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雅各宾党人宣布，“一个自由民族的语言应是唯一的，且对所有人皆是同一的”[1]，一语道出了民族主义的基本原则：“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一个民族。”[2]两百年后，法国政治学家吉尔·德拉诺瓦指出，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政治变革，必然伴随着语言状况的改变：“在帝国时代，政治和文化精英之间以有文学传统为依托的通用语言进行沟通，而每个地区都有方言”；进入民族国家时代，方言先“被当地社会精英所抛弃，然后又遭大众教育冷遇”，无可挽回地趋向“灭亡”。相应地，“民族语言”则扮演了两种角色：既是“反对帝国语言的多样性象征”，又是众多地区性方言的掘墓人。作为一个国家“剩下”的唯一一种语言，它同时是“语言标准和政治规范”。[3]吉登斯也注意到，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发展过程，亦是与方言文化相关的地域性共同体的瓦解过程。[4]因此，语言民族主义不但意味着一种新语言（民族统一语）的诞生，也意味着许多旧语言（方言）的湮灭。

中国的国语运动无疑是语言民族主义浪潮的众多追随者之一，不过，这并不等于它在任何方面都对其原型亦步亦趋。李方桂在1947年的一段评论中注意到：接受政府所颁行的国语标准，并没有妨害大多数中国人仍然用方音去诵读文学文本，也没有使得方言的“声望”受到什么明显损伤。[5]确实，中国国语运动的领袖们大多对方言抱有一种积极而友善的态度，即使不将其看作国语的家属，至少也当作可以共处的邻人，而不是一定要打倒的对手。国语和方言之间虽然也有紧张，但无论如何还没有发展到敌对地步，在多数情形下，反而是并辔骈行，形成了一种“双语”体制，并得到了理论上的认可。同时，“国语”也常被看作一组可以在某种范围内适当移动的语言光谱：只要人们能够大体无障碍地沟通，国语的能事已毕；国语运动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能把标准语说得字正腔圆。

在这些方面，国语运动和欧洲原版的语言民族主义主张显然存在着不小的差异。但此一特色似乎迄今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尽管也有人注意到，新文化运动诸子对国语和方言的互补有过不少论述，并且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左翼文化人，对方言文学和方言文艺的倡导和实践也一直没有停止，但对于这些现象，论者往往是点到为止，多数研究者仍然倾向于把国语运动看作国家（中央）政治和文化权力对（包括方言在内的）地方文化实施的“文化宰制”。[6]这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是因为，既存研究对中国国语运动的思考，基本是通过西欧、日本经验的透镜进行的，故而多见其同，而鲜见其异。

澳大利亚汉学家费约翰把中国“语言改革运动中文字统一化和多样化的拥护者之间的论争”，与“中央集权者和联邦主义者之间围绕着中国国家形态问题的政治竞争”，视为两个同构而平行的现象。费约翰同意，无论是“语言联邦主义者”，还是“中央集权者”，都处在“民族统一”的话语框架中，但前者所说的“统一”乃是“各个分裂的地方社会的集合”，后者更重视“抽象地重新组织起来的民族”。费约翰对两派平等对待，并注意到方言和国语之间的复杂性：对方言的认同未必就是对统一的背叛，相反，甚至可能是国家认同的另一种形态。[7]

与大多数研究取向不同，本章主要关注国语运动中那些“不统一”的面相：乍看起来，它们和国语运动的旨趣背道而驰，但它们的确就存在于国语运动内部。这些面相主要表现为两个主张，而恰与那位雅各宾党人的理想南辕北辙：“国语运动”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只剩下“唯一”一种语言，也不要求所有人的“国语”都能说得一模一样。当然，在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都不曾完全变为现实，但这里边的关键显然不是其在客观上是否可能，而是人们在主观上是否愿意接受此一原则。或者说，这不是一个“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一个“想不想”的问题。中国的国语运动明确揭出了“不统一主义”的旗帜，且将其列为宗旨之一，在全球范围内的语言民族主义运动中都是特立独行之举；若考虑到20世纪上半期中国浓郁的民族主义思想氛围，此一主张就更显得不合时宜，值得细加检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