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开始，许多读书人观察到一个令他们深感不安的现象：有些来自不同地区的中国人在谈话时，不得不把外语作为沟通工具。颜惠庆直到晚年还记得，20世纪初在上海举行的一次教会会议上，“一个福州籍的牧师与一个上海教友交谈，需要两个美国人居间转译”[1]。另外，1905年或1906年前后，汪康年注意到，语言已成为列强手中一种有意识的殖民工具：“各国均于所指势力圈各地，诱人学其语言。如日本于福建、浙江多设日文学堂，俄于东三省、直隶广诱人学俄语”。他敏锐地感到，此举“已明露布置瓜分之意”。[2]事实上，这政策不无效果。20年代初，周铭三观察到，中国不同地区通行不同的外语，其分布范围大体和列强势力范围相重合：沪宁铁路一带盛行讲英语，云南流通的是法语，南满铁路沿线和山东使用日语，北满和新疆的一部分流行俄语。[3]

其实，能用外语交流的毕竟只是极少数人，但这些例子被人反复提及，几成陈词套语，甚至被当作中国所独有的“国耻”。[4]此一情形对中国人刺激之深，略可想见。这耻辱来自两方面：方言众多，“各自为政”，是“内生的国耻”；外语横行，反客为主，是“外来的国耻”。二者相缘并生，前者又为后者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正因方言为异，外语才会横行，故“内生的国耻”比“外来的国耻”更加危险。欲雪斯耻，必从国语统一开始。[5]

因此，外语和方言的交互刺激是中国国语意识产生的重要途径之一。但这不意味着作为概念的“外语”和“方言”就先于“国语”而存在。事实上，无论是这三个概念本身，还是由它们共同组成的三元的语言认知结构，都是中国近代政治与社会转型的产物。在此认知结构中，国语占据了枢纽地位。吕叔湘曾说：国语既是“和外国语对待的‘中国语’”，又是“和方言对待的‘标准语’”。[6]“国语”的界定要通过与“外语”及“方言”的对照方式完成，最可看出三者相互辉映的关系。

不过，本书不准备全面处理这个三元结构，而将集中考察方言和国语的关系。这里先提出一些明显可见的迹象。首先，对方言的调查和研究，是国语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次，国语运动也为现代方言学提供了基本的动力、依据和目的。傅斯年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确立工作规划时就指出，汉语“将来”要有“大成”，“全靠各种方言之研究”。[7]易言之，他是把方言研究放在汉语建设的框架下来认识的。陆志韦、高名凯等也都把方言研究当作建立中国语法的一条重要途径。[8]但除了这些表浅层次，这两对概念还存在着更具实质性的关联。这一点，可以借助对“方言”一词语义流变过程的考察看出：这个词迟至西汉就已出现，但含义和今日通用的“方言”概念差异甚大。表面上看，古今所谓“方言”具有明显的语义递承关系，但现代意义上的“方言”其实诞生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与思想环境中——离开“国语”这个先导性概念，我们根本无法透彻理解今人所云“方言”的深层意义。

现代的方言和外语、国语等概念一起，区分了不同的语言类型，规定了它们的界线和层次，也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方言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点又直接关系到以下几点：怎样确定汉语的范围？各地汉人使用的语言之间是何关系？粤语、闽南话、吴语等与其他地区的汉语差别有多大？它们属于汉语方言，还是一种独立语言？在理论上，一个国家内部存在多种语言，本无害于成为一国。[9]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可是，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汉语被分为几种不同的语言，已经直接损害了中华文化的一体性和国家的统一。因此，他们坚持认为，各地汉语的不同只是方言的差异，绝非不同语言的区别。许多语言学家自觉承担起论证这一观点的任务。

语言学界对20世纪以来中国方言学的发展，包括方言调查与研究、方言区的划分等，已做过一些回顾和反思工作。[10]但既存研究也都忽略了一个基本前提：汉语的疆域并非不证自明的“天然”秩序的体现，而是经过有意无意设计和论证的结果，其中不乏异见的交锋。在现代语言学这座看似精密的科学大厦内部，存在着一些结构性裂缝，必须依赖政治理念加以黏合。一旦将这些因素从中抽离，语言学大厦的一部分也将应声坍塌。汉语边界的划定与方言的确立，就是学理与政治协商的产物。然而，要察知这些裂隙的存在，我们就必须跳出语言学的专业视野，把现代汉语方言的确立过程放回作为一种文化政治现象的国语运动的脉络中，通过揭示那些支配着语言研究的某些基本假定在时空两个维度中的展开过程，来探讨现代语言学与民族国家建设之间的协同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