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方言概念的确立，给中国语言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带来了一些新议题。其中，有三个因素特别值得一提。第一，它要求人们在方言和“语言”之间做出明确区分，这未必合理，更不容易：单从语言特征讲，二者之间是一过渡地带，而不是一条明确界线。第二，尽管现代语言学提供的解释框架常被视为是普世性的，但这一来自西方经验的理论架构，无法完好地消化中国语言的特殊现象。第三，语言学的发展本和政治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代中国学者更是面临双重紧张：既要致力于中国语言研究的“科学化”，又要效力于民族国家的建设；前者来自一个普遍性的冲动，后者受制于明确的地方性意图。所有这些因素相加，使得对下面这些问题的回答尤显必要：各地汉语的歧异性有多大？它们到底是汉语“方言”，还是不同“语言”？一句话，我们怎样确定汉语的疆域？

传教士是研究中国现代方言的先驱[41]，我们先看看他们的观点。20世纪20年代初，由基督教教会方面出版的《中华归主》一书批评了两个流行观点：一个是汉语方言的差异“无关紧要”，另一个是“中国的方言就是一些不同类型的语言”。至于该书作者的意见，则是在这两种看法之间取其中道：既承认官话、吴语、闽语、粤语存在着明显歧异，又把它们都归入汉语方言之列。[42]此书作者基本都是西人，此处批评的第二种看法也是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至今仍很流行。[43]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态度就跟《中华归主》的编者相类，但也认为中国方言“相互悬殊，直如外国语之不同”[44]。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这大概不算是一个不得了的问题，但答案也远非不证自明。乐嗣炳就发现：“习用了某一个地方底汉语方言底人，初次听见同一个汉语系统内别一个地方的方言，简直会不懂；并且有时候几乎误会这两方相差较远的方言，是两种不相同的语言。”[45]高名凯也说：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的分别并不大，“却是不同的语言”；中国各地“语言大有差别”，广东话与北平话、福州话与江苏话的差异不亚于西班牙语之于法语；“这样说起来，所谓中国语到底是什么，确是一个问题”。[46]

1974年左右，赵元任为李方桂写的一篇小传提到：“他在家里说的母语是国语（mandarin），但是周围的人都说广东话（cantonese）……所以从小他就能说两种语言（bilingual）。我故意说‘两种语言’，因为广东话跟国语的差别就像荷兰话跟德国话，或者法国话跟西班牙话一样。”[47]赵元任这篇文章是写给西人看的，不免“入乡随俗”，用了“两种语言”这样的说法，与他在其他地方的言论不同（详见下文），但他又特别声明，自己这是“故意说”的，等于按了一回取消键，收回了这个用语。

实际上，乐嗣炳和高名凯也都认可各地方言都是汉语，但仍感到有对此详加讨论的必要，显然意识到了现代方言理论之中潜藏的政治压力。在何仲英的笔下，方言的发展出于“离心力”和“向心力”较量的结果：“离心力比向心力强，所以罗马语分为无数语；向心力比离心力强，所以德语统于一尊。”[48]他谈的是语言，但“离心力”和“向心力”都是极具政治暗示性的字眼，因此，这也不能不令读者担心：北平、广东、福建、江苏的方言既如此不同，中国是否会像欧洲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一样，分裂为不同国家？中国人自晚清以来就不断面临被瓜分的危机，这个问题实在非常切己。因此，中国学者必须证明，汉语方言中的“向心力”超过了“离心力”，其同一性远远大于歧异性。

这个观点有三种论证方式。第一种是强调汉字的统一约束了方言的分化。胡以鲁认为，中国地域辽阔、交通不便、历史悠久、种族复杂，但比起欧洲来，方言要少很多，主要的不同只在语音的“舒促开闭”。这是因为，中国存在一个“防止纷歧”的力量，即统一的文化和文字：“社会组织统一于文化，所谓方言方音者亦统一于文字。或为俪语，或为转注语，通用于大社会之中，致吾国语大同者此也。”[49]何仲英的看法与胡以鲁相同：“书同文”政策造就了一个“文化中心”，抑制了方言的分化冲动。[50]黎锦熙也发现，汉语存在一个“自然的标准”，这来自两方面的作用：在社会上层，科举取士，诗韵谨严，以至字音也大体相同；在社会下层，小说、戏剧广泛传播，推动各地语言“趋于一致”。[51]比起胡以鲁、何仲英来，黎锦熙多了一重“下层社会”的眼光，不过他们的结论和思考方式都很接近。

20世纪20年代，孟森曾对汉字拼音化主张发表过一段批评，被顾实引用在《中国文字学》中。十多年后，一位南昌的中学老师又从顾实那儿转引了这段话，颇表戚戚之感：中国“因文字之合一，而语言亦受约束，所异者不过双声叠韵之间。名词同，句法同，燕人入粤，专心察其音纽，旬月之间可以毕通。而吾国所谓种族之单纯者，质言之，即此文字之单纯耳”。这种经验超越了不同方言的局限，强化了人们的民族认同：“今试指闽、越人，而告以汝非汉族，其人必大愤，此之谓民族之自决，此之谓外人不敢生心。”[52]此一观点乍看似乎相当“保守”，但毋庸置疑属于现代人的思考范围：离开民族国家观念，这种忧虑无从解释。在近代之前，担心方言分化会导致一个政治实体的分裂，即使不是奇思怪想，恐怕也极为罕见。

但对有些文化人来说，这一论证方式确是“保守”的。第一，在理论上，现代学人对“口语”的评价要远远高过“文字”（参看第四章）。在前面征引的材料中，至少胡以鲁、孟森的话有“执住了死文字来驾驭活语言”的嫌疑，而据顾颉刚认定，这正是阻碍中国方言研究进步的罪魁祸首。[53]第二，书面语言的统一并不能证明这同一批人的口头语言也属于同一系统。刘大白就提出，春秋列国各有语言，不过写文章时皆用“周代的国语”，正好像南洋华侨方言各异，不得不用马来语或英语交谈、写作一样。显然，在他看来，中国人用外语交流，与中国古代的“同文政策”具有同样的意义。他当然也肯定“同文政策”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统一，但在其叙述中，后者又和方言的“复杂”并行不悖。[54]那么，对刘大白而言，汉字的统一其实无法减弱方言的歧异。

第二种论证方式是通过对语音、语词、语法等层面的共时性比较，证明各地方言之间同大于异，因而皆属汉语。早在1910年，一个在南洋华侨中宣传国语的组织就声称：除了广东、福建，中国各地方音“不过高低轻重之间，微有区别”罢了。[55]这很像孟森的意见。傅斯年对语音差别的估计更严重，但也认为，除了闽粤之外，各地“言语之殊，殊在质料者极少，殊在音读者较多”。[56]前引高名凯那段话似乎把方言的歧异说得非常严峻，其实也只是欲扬先抑，因为他接下来就力证：各地方言的发音虽不同，“语音的系统”和“所用的字眼”却“大体相似”，语法区别更“极微细”，因此它们都“还是属于中国语的范围之内”。[57]直到1973年，年近垂暮的赵元任还念念不忘为汉语的统一性辩护：“汉语是一种语言，不是几种语言，不但从文字上看是这样，因为应用一种文字来书写，从语言上看也是这样：因为在汉语的各方言中有一批共同的词汇单位，有大致统一的语法结构和有整套整套关系密切的音系。”[58]

在语音、语词和语法三者之中，语法被视为区分语言的关键因素，尤受重视。[59]1923年，刘复宣称：“中国方言的不同，只是方音的不同，并不是文法的不同。”此乃“我们中国语言中最有光荣的一件事”。汉语的大体统一，“归根结底，只完全依靠着这一件事”。其时他正在巴黎留学，早年参加新文化运动时的**已冷却不少，反倒主动提醒那些“痛骂中国语言的中国人”：想想中国语言的统一性，“或者可以平得一点气！”[60]30年代一部带有通俗性质的文法书更是强调语法对于论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中国各地的方言，虽各有不同，但不同之点，在于语音和语词；至于将语词连结配成的句子，其语词的位置和语句的组织，全国大抵相同。”[61]

其实，这些共时性的观察，只能说明现存方言的相似性，但这几位论者却都从中看到了汉语方言的同源性。[62]这样，就把我们引向了第三种论证方式——历时性研究。高名凯曾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地方方言就是语言在时间上的继续。”[63]历时性方法是最合乎方言定义的论证方式。沈步洲指出：“方言者，乃同一种语言中由历史所经之情境所发生，非两种源流不相同之语言由历史之机会而接触者也。”[64]这就是说，要确定两种语言是否互为方言，不能只看到它们的相似性，因为那很可能只是后天染触的结果，要证明它们的亲缘关系，必须追本溯源。前述那些学者从共时性特征直接跳到历时性结论，在逻辑上当然存在漏洞，但这也是因为，在现代语言学中，只有历时性研究才被认为是判断方言的标准方法。

既然各地汉语的差异表现最突出的是语音，其次是语汇，这两个层面理所当然成为破题的关键。沈兼士说：现代方音乃“古音之尾闾”[65]。1921年出版的一部教科书称：中国方音差别虽大，但“古本统一”[66]。也有人断言，“时代愈古”，中国“方言差别愈少”。[67]黎锦熙的看法要复杂一些。在对东南地区的语言情况做了分析后，他认为，它们是历史上不同时期中原移民迁徙的结果，其中，闽、粤语音是秦汉时期中原语音的“代表”，江、浙语音是魏晋隋唐中原语音的“代表”。因此，“土音就是古音，方言就是古语”。[68]其实，这分析并不能说明它们就是“同一”语言的后裔，因为，中原语音本身就在变化之中。不过，黎锦熙无疑是想让读者认为闽、粤、江、浙之语，都出于同一祖先。“土音就是古音”的假设也是许多学者探讨古音韵问题的出发点。比如，罗常培的古音研究，就被傅斯年总结为“于方言中求古韵，于古韵中求方言”[69]，傅氏对此甚为激赏。

语音如此，语词亦然。黄侃曾告诉杨树达，各地方言词汇，除名物外，“未有不与古同者”，故“今言即古言”。[70]周兆沅辩称《说文解字》乃“中国最古语典”，后世寻常俗语“无一不由蜕化而成”。[71]这两位都是老派学者，但接受过现代学术训练的学者仍广泛使用类似路径。比如，许维遹（1900—1950）研究登州方言，就全从周秦古籍中寻找出处。[72]林语堂在20世纪20年代初提倡方言研究时，给出了两个理由，其一就是，方言中寄寓着“古音古字的痕迹”。[73]即使在文化态度更为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中，也有人认为方言语词只是“在沿用中把字念讹”的结果。30年代一份左翼刊物还开辟了“方言土语”专栏，搜集归纳“各地流行的方言土话”中之相同者，以为建设“大众语”之助。[74]

其实，这个思路绝对算不上新事物，而是中国方言研究的旧传统。南宋朱熹（1130—1200）已经提出，方言乃“古之遗音”。[75]明人岳元声（1557—1628）发现自己家乡那些有音无字的土语“多有来历”，遂想及仓颉造字未通行之先，岂非“苍颉一方之言”？故经史百家与方音俗语并非天悬地隔，不能相通。[76]在清代方言研究著作中，这一假定更被广泛接受。以晚清而言，南方有陈澧的《广州音说》，从隋唐韵书推究广音之所从来[77]；北方有王树枏（1851—1936）的《畿辅方言》，以“证古今语之异同”[78]为宗旨；西南地区有张慎仪的《蜀方言》，于“每条备注来历，明非肊造”，凡俗字、俗语“不见记载”者，“概从屏弃”[79]。虽然此言也暗示蜀语颇有逸出古书之外者，但对那些没有“来历”的语汇，张氏并无兴致。他们的基本假定，就是文廷式所说的“各处方音不同，要皆有合于古”[80]。这都还是有系统的专著，至于各种零星发现，更是散诸文献，俯拾即得。显然，现代方言学者把方言视为古语的地方分化，无论是思维结构还是具体论说，都有与前人一脉相承之处。

但我们也不能把这个做法简单地归结为中国传统学术的惯性。事实上，19世纪的欧洲语言学家多认为，“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都是同源的，只因“语音语汇法则”的改变才产生分化。[81]这一假定也被中国现代语言学界所接受。陈寅恪强调，比较语言学研究应有“历史观念”，即“同系之语言，必先假定其同出一源，以演绎递变隔离分化之关系，乃各自成为大同而小异之言语”，否则就是“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82]高本汉提出，《切韵》代表唐长安方言，几乎所有现代汉语方言都导源于此。张世禄遂将此结论照单全收：“我们认定现今各处纷歧的方音，都是从隋唐古音上演变出来的。”[83]

这样看来，“方言即古语”的思路乃是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学术同时作用下的产物。不过，传统学人和现代学者虽同具此手眼，运用目的则全不相同。前者依据的是“礼失求诸野”原则。正如孔子另一句话“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论语·先进第十一》）所暗示的，这里蕴含着“俗”源于“雅”这一推论。[84]是以，此原则常被地方读书人用来论证本地文化的正统性，前引岳元声所言就是一例。在福建、广东这些长期被视作文化边缘的地区，此一论点更广受欢迎。对经过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雅”当然已不再是一个核心价值。他们有此思维，一则出自学术训练，二则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无论有意无意，汉语方言的同源性都被他们视为中国文化统一性的隐喻。

通过论证汉语方言的同源性，语言学家也为它们建立了一个亲缘谱系，这一成果又被运用到国语教育中。章太炎是反对以所谓官音作为国音的，但他也同意：“各省语虽小异，其根柢固大同。若为便俗致用计者，习效官音，虑非难事。”[87]何仲英说，自己之所以要“把方言和国语的沟通，说个明白”，就是为扫除一般人学习国语的畏难心理。[88]赵元任在1939年指出，中国人学国语和外国人学中国语有着本质的不同：后者“是学一种新语言”，故一切“都得要一一从头开蒙学起”，而前者就简单得多。广东话和北方话表面似乎“完全是两国语言”，但“国语所用的基本材料，百分之九十九是广东语的所有的”。[89]不消说，此话也有为广东人学国语鼓劲的意思，但并非在学理上没有根据。

当时有些专供某一方言使用者学习国语的手册，学者们还利用这些研究成果，发明了一些学习技巧。王力建议，我们可以把中国古代语音系统中“同类的字念作同样的音，异类的字念作不同的音”，只要据其变化规则“类推”即可。[90]魏建功在抗战结束后，受命负责在台湾推行国语，强烈反对“从头就教它标准化”的主张，力主采用“从台湾话学习国语”的方法，通过“对照、比较、类推”，在台湾话和国语之间建立一种感性对应关系。这一方面是为了方便台湾同胞学习国语，另一方面也是要表明：“我们对同胞贡献的是自家学话的方法，不是教外国人学我们的国语的方法。”而其更深一层的考虑是：只有唤醒台湾人民的“自家”感，才能“真正光复失地，精神复原”。[91]由魏氏担任主任委员的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提出：“用了对照类推法，台湾人学习国语才能举一反三，闻一知十。这然后台湾人才能恍然大悟国语究竟和外国语不同。它也是中国民族语的一种方言，在音系上是息息相通的。这然后台湾人才能更亲切的感觉他们的确是道地的中国人。”[92]在此思路下，“实行台语复原，从方言比较学习国语”遂被正式列入《台湾省国语运动纲领》。[93]

这一政策的制定耗费了语言学家不少心思。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藏有一份私信，作者是一位赴台的国语教师，寄件人和收件人均不清楚（唯信中称黎锦熙为黎师），而主要内容似乎就是答复黎锦熙关于台湾语言情况的一些调查，其中特别谈到台湾话的属性问题。这份函件披露了一些不易为外间所了解的信息，不妨摘录一部分如下：

台语即闽南语，并非其“一支”；或说是“厦门语”——漳泉语混于厦门而稍变者。（另有一部分用客家语）——我们所以用“台湾语”这个非学术而含混的名称，乃加重其省性且以避免忽视客家语之嫌也。然则特殊为何？曰：①大部分台胞不知台语与国语同为汉语，不知其有声音系统之对照关系，故像学外国语一样死记硬学。……②一般人视台语为不值一顾之土语——台语之方言地位比广东语、四川语等之方言低得太多了。此亦为不知将方言改为国音即成国语（蓝青）的原因之一。

解决此特殊困难问题，有二法：①心理建设方面，使知台语为汉语之一支，与国语（北平语）为同系，音之不同，可以对照学习；因国音与台音乃由同而变异，其各自演变之迹，可以寻出对照关系。现在我们写过几篇文章，已经唤醒了若干有识之士。……②整理台语音系（先闽南语而后客家语），编成通俗的《对照音表》，指明其原则并及例外，使教者学者依此自学，始能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先蓝青而再争取——一贯连下而非分段也，则至少人人可学成能自由表达意思的蓝青话，不如今日之只学会一句“简慢得很”，永远用它，不会改说“失迎，失迎”、“招待不周”也。③注音识字，使知国字知国音（排除日音），则学汉字音即学国音，然后“国音”即为新的“读书音”——福建所谓“孔子白”，方音即为“语音”。读音即国音，识字即知“国音”，语文教育之基础立矣。至于“义”则须有词典及读物，“文法”则针对“日化”及“台语”之特殊点（用词及句法）而编，则教材已大备。[94]

这封信所透露的信息，将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政策出台背后的思虑交代得非常清楚，可以使我们知道它的针对性所在。在此案例中，向一般民众证实台湾“中国性”的使命由“方言”承担了。

要说明语言学家对汉语方言同一性的关注和国家统一事业的内在关联，台湾的国语教育是一最佳案例。在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编辑的一本宣传手册中，我们可以读到下面的句子：“国语是跟各地方言土语中间血脉相通的一种简洁明了当得起全国人民开诚布公的语言系统。”这是“因为国语包括声音形体和组织，方言和它之间的差异只是声音”，但“日本东京话的声音和组织的两项系统，都跟我们不同，只配做他们自己国家的国语”。[95]这份小册子署名张洵如，其实就是魏建功。虽然这话本身就讲得佶屈聱牙，丝毫谈不上“简洁明了”，但意旨是很清楚的。他故意淡化了台湾方言和国语（标准语）的差异，从学术标准看，瑕疵明显，然若只从论证取向看，和语言学界的主流观点也并无二致，更何况，其关注的本非学理，而是如何将台湾民众从日本文化的影响中解脱出来，拉近他们和祖国的心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