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少中国学者都对汉语方言的歧异性表现出几分不安，但整体来看，他们在论述此问题时，基本上仍是轻描淡写——我们当然可以猜测，这可能是有意为之，其实正提示了他们内心的紧张。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心中的紧张感当然有，但绝没有达到使他们感到无措的地步。不过，在有关文献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不同的议论，提示出问题的另一面。比如，在南洋推行国语教育的郭后觉（1895—1944）发现，许多福建人、广东人“觉得‘国语’的难处”不只是音调的不同，即使是词类、语法，“也都和本乡话参差得很远”。[119]郭氏当然并不因此就否定学界的主流结论（所以他才试图通过“对照”闽粤语和国语的方式来帮助福建人、广东人学习国语），但他对形势的判断显然比后者来得严峻。

真正使问题复杂起来的是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前已说过，从主张上看，它和国民政府支持的国语运动其实有不少重合之处，但左翼人士自觉地把它看作与国民党斗争的一部分，牵连所及，国语运动遂成标靶。当然，二者在语言学观点上也确有不同，其中和本章主题相关的是如何看待方言的问题。中国字拉丁化运动认为，汉语方言异常复杂，国语统一只能是远期目标，为了使劳苦大众尽快掌握一套读写工具，必须以不同方言区为单位，推广本区方言的拉丁化文字（参看第七章、第十章）。显然，这一论点能否成立，主要取决于如何评估汉语方言的歧异程度。

1947年6月，宣传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的重镇《时代日报·新语文》副刊发表的一篇署名“耐烦”的文章指出：“闽语和‘国语’之间的距离决不比英语和德语之间的短，无论语法、语汇和语音都有不同。”这看来和郭后觉所见略同，但文章作者据此认为，闽语、粤语和“国语”（实指北平话）的差异根本就是不同语言的差异：“北平人听到广州话自然知道它是中国话，正如英国人知道德语也是日耳曼语一样，所不同的是前者给人的概念是‘一个国家的方言’，而后者是‘两个国家的语言’。两者之不同是所属政治区域之不同，而不是性质之不同。”文章作者对依据韵书来证明各地语言“统一性”的做法也很不屑：广州话与《广韵》存在“语音的变迁关系”，北平话则与《广韵》差之甚远，故我们“决不能”说广东和北平的“语音分类相同”。事实上，“如果根据韵书来断定南北韵摄统一，正无异于一部分人根据汉字来说中国语言统一是一样的可笑”。[120]

这就是说，单从语言性质看，粤语或闽语就相当于另一个“国家的语言”。即使在拉丁化文献中，这也算是“极而言之”。不过，它也代表了这一运动对此问题的基本立场：相对于汉语方言的同一性，左翼人士更感兴趣的是它们的歧异性。方善境就强调：“我们土话间有很大的差别，不独是无从否认的事实，尤其是不容抹煞的事实。”[121]其表达要温和得多，但论述方向是一样的。若把它和前引何仲英、赵元任等人的文章对读，二者的侧重点针锋相对，一望可知。拉丁化论者为何要强调汉语方言歧异的一面？道理很简单，从论证技巧上看，只有突出这一面，方言拉丁化才是有必要的；如果汉语方言基本同一，它岂非是画蛇添足？

毫不奇怪，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瞿秋白。他认为，中国还没有一种“全中国的中国话”，甚至“就是每一个区域的普通话（例如江南区）也还没有完全形成”。通常所谓“中国话”实际可说是“中国语族”，内部差别极大。“这许多种‘中国话’在言语的系统上是相同的，而同时每一种言语差不多不但是一种方言，而且几乎要成为一种独立的言语了。北京话、南京话、上海话、厦门话、广州话……仿佛象法国话、意大利话、西班牙话、葡萄牙话等等，各自不相同，而又同属于拉丁语族。”如同拉丁语族一样，“中国语族”也可以分为许多不同的“语系”，每一“语系”又包含了不同的方言，如“江南语系”就又可分作上海话、苏州话、无锡话等。若非经济落后和象形文字制度的局限，“中国话一定要变成北京话、上海话，中国文也一定要变成北京文、上海文”，它们的“分别甚至于比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波兰的言语文字之间的分别——还要大”。[122]

瞿秋白的观点大体上并没有超出当时的主流看法。他承认各方言“在言语的系统上是相同的”，只是“几乎”要“独立”了——实际则当然仍未“独立”。但他的论述似乎也隐藏着一个逻辑上的暧昧之处：若“语族”的分裂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那又代表了比汉语更进步的阶段，则我们就不应遗憾“全中国的中国话”没有形成，而应遗憾这些方言没有最终“成为一种独立的言语”才对。这表明，瞿氏对汉语的分裂实际上是非常警惕的。这在另一篇文章中体现得更清楚：“固然有些方言和土话自相比较起来，譬如北平话和广州话，就有很大的分别，甚至于比俄罗斯话和乌克兰话之间的分别还要大。然而把一切‘中国话’去和外国语比较，仍旧是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证明这些方言是同一个语族系统。”他相信，最终而言，“中国言语发展的趋势，根本上是各种方言的同化，而不是分化！”[123]

然而，瞿秋白把北平话和广州话的关系比作“俄罗斯话”和“乌克兰话”的关系，甚至认为前者的歧异还要超过后者，也的确使人怀疑他把北平话和广州话看作不同“语言”。[124]《新语文》上的一篇短文对此做了回击：瞿秋白并没有“无条件的‘拿中国话中各方言的差别和欧洲各国语间的差别相比拟’”。相反，无论从语音、语汇还是语法看，瞿氏的类比“都是合理的。事实上，像北平话和福建话或广州话在这三方面的距离并不比英法语之间的短”。文章的作者强调：反对瞿秋白的人是自己“入了历史语音学的圈子，只从汉字的字面观察语音”，注意到“一点音韵转变关系，就想来否定拉丁化拼写方言的原则。他不知道日耳曼人若是有一部《切韵》或《广韵》，他们也可以在英语与德语之间寻出关系来的”。[125]

这篇短文的作者对“历史语音学”的批评提示我们，拉丁化不仅涉及对汉语汉字的判断，其背后还有一套普通语言学理论的支持。胡绳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出版的一部小册子中，对此做了清楚的论述。开篇不久，他就批评了“旧的所谓‘印度欧罗巴言语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类语言“本来只有一种，逐渐地分散到各地，才形成了各地的方言民族语”。但事实恰好相反：“我们只看见：各种不同的言语，互相接触，互相影响，而混合成一种言语。”在胡绳看来，“印度欧罗巴言语理论”是很荒谬的：“倘若言语真是从一种发展到许多种的，那末岂不是在人类的将来便要有比现在更多许多倍的言语了么？——这是谁都不能相信的吧？”[126]

胡绳指出，此前研究汉语的学者深受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这个“庸俗的言语理论”影响，欲图“给中国话找出一个语源来”，而均未成功，正表明此说不立。在他看来，“中国各地方言绝不会是由同样一种语言演变而成的”：从历史上看，“古代住在现在中国的区域中间的，除了汉族之外，还有许多种文化较低、人数较少的别族的人民。他们自然各有自己的语言”；汉族在扩展过程中，和各地“土著人民相接触”，这些“异族言语的成分”也“浓厚地渗入”汉语之中，“这就是现在各地方言形成的原始”。

曹伯韩（1897—1959）也区分了这两种理论视角：“从前语文学家曾有各种语言同出一源的学说，这种学说对于眼前各种歧异语言的说明，是认为同一的原始语言分化的结果。这已经被现在的新学说推翻了。”按照曹氏介绍，新学说强调语言变迁既有“同化”，又有“分化”，二者“交互错综”，而以“同化”为“主要趋势”。汉语也离不开这两种力量的作用：早在形成之初，它就“曾经和西北游牧民族的语言同化过”，后随汉族的迁徙分化而形成许多方言，这些方言又各自与不同地区的土著语言发生融合，遂成为今日模样。[127]

曹伯韩与胡绳所述新说若有异同：胡重在语言由分至合的一面，曹的介绍则分合并重，而理论同出一源，唯因表述目的之异，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这个来源即苏联语言学，尤其是当时正在走红的马尔学说。对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否定，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论点。[128]这也为我们理解前文所言瞿秋白文章中的暧昧逻辑提供了一条线索：瞿氏既注意到语言的分化，又认为其最终要同化，无疑也受到了这一新说的影响。如曹伯韩所言，此说认为语言同时具有同化和分化两种趋势，然而，大部分左翼学者为了与旧说划清界限，也都像胡绳一样，刻意突出了语言的同化一面。比如，倪海曙的《拉丁化新文字概论》，就把“语言从分歧到统一”作为一节标题，并注明出自马尔。[129]

不过，这些左翼人士的观念中也确实隐含着某些模糊线索，使其论述呈现出一种张力。比如，曹伯韩所说汉语方言和各土著语言的“同化”，若从汉语本身的立场看，岂不是意味着更严重的“分化”？如同《新语文》周刊对闽、粤语言和北平话差异程度的浓彩重描所表明的，这对于论证方言拉丁化的合理性显然是有好处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地汉语方言就真的可以被视为一种语言——“方言拉丁化”这个术语本身就否定了这个结论。除了少数例子外，大多数拉丁化论者对此问题的表述都很有节制。瞿秋白酣畅淋漓地大谈一通北平话和广州话的不同之后，不忘补上一句但书，肯定它们同为汉语。胡绳也提醒读者：“中国南方话和北方话虽然相差极远，可是它们毕竟不是绝对不同的语言，而只是相对差异的方言。”我们不应“太强调了各地语音间的差别”而忽视了其“统一的因素”，否则不免会有“把中国话分几十几百种”的危险。[130]1939年，由倪海曙负责起草的《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也宣布，方言之间并非“机械的对立”关系，而是“矛盾地统一着的”，方言拉丁化因此就成为各种方言“辩证地综合成为最高限度民族统一语的过程”的一部分。[131]

为了达到这一终极目标，拉丁化并不是针对每一种方言制订一种特殊的文字方案，而是把汉语分作几个大的方言区，制订它们的“区方案”。故所谓“方言”拉丁化实是“方言区”拉丁化。这样，我们的目光也就“辩证”地被带向了问题的另一面——方言的同一性，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将对方言歧异性的描述限定在一定范围内。1949年，东北解放区出版的一本通俗读物指出：“中国语言是很复杂，但是也不像一般人所说的那样乱七八糟，毫无规律。”全国可以分为若干方言区，“每一个方言区里的语言，特别是汉人中间，虽然有差别，但是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各个方言区之间，也还有不少的语言是相同的，只在腔调上有些不同而已”。[132]方言之间只剩下一点点“腔调”的差异，不但与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的主导论述方向背道而驰，也超出了许多国语运动者的想象。

同样在1949年，香港新文字学会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所收的一篇讨论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的论文强调，方言“只是指一语言系统中种种带有不同色彩的语言来说的。两种方言可能相差很大，但是它们的差别是有一定规则的。各种方言对于同一事物的称呼，除了用字不同外，往往在语言变换上有这样的规律，就是把某一种方言的某一个音素，一律换为另一种方言的某一个音素之后，按照这转换之规则，来称呼事物，结果会一致的”[133]。虽未明说，但其侧重点明显转向了方言的同一性。

稍早一点，在施効人194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方言是什么呢？这答案恐怕比国语的界说更为困难。……闽语、粤语、江南语、北方语对国语而言当然都是方言，而藏、蒙、苗、回等语对国语而言那就只是广义的方言，而算不得狭义真正的方言了。”这不就是黎锦熙1942年为“方言”下的那个定义吗？如果藏语、蒙古语、苗语等都是“国语”，那么闽语、粤语、江南语、北方语就更不用说是一家亲眷了：“狭义的方言多的是由同一语源里分化出来的，所以方言与方言间每会有许多共通的成素，无论是在文法方面、音韵方面，或语汇方面，都很容易发现出这种共同的成素，这种共同的成素是构成统一国语最主要的成分，假如诸方言之间毫无共通成素的存在，那么也就无所谓什么统一国语了。”[134]这段话不但更侧重于强调方言之间的同一性，也启用了“国语”这个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矛头直指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向“国语运动”回归的倾向。

对比1947年《新语文》上的文章，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的宣传口径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突变，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异。不过，这一观点与拉丁化的终极主张其实并不矛盾，只是彼时因为政治需要而不提，此时则被发挥出来而已。前已说过，仅就语文学立场来看，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和国语运动其实有许多对话空间，其差异绝非实质性的，故后者的许多研究成果仍可为前者所采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有人把汉语在文法上的“统一”当作方言拉丁化不会造成语言分裂的依据。[135]1941年，负责在陕甘宁边区推行拉丁化新文字的吴玉章（1878—1966）宣称：“新文字推行后”，只要懂得本地方言，就能“同时”懂得“各地的方言”。只要把本地的特殊语音与其他方音的对应关系讲清楚，民众自然会依此类推，这就是“发展方言就是进行统一国语的最好例子”。[136]这和王力的“类推法”依据的原理是相同的。

正是这种原本被淡化了的共识为中国字拉丁化运动议论重心的迅速转变提供了基石，而它同时也成为早先反对拉丁化的学者在转换立场时的思想踏板，这方面，黎锦熙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证。作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和国语推行委员会的成员，黎氏长期以国语运动官方“发言人”的形象出现，发表过不少反驳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的言论，更曾直言：方言拉丁化的主张落伍“到了元朝”去！（参看第七章）然而，就在1949年年初，“平津快解放”时，黎锦熙主动给吴玉章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一起“协同来搞新文字”。吴玉章在8月25日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件事，并特意说明：黎锦熙此前热衷的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基本上相同，只是技术上有些差别”。[137]果然，到了9月，黎锦熙在一次演讲中，就开始热情肯定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的原则，其中强调，汉语方言的语法“纵有小异，不碍大同”，因此，方言拉丁化不会导致文字过于繁杂。[138]身处新政权之下、积极要求进步的黎锦熙，对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的态度已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弯，然而，细察其论据，却仍是当年的一向主张。这再次表明，这两个语文运动实有不少同声共调之处。

不过，黎锦熙的事例也提示我们，造成中国字拉丁化运动议论重心变化的主因，还是要到政局变化中去寻找：作为国共斗争的一部分，拉丁化对汉语方言歧异性的强调原本就多少带点故意为之的意味（这不是否认其在理论上的严肃性）。此时，随着中国共产党从在野党向执政党地位迈进步伐的加速，这一立场已不合时宜。因此，很多左翼人士开始转而渲染汉语方言的同一性。

前引吴玉章致毛泽东的信，主要目的是请示拉丁化的推行原则，其中仍坚持方言拉丁化立场，可是也立刻补充：“但同时要以较普遍的、通行得最广的北方话作为标准使全国语言有一个统一发展的方向。”[139]试看1939年倪海曙起草的《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里相关内容的表述：“我们并不同意用一地方言（例如北平话）来统一全国的办法，不过……我们也同意把北方话作为今天中国方言中的区际语，在这过渡的时期里，来担负其未来民族统一语的一部分的任务。”[140]吴玉章的表述在语义上具有明显的延续性，但倾向于语言统一的意味更加浓厚。

毛泽东收到此信后，转交郭沫若、马叙伦（1885—1970）和茅盾（沈雁冰，1896—1981）审议。他们在复信中，对其他主张都表示赞同或基本赞同，却用了一半的篇幅反对方言拉丁化原则。他们认为，吴语、闽语、粤语区的人民要学习北方话，“好比是学一种外国文”（虽然“比学习外国文是容易得多”），还要学习本区方言的拉丁化新文字，非常麻烦，不如直接学习北方话新文字。更重要的是，方言拉丁化虽有“目前的局部的利益”，但“从长远的整个的利益”出发，只能阻碍语言的统一，“得不偿失”。[141]这三人中，至少郭沫若曾在过去明确表示过，方言拉丁化乃是“消灭方言”的必经之路，“只有靠着拉丁化的力量才能把各地的方言扬弃而升华成更高一个阶段的标准拉化语”。[142]无疑，这又是一个随着时移势易而改换言论立场的事例。

1950年，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发布了一份世界语言统计报告，把英语列为世界第一大语言，汉语则被拆为九种“彼此不能懂”的方言，以致连“世界主要语言”的行列都未进入。聂绀弩对此大为不满，奋笔驳斥它的“不科学”。除了强调应用汉语的人口众多外，他还指责西人误解了汉语的性质：“主要的汉语，其实只有方音并无方言存在。闽粤吴语和普通话的差别都是方音也就是古今音的差别，而不是语言的差别。”关键是，在聂绀弩看来，美国人这么做，完全是出于故意：一旦把汉语算到“世界主要语言”中，它就理所当然地占据首位。这样一来，“帝国主义国家的‘先进国’的尊严”不就“受到伤害”了吗？[143]

19世纪以来，确有许多英美人士曾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下，宣扬英语乃是世界第一语言。[144]唯此份统计报告将汉语一分为九，是否出于同一动机，殊难论断，但它显然伤害了聂绀弩的民族自尊心。尤应注意的是，聂氏曾是方言拉丁化的积极宣传者，20世纪30年代写有长文反驳黎锦熙对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的批评。[145]但此时，为了把汉语推向世界语言冠军的宝座，他不但像黎锦熙一样，把“古今音”拿出来当作反抗“帝国主义者”的武器，甚至根本否认汉语“方言”的存在，更是有着当年的黎锦熙也没有过的豪情。

这两位曾经的对手各自向对方原有的立场迈进了一步，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有互换角色的嫌疑，但对汉语统一的维护，无疑是他们越来越明确的共识。

前边的论述给人的印象是，强调方言的歧异性就是对拉丁化的呼应，凸显方言的同一性则和对语言统一的关注连在一起。这大体不错，不过也必须声明的是，这只是一个高度简化的图景，实际情形要比这更加复杂。事实上，方言的歧异性不仅受到拉丁化论者的青睐，同样也被一部分反对拉丁化的人们拿来当作武器。国语运动主将之一陆殿扬提出，中国很多方言“绝对不能互相了解”，因此，拉丁化欲通过“文字分化的手段，来达到语言统一的目的”，纯是“欺人之谈”。[146]也有人把方言的多歧看作中国社会封建性的表征，并进而将“土语拉丁化”定义为“封建的文化运动”。[147]他们担心方言拉丁化会带来语言和国家分裂的危险，与郭沫若、马叙伦和茅盾在1949年的论点只有语气轻重的不同，而意思是一样的。不过，这些分歧杂出的现象并未改变我们前面的观察：保障中国（语言）的统一，是各方的言论底线。

1955年11月13日，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解散，标志着中国字拉丁化运动正式结束。[148]从此，围绕方言拉丁化问题的争论也彻底时过境迁。强调汉语方言的同一性，再次成为学界的主流叙事。1980年年底，王力在香港的一次演说中，多次提及粤语和普通话的歧异，说它们的语法比较“可以写成一本书”，词汇比较“可以编成一部字典”。而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愤愤不平地说：“有些外国语言学家污蔑我们，说汉语实际上是许多种语言。我们决不承认汉语是许多种语言。”至于理由，仍不出文字统一、语法和词汇基本相同、语音具有对应规律等。[149]这两段话的意思当然未必一定对立，但它们的论述方向无疑差异甚大。而王力似乎并未意识到有对此加以辨析的必要，原因之一是，方言定义中的政治原则早已成为诸多学者“日用而不知”的预设，不动声色地规划了他们的论述脉络。

实际上，王力这两段话也提示出这一课题本身固有的困境：方言与语言边界的模糊性，既为论证汉语方言的同一性提供了空间，也为支持其相反观点提供了可能。因此，从其诞生开始，这两种主张的支持者就陷入了一个既不能完全说服对手，又不愿被对手说服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