao，“Fang Kuei Li”（赵元任：《李方桂》。丁邦新将其译为汉文，并全文录入《〈李方桂全集〉总序》），见李方桂：《汉藏语论文集》，10页（英文在第8页，均为篇页）。文中提到的最后时间是1973年，而丁邦新说此文是1975年转到他手上的，则写作日期应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

[48] 何仲英：《中国方言学概论》，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1924年1月25日，35页（栏页）。

[49]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82～84页。

[50] 何仲英：《中国方言学概论》，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1924年1月25日，36页（栏页）。

[51] 黎锦熙：《国语学大概》，载《晨报副刊》，1922年12月31日，第1版。

[52] 汪国镇编著：《文字学概论》，279～28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53] 顾颉刚：《吴歌甲集》附录三《歌谣中标字的讨论》弁言，见《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第1卷，163页。

[54] 刘大白：《白屋文话》，86～87、213～214页，上海，世界书局，1929。

[55] 刘本龄：《华商国语研究会小启》，载《南洋群岛商业研究会杂志》第3期，1910年，20页。

[56] 傅斯年：《文言合一草议》，载《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189页。

[57] 高名凯：《汉语语法论》，11页。

[58] 赵元任：《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888页。

[59] 沈步洲：《言语学概论》，54页。

[60] 刘复：《中国文法通论》，124页，上海，中华书局，1939。

[61] 黎明编：《国语文法》，1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

[62]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56页。亦可参见高名凯：《汉语语法论》，10页。

[63] 高名凯：《语言论》，423页。

[64] 沈步洲：《言语学概论》，164页。

[65] 沈兼士：《古音系研究序》，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330页。

[66] 廖立勋：《实用国音学》，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

[67] 刘迺隆：《读“方言与新字”》，载《国文月刊》第26期，1944年，34页。

[68] 陆衣言编：《黎锦熙的国语讲坛》，5～6页，上海，中华书局，1923。这一分层的研究路径为后来的学者所光大。（梅祖麟：《中国语言学的传统和创新》，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49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

[69] 傅斯年致蔡元培，1932年12月26日，见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442页。

[70] 黄侃致杨树达，1927年1月4日，见杨逢彬整理：《积微居友朋书札》，21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

[71] 周兆沅：《广方言自叙》，载《国学丛编》（北平中国大学）第1卷第3期，1931年，1页。

[72] 许维遹：《登州方言考略》，见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编：《语言与文学》，133～140页，上海，中华书局，1937。

[73] 林玉堂（林语堂）：《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载《歌谣·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7日。

[74] 《方言土话研究栏》，载《北调》第1卷第4期，1935年，59页。

[75] 刘晓南：《朱熹与宋代方音》，见《汉语历史方言研究》，46、53页。

[76] 岳元声辑：《方言据》（“丛书集成初编”本），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77] 陈澧：《广州音说》，见《陈澧集》第1册，5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78] 王树枏：《续方言拾遗原序》，见张慎仪：《续方言新校补 方言别录 蜀方言》，101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79] 张慎仪：《蜀方言凡例》，见《续方言新校补 方言别录 蜀方言》，263页。

[80] 文廷式：《罗霄山人醉语》，见《文廷式集》下册，928页。

[81] 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书写大历史：阅读全球的第一堂课》，刘文明译，40页，新北，广场出版，2012。

[82] 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51页。注意：陈寅恪这里所说的是“同系语言”，并不限于汉语。他所关注的问题本与本章主题不同，但学理上同出一源。事实上，在同一思路下，也有人将之推向极端，则不但汉语诸方言，连许多少数民族的语言也可以编入此一谱系中，并因而成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据。比如，张廷休（1898—1961）在194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试图从语言、传说、历史、体质等方面证明“中国没有少数民族问题”，少数民族乃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其语言学方面的证据是：西南地区的民族有三大语群，这三大语群和汉语一样，有两大特征——“单音节”和“声调”，故被视为“中国语系”。（张廷休：《边疆教育与民族问题》，见汪洪亮、王晓安、任羽中等编：《民国时期边疆教育文选》，77页，合肥，黄山书社，2010。）这当然是故意混淆语言、民族、国家等概念的关系（胡绳指出，少数民族的“语系甚至语族都和汉族语言绝不相干。我们是没有理由来把汉族语言强制给他们使用的”。详见胡绳：《新文字的理论和实践》，20页），但和本章所论许多语言学家的思路，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83] 张世禄：《中国语音的演变与音韵学的发展》，载《新科学》第2卷第4期，1940年，507页。

[84] 这里的解释采用了傅斯年的观点：“那些先到了开化的程度的，是乡下人；那些后到了开化程度的，是‘上等人’。”（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见《傅斯年全集》第3卷，244页。）

[85] 何仲英：《中国方言学概论》，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1924年1月25日，58、33～34页（栏页）。

[87] 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见《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3326页。

[88] 何仲英：《中国方言学概论》，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1924年1月25日，33页（栏页）。

[89] 赵元任：《从国音国语说到注音符号》，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491页。

[90] 王了一（王力）：《江浙人学习国语法》，5页，上海，正中书局，1947。

[91] 魏建功：《何以要提倡从台湾话学习国语》《怎样从台湾话学习国语》，见《魏建功语言学论文集》，333、3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92] 《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对于教育部招开远东区基本教育会议准备会提出关于中国普遍推行国语教育意见书》，1947年7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5。

[93] 《台湾省国语运动纲领》，载《国语通讯》第2期，1947年，封面。

[94] 失题函件，无具体时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5。黑体字原文加有着重符。

[95] 张洵如（魏建功）：《“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申解》（“国语问题小丛书”第一种），台北现代周刊社印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301。该文亦见《魏建功语言学论文集》第310～319页，引文在第313页。

[96] 沈兼士：《研究文字学“形”和“义”的几个方法》《关于考订方言用字答魏建功君书》，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8、17页。

[97]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474～477页。祝鸿熹：《章炳麟——现代汉语言文字学的开山大师》，见《祝鸿熹汉语论集》，7页。

[98] 章太炎：《博征海内方言告白》，见《民报》第21号，2968页；《吴语序》，见《章太炎全集》第7卷，145页。

[99] 章太炎：《新方言》，见《章太炎全集》第7卷，3～4页。

[100] 《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宣言书》，载《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17日，第3～4版。

[101] 沈兼士：《一封讨论歌谣的信》《关于考订方言用字答魏建功君书》《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14～15、17、45页。

[102] 杜道生（1912—2013）曾抱怨，“今世惟重调查方音，分析音素，乃不重调查方言，探索音义”（杜道生：《文字训诂与方言土语》，载《志学》第19、20期合刊，1945年，18页），于畸重畸轻之间，提示了现代方言学的重心所在。方师铎（1912—1994）也曾在学生论文评语中表达过类似旨趣：“语音、语法、词汇，三者在同族语言中的比重，并不相同；其中以词汇的分量最重，语音次之，语法更次之。何以故？因语音变迁有一定的规律，而词汇差异则无理可言也。故语音可以类推，而词汇只有死记。……明乎此，则研究汉民族各地方言之异同，自当以词汇为首要。”事实上，在他看来，不唯方言研究，在整个语言研究中，都不能忽视词汇的重要：“我们推行国语也有六十年的时间，何以迄今我们还停留在字音争论的阶段，不再向‘语义’和‘词汇’方面谋求更进一步的发展？”（方师铎指导学生论文评语，见陈瑞洲、谢莺兴编：《方师铎先生学行年表初稿》，10、30页，台中，东海大学，2000。）

[103] 祖谟（周祖谟）：《说方音研究》，载《国语周刊》第194期，1935年6月15日，2页。

[104] 章振华：《读“新方言”札记》，载《语文》第1卷第2期，1937年，9页。

[105] 《教育部训令》（参字第1981号），1931年11月25日，辽宁省档案馆藏热河省公署档案，档案号：JC23-1-29722。

[106] 岑仲勉：《考据举例》，见《两周文史论丛（外一种）》，379～38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107] 罗常培：《中国方音研究小史》，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7号，1934年4月1日，146页。

[108] 查尔斯·泰勒：《现代社会想象》，林曼红译，135～137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109] 钱玄同：《吴歌甲集序》，见《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第1卷，17页。

[110] 梅祖麟：《中国语言学的传统与创新》，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编辑委员会编：《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478页。

[111] 李壬癸：《七十年来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回顾》，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编辑委员会编：《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523页。

[112] 魏建功：《怎样从台湾话学习国语》，见《魏建功语言学论文集》，327页。

[113] 贺登崧：《汉语方言地理学》，石汝杰、岩田礼译，7～8（“作者日译本序”，篇页），86、107页（正文页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114] 赵元任：《台山语料序论》，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496页。

[115] 罗常培：《汉语方音研究小史》，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7号，1934年4月1日，181页。

[116] 向楚等：《巴县县志》第2册，70页（卷页），台北，学生书局，1967年影印本。

[117] 向在凇：《前川大文学院长向楚》，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总第19辑，28页，成都，四川省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

[118] 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方音分类谱》，转引自罗常培：《中国方音研究小史》，载《东方杂志》第31卷第7号，1934年4月1日，143页。

[119] 郭后觉：《闽粤语和国语对照集》，1页，上海，儿童书局，1938。

[120] 耐烦：《论拉丁化新文字》，载《时代日报·新语文》副刊，1947年6月11日，第6版。

[121] 焦风（方善境）：《起草各地土话拉丁化字母方案应顾到的条件》，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200页。

[122] 瞿秋白：《中国文和中国话的现状》，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276～277页。瞿秋白这里采用的“语系”一词与语言学界通用者完全不同，大致相当于通常所谓“语支”。

[123] 瞿秋白：《新中国的文字革命》，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293页。

[124] 瞿氏列举的名录也包括了“波兰话”，似更值得关注。盖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当时皆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波兰在名义上毕竟是独立的。

[125] 林：《拼音文字问题解答（第一次）》，载《时代日报·新语文》，1947年6月11日，第6版。文中原有作者自注，已删。此文和前揭“耐烦”文发表在同一天，措辞也有不少类似之处，疑其出自同一手笔。

[126] 本段和下段，参见胡绳：《新文字的理论和实践》，7～8、10、16～17页。

[127] 曹伯韩：《方言的使用和研究》，见《通俗文化与语文》，59页，重庆，读书出版社，1945。

[128] 其实，马尔自己的学术生涯就是从历史比较语言学开始的，但是很快就发展成为一套具有高度意识形态色彩的“全新的语言学理论”。（Michael S.Gorham，Speaking in Soviet Tongues：Language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Voice in Revolutionary Russia，Dekalb，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2003，p.226，n.48.）关于马尔对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否定，参见郅友昌、赵国栋：《苏联语言学史上的马尔及其语言新学说》，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26卷第3期，2003年5月，30页。顺便一提，近年澳大利亚语言学家罗伯特·迪克森（R.M.W.Dixon）提出“裂变—聚变”理论，强调语言的发展过程中既有裂变，也有聚变（罗伯特·迪克森：《语言兴衰论》，朱晓农、严至诚、焦磊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尤其是第六章），被认为是历史语言学的新进展。

[129] 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概论》，36页，上海，时代出版社，1949。

[130] 胡绳：《新文字的理论和实践》，17～18页。

[131] 《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载《现实》1939年第4期，1939年9月15日，309页。

[132] 张雁编著：《中国新文字概论》，22～23页，沈阳，东北书店，1949。出版时间据该书版权页，然倪海曙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编年纪事》将此书出版日期定在1948年12月。

[133] 毅奋：《创制拉丁化方案的原则》，见香港新文字学会编：《鲁迅与语文运动》，15～16页，香港，中国新文字学会。此书未标明出版时间，倪海曙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编年纪事》记其出版于1949年4月。该书封底有冯裕芳讣告。查冯氏逝世于1949年1月，倪说当有据。

[134] 施効人：《方言写作与国语统一（上）》，载《现代教学丛刊》第4期，1948年，38页。

[135] 石灵：《怎样研究和记录方言》，载《生活教育》第3卷第9期，1936年7月1日，375页。

[136] 吴玉章：《新文字在切实推行中的经验和教训——在新文字协会第一届年会上的报告》，见《吴玉章文集》上卷，648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

[137] 吴玉章：《关于文字改革致毛主席的请示信》，见《吴玉章文集》上卷，657页。

[138] 黎锦熙：《国语新文字论》，载北平师范大学《文史丛刊》第1期（抽印本），1949年，31页。

[139] 吴玉章：《关于文字改革致毛主席的请示信》，见《吴玉章文集》上卷，657页。

[140] 《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载《现实》1939年第4期，1939年9月15日，255页。

[141] 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八月二十八日复毛主席信》（《关于文字改革致毛主席的请示信》附录），见《吴玉章文集》上卷，659页。

[142] 郭沫若：《论方言拉丁化之切要（节录）》，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118～119页。

[143] 聂绀弩：《世界主要语言中没有中国语言》，见《聂绀弩杂文集》，74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144] R.W.Leftwich，“English as the International Language”，Westminster Review，Vol.148，No.3，1897，pp.283-290.

[145] 聂绀弩：《国语罗马字呢？中国新文字呢？——答黎锦熙：论拉丁化的中国字母》，见《语言·文字·思想》，130～158页。

[146] 陆殿扬：《从语言学检讨汉字拉丁化》，载《教育通讯》（汉口）第23期，1938年，7页。

[147] 张涤非：《答“土语拉丁化批判”的批判》，载《抗战导向》第7期，1938年，19页。

[148] 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编年纪事》下册，444页。

[149] 王力：《粤方言与普通话》《推广普通话的三个问题》，见《王力文集》第20卷，210～211、187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

[150] Eric.J.Hobsbawm，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Programme，Myth，Re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4.

[151]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269、28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52]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陆卓元译，1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53] 毛秋白：《论方言》，载《青年界》第2卷第5期，1932年，53页。

[154] 傅斯年致顾颉刚（1939年2月1日），傅斯年致朱家骅、杭立武（1939年7月7日），见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2卷，954、1015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1。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见《宝树园文存》第4册，94～10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按：顾文原载《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年2月13日，1947年3月又重刊于《西北通讯》第1期，顾颉刚对其的重视，可见一斑。

[155] 沈兼士：《征集方言之方法》，载《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6月25日，第2版；《国文研究所启事》，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2月13日，第1版。林玉堂（林语堂）：《林玉堂启事》，载《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1月21日、22日，第1版。

[156] 《教育部训令》（参字第1981号，1931年11月25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调查全国语言区域状况表》，辽宁省档案馆藏热河省公署档案，档案号：JC23-1-29722。

[157] 直到2003年，吴宗济还批评中国学界“按省调查”方言的做法太主观，因为“方言分布不是按行政区划来划分的”。（吴宗济口述记录，见张宜：《历史的旁白——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口述实录》，27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158]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213～222页，胡宗泽、赵力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59] 罗莘田（罗常培）：《语言学在云南》，载《边政公论》第2卷第9、10合期，1943年，25页。

[160] 《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宣言书》，载《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17日，第3版。

[161]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92～123页。

[162] 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指出：从社会语言学立场看，“由政治界定的‘民族’类别”也是“界定‘一种语言’”的“标准”之一，而后者是“多种多样的”。韩礼德曾跟从罗常培、王力学习过，较能理解中国人把北京话和广东话都视为“方言”的做法。他采用的“语言社团”的概念，有助于我们从“认同”角度考虑这个问题：“语言社团指的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认为自己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在这种意义上，有‘汉语’语言社团，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讲的都是汉语，而不是北京话、广东话，等等。”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反映了说话者对待他们自己语言的态度以及他们使用语言的方式”。（韩礼德：《语言与社会》，6～7页。）换言之，它是一种“认同”指标，特别适合用来追踪民族主义观念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