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在论证汉语方言同源性的问题上，历时性研究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然而，这里也存在一个必须加以辨析的问题。根据现代方言学家的自我认知，他们的研究和传统学术的一个重大区别就体现在时间维度上。用沈兼士的话说，传统学人是“目治的依据古籍来探寻历代文语蜕禅的轨迹”，现代学者是“耳治的研究现代各地方语言流变的状况”；前者“注重纵面求是的考证意义和声音之本相”，后者还同时注重“横面致用的‘约定俗成’之原则”。[96]简言之，在取向上，传统方言研究以存古或证古为目的，现代方言学以通今为目的；在资料上，传统学术以古书为中心，现代学术以实际的语言调查为中心。

要深入理解这一变化，我们不妨从几位现代学者对章太炎《新方言》的批评入手。此书因开拓了从词源学角度研究汉语方言词汇的视角，被认为是“传统方言学与现代方言学之间的承前启后之作”，在学术史上地位很高。[97]章太炎在这本书上面也花了不少气力：刊登广告，征集素材；又亲自向在东京留学的各省学生请教，“遍访异言，归而次录”。[98]结果使他非常满意，自诩其书既广求“今语”，不“沾沾独取史传为征”，又将“今世方言”中“难通之语，笔札常文所不能悉”者，一一“上稽《尔雅》、《方言》、《说文》诸书”，使其“敫然如析符之复合”，从而打通今古之隔阂，推明“国语”之“本始”，于保存古学，甚有功德。[99]

但在现代方言学发轫时期，此书却成为箭垛，批评的火力则主要集中在它喜欢从周秦古籍中寻找现代方言的语汇来源这一点上。1924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方言研究机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的成立宣言，就竭力分辨现代方言研究和扬雄式的“训诂学”、章太炎式的“语原学”的区别。[100]章氏弟子沈兼士在20年代初也多次表明，《新方言》“每语必求他的古字”，最难叫人满意。因“后起的语言，不必古书中都有本字”。若一定“都要审定出一个原文来”，势难免穿凿附会。故我们与其“拿和现在说话不相符的古字来替代俗字”，不如认真探究一下这些俗字的“意义究竟是怎样”。[101]

对《新方言》的评论预示了此后中国方言研究的一些基本偏好：在词汇和语音之间，更重视语音[102]；在古音和今音之间，更重视今音；在“单文只字”和语句之间，更重视语句。这最后一条也和语音有关：因为有很多字“单读不变”，放在语句中“乃有音变”。[103]所有这些，都透露出以当代而不是以古典为取向的研究眼光。在此背景下，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何有人提出要从《新方言》回到《方言》去了。那是因为，《新方言》意在“语原的考订”，注重“纵的连系”即“古语和今语的连系”；《方言》则“偏重于方言的搜集”和“记录”，注重“横的连系”也就是“各地语言的连系”。[104]该作者的意思很清楚：方言的研究重心应从历时性追索转移到共时性联系上来。

这当然不是说现代学者已不再对语言的历史变化感兴趣了，相反，那正是方言研究的一大方向。不过，在理论上，古今地位已经颠倒：如果说，对章太炎来说，方言俗语的价值主要在于它们可以印证古典经籍史传的话，那么，从他的学生们开始，研究“纵的连系”，其意义仅是为了深化我们对“横的连系”的认知。这里我们可以征引一下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1931年给教育部的一份呈文：

本会筹备国语文献陈列馆业已多时。目前材料，除国语运动中关于符号并作者之著作外，大都为以往各种有历史价值之议案档件。惟念文献陈列之目的，在使览者即物兴感，对于国语统一运动之过去及现状格外亲切；而同时亦含有实示验证，俾知国语实际之究竟，则征集一切关于我国现行语言之状况，以揭明国语统一运动意义所在，尤为当务之急。[105]

陈列馆中收录的“历史”文献，最早的也不过晚清，仍被认为难以使人产生“亲切”感，必须提供“现行”材料，才能彰显国语运动的意义。这不一定反映公众意见，但的确是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诸公的认识。

同时，即使是纯以重建古代语言为目的的历时性研究，也必须充分考虑活方言的重要性。岑仲勉（1886—1961）曾云：古代“单音只语，犹多留存于各地方言中”，因此，“欲研究古音转变之途径与其转变之程度，必须深谙俗语，断不能纯赖参杂人工之读音”。事实上，“愈欲研究古音，愈须调查今音，盖《切韵》还原，易陷于玄虚，今音考察，则邻于现实，今音而重‘读’，又现实之偏虚，今音而重‘语’，乃现实之更实也”。[106]岑氏热衷于用古音证古史，其实这未必是其强项，这段议论也不是为了服务国语运动的现实需要，但从“《切韵》还原”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取径已与清儒明显不同，今音、今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它们不只是古语研究的辅助材料，而且是关键证据，离开它们，古语重建将一无可能。

事实上，整个国语运动的取向都是以当代为中心的，方言研究取向的改变只是其中一个表现而已。归根结底，这仍与民族国家的需求有关：简单地说，一个民族首先是存在于“现在”的，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都服务于“现在”存在的这个民族。“传统”没有任何超越性的神圣意义，历时维度的方言研究自然也不该回到往古寻找终极价值，而理应转向对活泼的当代生活的肯定。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罗常培的话：传统方言研究都要“以韵书矫正方音”，其实，“与其援古正今，还不如据今考古好呢”。[107]

时间观的改变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社会和文化上的等级观念被迅速松动和瓦解了。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指出：现代社会坐落于“世俗性时间”里，它的想象是通过“横向”方式展开的，无须与一个“高点”联系起来——这个“高点”位于过去的神圣开端，奠定了永恒的合理秩序的基础，保障了社会的“垂直性”。与之相反，在民族国家这样的“横向社会”中，“每个人与社会中心都是等距离的”。[108]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以不同方言为母语的人们在学习国语时面临的“实践”难度绝不相同，但这些方言和标准语的理论距离是相等的，或者说，它们在“品格”上与标准语等距。反过来，国语也被设想成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了一条“等距离”跨进“社会中心”的道路。

不过，问题的实际表现要比泰勒所言复杂得多。为此，我们需要再次回到语言的三元认知结构。

在传统二元认知结构中，语言之间当然是有等级的，其表现则相对单纯：除了“雅言”，所有的方言似乎都是平等的，至少人们并未感到有对它们进行更加细致的分类的强烈需要。在三元认知结构中，语言之间则呈现出更加立体的关系。首先，我们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着两种关系。第一种是内外之别——国语和方言是“内”，外语属“外”；第二种是高下之分——外语和国语是平等的，方言则位阶稍低。由于国语一词本具两种不同含义（既用来指“中国语”——主要是汉语，又用来指汉语的标准语。详论参看本书“导言”），国语和方言的关系也随之呈现出两种不同形态：就广义的国语（中国语）来说，方言是国语的一部分；就狭义的国语（标准语）来说，方言必须依赖国语作为沟通中介。当然，无论在哪种意义上，方言都较国语为“低”。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比二元结构更为复杂的不平等状态。

可是这仍只是一面，换一视角，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发现两个层次上的平等关系：国语和外语当然是平起平坐，方言之间也是平等的。事实上，平等二字对于我们理解整个国语运动都是一条核心线索：一方面，如同我们在第七章中所描述的那样，围绕着国语标准的制定，中国人曾长期争论不休，争论的一个基本动力就是要尽量满足各地人民的平等需求；另一方面，在表面看起来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它也同样为中国字拉丁化论者宣扬方言拉丁化提供了理由（详看下文，并参看第七章、第九章）。后者认为，标准语必须通过不同方言的逐步交流、融合才能达成，人为制定一种标准语，无论如何都难免不公。

其次，前引何仲英的言论又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平等关系：国语（标准语）的地位虽较方言为高，但也不是绝对的。前已谈过，何氏此说的意图是为了帮助人们克服学习标准语时的畏难心理；这个动机在台湾国语运动文献的字里行间也随处可见。但我们亦不能就此认为，此说完全是一种说服策略。绝大部分国语运动的领导人认为，方言和国语是互补对流的关系（参看第九章）。

“平等”的具体含义显然是复杂的。就方言而论，“平等”至少有三种含义：第一，方言和方言之间是平等的；第二，所有方言与国语的距离都是相等的；第三，方言和国语在不平等中也蕴有相对平等的意味。深究下去可以发现，这三种含义的平等之所以可能，主要依赖于如下几个条件。首先是一个稳固的正统价值取向（在这里特别表现为雅言、古书等）的崩溃，为各种替代性价值的竞争打开了空间。其次，民族国家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价值观，用钱玄同的话说就是：“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大家都是平民”，方言是“活泼自由的平民话”，当然应多多采纳。[109]国语和方言都为平民服务，自然也是“平等”的。当然，这种“平等”并没有否认它们事实上的不平等——然而，一个最关键的差别在于：它们的不平等是功能上的，而不是价值上的。

如果说这两个原因都来自当代生活中的改变的话，还有一个原因，再次把我们的眼光带回了往昔，那就是前引何仲英文的另一个论点：方言之所以是平等的，是因为它们来自同一个源头。换言之，我们绝不能轻视历史、文字和书本这样一些“雅文化”维度在中国现代方言研究中的作用。的确，它们已不再是一种衡量尺度，然而它们转变成了一种“文化传统”。后者虽仍无法彻底和价值分离，但从表面上看，它主要是一描述性概念，这使它可以“超脱”于各种具体的价值分歧之上，呈现出一种“中立”态度，从而起到为民族国家提供历史支撑，为当代文化发展提供养分的作用。很显然，在论证汉语方言的同源性这一问题上，它们扮演的角色无可替代：声音本身转瞬即逝，要勾勒语言来历，舍弃书证，便无所取材。因此，至少从技术性条件来看，方言学无法完全脱离文字和历史的控制。

传统学术惯性的影响也是一个因素。梅祖麟发现：汉语学术界的方言调查长期采用赵元任的《方言调查表格》（1930年）及在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方言调查字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1955年初版）。“这种表格预先选定三千多个常用字，依《广韵》的声母、韵母、声调排列，然后每个方言都调查这些字的语音。”其优点是“在短时间内可以了解一大片方言的音韵概况”，但也漏掉了许多“‘有声无字’的语词以及常用词的俚俗音”。[110]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与研究者的学术趣味有关。李壬癸发现，早期汉语方言调查者最感兴趣的是“现代方言如何和古音连接起来”[111]，反过来，这种调查和思维方式也高度配合了他们的论点。魏建功曾以“怎样从台湾话学习国语”一句为例，对照了国语和台湾话的异同，结论是：“如果完全依照原来字面来用台湾音说，我想与国语只是声音上的不同。”[112]然而，这一结论的得出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研究方式和所用材料，恐怕仍需进一步检验。显然，尽管现代方言学家自觉地欲与传统断裂，实际则远未脱离传统学术的影响。

不仅中国学者如此，汉学家如高本汉者，也有类似做派。他那个“所有现代汉语方言都来自《切韵》”的论断，就引起了曾在山西做过方言调查的比利时学者贺登崧（W.A.Grootaers）的质疑：“法语方言中产生的各种语音变化和新词，难以断定它们是直接从拉丁语派生而来的。而高本汉为什么能断定汉语方言和公元601年的《切韵》所代表的语言有直接的派生关系呢？”他发现，高本汉的方法是，先选取一个书面语词，再请教不同地区的人们，本地方言如何表达这一事物，直到找到类似的发音为止——这“当然全部都能直接和《切韵》音挂上钩了”。贺登崧认为，汉语方言中某些语音的同一性，只是“历史的偶然产物”，并不一定“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他据此认为：“现代中国的文献语言学的错误不在于依据文献做研究，而在于要在方言中找出和书面汉字相对应的词。这一做法是以汉语变化有连续性这一点作为前提的。但是事实却彻底否定了这种连续性。”[113]

实际上，中国的方言学家对此也不是没有自觉。赵元任就曾反省：“我们有时候还是脱不了‘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的习惯”，故“总还是以《切韵》系韵书作为一切方言研究的出发点”，因此受到了西方方言学家的批评。但他强调，这也是万不得已的做法：中国有“几千方言”，要想得着“一个大概的观念”，不能不“以简御繁”，唯一法门“就是拿《切韵》系统之下的单字音作起点，以后再慢慢给某种某种方言的语词作详细的长篇记录”。[114]罗常培对西人的回应就没有这么客气了。他直言，西方学者研究汉语方言的一大缺陷就是“没有历史的出发点”，故很难说明方言间的关系。这关系只能从历史上看出，“无论拿哪一种现代方音作研究别的方音的出发点，事实上都往往走不通”。同时，表面上“看起来不能相通的两种方音，未见得没有历史的关系”。因此，“研究现代方音唯一有效的出发点就是古音”。[115]

我们不妨拿罗常培这段话和一般被视为老派学者的向楚（1877—1961）在《巴县志·礼俗篇·方言章》中的一段话做个比较：“吾国南北之音，不无讹变。世人不通转语，音声小变，即无以知其所从来。若能推行故言，得其经脉，虽唇吻有弇侈之殊，等呼有刚柔之异，若能求得其变化之原理，掌握其沟通之途径，即不难互通语言。”[116]二人着眼点不同，思路和观点则有不少互通之处。向楚这段话绝非纸墨见解，而是建立在其实际经验之上的。1902年，他曾在广州教国文，因为说一口川话，无人能懂，但他依靠扎实的音韵学底子，很快就大致掌握了广东话。[117]向楚不是偶例。事实上，清末的音韵学家胡垣（约1836—？）也声称：“垣孤陋寡闻，未尝远涉，然近则桑梓乡音，数十里内已得其所由分；远则闽粤数千里外，亦得其所由合。有异乡子弟就学，第任其自然之方音，不强以舍彼就我，而我自能知彼之误于不误，盖验之于音呼声韵，乃有以比例而会通也。”[118]这似乎都为前引孟森的话提供了证词：有经典做底子，燕人也能很快掌握粤语。

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中国现代方言学对所谓“文献语言学”方法的依赖，并不完全出于历史的惯性，也不只是出于一种技术性的需要，而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如同胡以鲁、何仲英、赵元任等人所观察到的，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长，文化和政治却能长期维持基本统一，正依赖于一个以文字、书本、经典为核心的大传统的存在；而各种千姿百态的地方性小传统，与此大传统也存在密切的交流互动。抛开大传统，我们不但无法解释中国何以成为中国，也难以在丰富多样的地方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呼吸声中，分辨出它们背后的隐秘呼应。

不过，说来似乎吊诡的是，历史的维度之所以在现代学者以“当代”为导向的文化研究中起到如此核心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源于其地位的降低——它已不再是一个用来评判不同文化成果优劣雅俗的价值源泉，而成为一个为民族国家提供认同和生命力的“文化传统”，这使其活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得以积极融入当代生活的建设中。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仍然被“当代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