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语言标准的争辩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国故大师、新学巨子、左翼文化领袖、边缘知识青年纷纷加入争辩，歧见迭出。这些争论来自现代国家建设中的基本课题：如何塑造一个既能凝聚国人认同，又能满足各种群体平等诉求的一体性文化？其焦点则可用钱玄同、吴稚晖都提过的“代表全国”四个字概括。

国语运动仿佛一个竞技场，实际的推动力却来自场外，表达了不同人群的诉求。这些论述大致沿着地域、阶级等几条线索展开，而它们又是更大范围内的历史变动的一部分。1912年4月，天津《大公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列出“破坏共和之五大害”，“省界”和“种族”都厕身其中。[158]换言之，这几种观念都被当作负面因素，其满足的是私利而非公益——后者则是“共和国”所欲达到的目标。这一认知取向在国语运动中也有体现：争取平等的实际主体正是按照这些范畴所组成的社群，然而论者又往往刻意回避这种认同，反而攻击对手纯出私见，以示自己才有公心。不过，夷夏、雅俗等标准的介入，尤其是“国家统一”的目标，也都使得不少人确实超出了单纯的地域范畴，站在“全国”立场思考问题。这在20世纪20年代的“京国之争”中展示得最为明显。

但实际上，并非所有的方言都被认为具有竞争资格，国语运动难免受到现实政治权势与文化传统的影响。时人所言之“南”与“北”，皆有特定所指；尤其是前者，其实只是指江南。此外的南方地区，如广东、福建、湖南、江西等，便属弱势。吴稚晖在读音统一会上就很自信地宣称：欲统一国语，“不能不舍鱼而取熊掌。孰为熊掌？即通行力最大之一，合于天演之最宜。率言之，近于官音者是矣”。其余方音，皆无资格。他并且断言：倘若“声音最完全”的广东音被提出，“必广东人先出而否定”。[159]当然，粤语也不是完全处在论者视线之外。章太炎就曾提议，从广东音中提取一些其余地方已消失的古音以为“补苴”，但同样力主“取决于多数”的傅斯年就批评说：这种古音“自广东外，无能发者。令廿一省人徇一省，无论理有未惬，即于势亦有所不能行”。他还将此点提升为一通则：“故在古人为正音，在今人为方音者，宜径以为方音，不以入于国语。”[160]可是，以北京话为国语，也是强全国以从一地，虽反对声音不绝，却终能胜出。显然，平等虽具号召力，方言和方言却到底不同（参看第九章）。

那么，我们怎么理解，有关国语语言标准的论争主要发生在北京官话和“普通官话”之间，而不是在官话与非官话之间？这其中涉及一个不能被完全归结为社群认同的因素，即古今之争。正如前引傅斯年的评论所表明的，广东话之所以不具竞争力，乃因其太“古”；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官话（无论是北京官话还是普通官话，甚或南京官话）的天然优势则直接来源于其“近古”以来所处的核心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语言传统（主要是“最近的传统”）对国语运动的制约力是不可忽视的。不过，对“现代性”的强调更能代表国语运动的主流（包括左翼文化人推荐的“普通话”在内）。当然，面向今天并不必然意味着排斥过去；如果“古”代表了正统，就更具**力。实际上，以“正统”为号召的复古现象在很多国家的国语运动中绝不鲜见，有时甚至会演化为极端的“语言净化运动”。[161]但这一取向在中国的影响有限，清末民初一部分人因受“排满”思想鼓动，对汉语为“胡人”所乱颇表愤愤，但说这些话的人也不全是要复古。20世纪20年代之后，因受文化趋新取向影响，“夷夏之辨”在国语运动中基本消失。新文化运动者揭示出的文化的“死活”对立关系，对京音取代更接近音韵“正统”的国音，起到了理论推手的作用，就是风势转移的表现。

国语语言标准的讨论，不仅涉及何种语言能“代表全国”，也涉及谁有权力来确定这个资格。在这一问题上，“主权在民”的理论对论辩起到了相当程度上的支撑作用：这既体现在论者区隔国语与“官”话的理论努力中，也体现在吴稚晖、范祥善对“国音”得名的解释里。此外，从章太炎到张士一都强调，制定国语语言标准应依据学理之是非，而非赞同人数之多寡，这看似反对“民权”，实是反对政治权力（无论何种形式）的干预；左翼文化人推倒“国语”，更被认为是阶级革命的一部分。问题是，无论是更为中性的“全国人”还是更具阶级意识的“大众”“民众”，都是抽象概念，国家的权力实际常由政府代表，故国语的确立也不得不寻求官方的支持。但官方本身也很多元，吴稚晖和顾实对国音是否应由国会通过就有不同意见，这其实源自他们对国家权力机关权能的不同认知。

这当然不是说“人民”的力量就此可以忽视。人民本来兼具性质、数量两层含义，实际则常被理解为以数目取胜。在国语语言标准的争论中，除少数例外，“取决于多数”几成共识。尽管谁才代表多数，大家皆自说自话。与此同时，传统语文观念中更受重视的“雅”，在清末民初还是考虑的要素；新文化运动后，“雅”则已成为被刻意忽略甚或打倒的对象（实践中当然未尽然）。文化评判的标准由“质”的高下向“量”的多寡移动，其背后动力乃是政治观念的变革：在传统社会理想中，士居四民之首，身为社会表率，地位、责任皆与其他群体不同；在现代政治理论里，“人民”则是一同质概念，无论角色、地位如何，数字（包括虚拟数字）相加即代表公意所在。不过，如前所述，在“多数”之外，“学理”这样的因素也没有被完全摒除。

整体来看，四十多年的论争虽有阶段之分，但有一些东西似乎很少改变：自这一主题受到关注开始，那些基本主张、论点，都再三出现。在前一阶段似乎已达成共识的话题，到了下一阶段又卷土重来，似乎重回起点，唯攻守之位互易而已。独用京话和会通异言这两大主张，犹如钟摆一般，来往起伏。其中的主因即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体化和平等化这两大价值之间永恒的内在紧张：既要有一个统一的语言标准，又须兼顾各方的平等诉求；且这“各方”中，还包括了地域、阶级等面貌各异的社群，确是一桩难事。这提示我们：现代国家建构并不是一套统一制度的建立所能完成的，它也需要人民内部不同群体的协商。[162]

然而，在众多主张中，两大主要观点的实际差距并不很大。在读音统一会上，王照、吴稚晖主张的不同字音，按吴氏估计，只有5%。在20世纪20年代的“京国之争”中，张士一专门拿王璞的《国音检字》做了一番统计，发现两种主张的相同率为92%，以驳斥“京音与国音有99%相同”之说。张氏坚持，不是100%，“这个标准音就是没有自然这样用的人而行不通的”[163]。但即便是92%，差别又有多大？及至新国音颁布，大家都说北平话成了标准语，实际也是误会。不过，若换一个角度，这微小的差异就重要起来。美国史家巴森评论西方宗教改革之后层出不穷的教派，说他们之间的“差异可能极微，却极具象征意义”[164]。这同样适用于国语运动——各种差异虽小，却被赋予重大的“意义”之别：对吴稚晖来说，国音不能是北音，因为它代表了地方的平等、民族的独立、国民的权力，后者则是被皇权、清朝玷污了的；对张士一来说，京音不能被国音混淆，因为它是“活”的，后者是“死”的；对瞿秋白来说，普通话不能被称作国语，因为它是“无产阶级”的，后者是“官僚的”。

故相似主题下，具体旋律仍在改变。受不断变动的政治理论和实践驱策，同样的主张使用了不同的术语（或对同一术语赋予了不同意涵），援引着不同的理论。以“阶级”观念说，清末民初，这主要体现为“官”与“民”的政治分别；在新文化运动中，“阶级”则被表述为“贵族”与“平民”的社会区分；左翼文化人在继承所有这些含义的同时，又把生产关系和社会发展阶段论投入其中。同时，阶级观念的变化也影响了左翼人士对地域观念的认知：此前的地域之争，仅被看作地方意识的冲突，其与阶级因素的关系，主要是由京城的象征意义如“朝廷”“君主”“官方”等造成的，官民之争附属于地域之争；在左翼文化中则恰好相反，地方冲突在本质上成为阶级压迫的一部分。

这也和国家观念的变化有关。清末民初，以人民、领土、主权三要素构成的国家观占据了主导地位。受其影响，国语语言标准的决定权被认为掌握在“人民”之手，那些与“人民”对立的因素，如君主、官僚、首都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排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左翼人士更多地把国家看作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暴力机器，国语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当作了“阶级”压迫的工具。以“普通话”替代“国语”，背后的理论动因盖在于此。而“人民”也就从国语运动的推动者，变成了其掘墓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语”一词很快就退出历史舞台，“普通话”成为官方的正式术语。二者实际所指虽无甚差别，然必要“正名”也者，仍应从“意义”层面寻找原因：名称寄托着不同人群的尊严，也寄托了不同的国家理想（参看第十章）。“意义”之为用大矣哉！

[1] 《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征求会员书》，载《官话注音字母报》第25期，1917年。

[2]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96页。

[3] 一个简要的概括，参见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228～229页。

[4] 相应地，时人所谓“官音”，通常也就是指北京音。有关此问题，可参见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编：《中华新韵》，1页，上海，正中书局，1947。

[5] 张玉来：《近代汉语官话语音研究焦点问题》，见耿振生主编：《近代官话语音研究》，34页。需要说明的是，张玉来认为，近代汉语并不存在两种官话，“官话只能是一种”，而“官话方言”有很多，北方官话和南方官话皆属于“官话方言”，与本书采用的通行说法有异。对于这些论争，笔者无力也无意置喙。我所运用的这些概念，仅仅出于论述的方便。它们相当于几何解题中的“辅助线”，主要作用在于帮助我们找出答案。大功告成之后，自可擦除。

[6] 此外，“官话”还有第三项含义：清末提倡语言统一之初，很多人把“官话”和“国语”混用，指代标准语。到了后来，才统一到“国语”一词上。具体过程参看第十章。

[7] 佚名：《论统一国语之方法》，载《大公报》，1910年11月30日，第6页。

[8] 刘照藜、陶柟：《陈请资政院推行官话简字说帖》，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32页。此类说法当然不无依据。不过，首都语成为国语，也有多种条件，未必皆因其仅为首都。至少有学者指出，伦敦方言成为标准英语，主要是其经济地位决定的。（详论参见张尚莲：《英格兰民族语言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113～115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不过，至少在清末的讨论中，这一点很少被人提起。

[9] 曾家庄：《论统一国语之方法》，载《大公报》，1910年12月31日，第3页。

[10] 缪钺先生（1904—1995）尝云，正音“以京都为准，此乃吾国传统之习惯”。（缪钺：《北朝之鲜卑语》，见《缪钺全集》第1卷上册，286页。）持类似意见的还有张维思：“所谓‘雅言’者，只是当时政治中心所在通行之语言，即所谓‘通语’。……一旦政治中心移动，则前所谓‘雅言’‘通语’，亦随之而改易。”不过，张氏的主要目的是批判所谓“语音历史观”，认为语音变化，“地域之关系多，时代之关系少”，与缪文立意不同。（张维思：《语音历史观解蔽》，载《齐大国学季刊》新第1卷第2期，1941年，1页。）然揆诸事实，此论未必尽然，比如，《说郛》引《谈选》谓：“寇莱公与丁晋公同在政事堂日，闲论及天下语音何处为正。寇言惟西洛人得天下之中。丁曰：‘不然，四远各有方言，唯读书人然后为正。’”（转引自刘晓南：《朱熹与宋代方音》，见《汉语历史方言研究》，4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读书人为正”，不是以京都为正。

[11] 陈光垚：《老新党王小航先生》，见徐一士：《一士谈荟》，236页。

[12] 佚名：《论统一国语之方法》，载《大公报》，1910年11月30日，第6页。

[13] 章太炎：《规新世纪（哲学及语言文字二事）》，见《民报》第24号，1908年10月10日，24页。

[14] 萨孟武：《学生时代》，50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5] 赵杰：《满族话与北京话》，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

[16] 杨秀清：《奉天讨胡檄》，见郑振铎编：《晚清文选》卷上，7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7] 刘光汉（刘师培）：《新方言后序一》，见《章太炎全集》第7卷，134～135页。

[18] 吴稚晖：《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55页。

[19] 吴稚晖：《答评国音字典例言》，载《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1月28日，第4张第1版。

[20] 长白老民：《推广京话至为公义论》，见王照：《官话合声字母》，59～60页。从名字来看，不排除这位作者是旗人的可能。

[21] 秦德祥、钟敏、柳飞等记录整理：《赵元任 程曦吟诵遗音录》，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2] 彭翼仲：《语言合文字不同的病根》，载《京话日报》第221号，1905年4月1日，1页。原文未署名，作者身份据文中自称“本馆主人”推断。

[23] 不过，有人从长白老民的话中推断，“如果北京不是清廷首都，如果不是敢于玩命者如王照，恐怕在当时是鲜罕有人敢挑战‘显宦名士’，斗胆提出以北京话来统一天下语言之主张的”（市川勘、小松岚：《百年华语》，45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恐怕也高估了南音的势力。果真如此，我们也很难理解何以相当一部分人“皆默许以京话为正音”了。

[24] 新文化运动后，北方人面临的雅俗之辨的压力逐渐淡化，但仍未消除。王献唐在20世纪30年代写信给傅斯年说：“古代语言，惟北人能得其真，南人则始终隔阂。现在吾人所读之字音，泰半为南音所乱”；但他“恐一发表后，惹起南人之反响，非慎思明辨，不敢出以问世”。（张书学、李勇慧：《新发现的傅斯年书札辑录》，见《近代史资料》总第91号，14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是时如此，倒推20年，情境如何，可以想象。

[25] 其实，吴稚晖虽然号称拥护“南腔北调多数人通解”的官话（即所谓普通官话），但是他本人更偏向于“吴腔”。他曾表扬一位最“能作官话”的苏州人：“其言，发声则纯用吴腔，而出音则字字真足，既方且雅，人固莫不以南京官话诮之，其实此即改良新语所最适当之音调也。”（吴稚晖：《书神洲日报东学西渐篇后》，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55页。）则其心中的理想国语，当离南京官话更近。

[26] 钱穆：《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见《国史新论》，21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7] 张鸿魁：《语音规范化的历史经验和“官话音”研究》，见耿振生主编：《近代官话语音研究》，14～15页。

[28] 章太炎：《与人书》（1909年），见《章太炎书信集》，267页；《规新世纪（哲学及语言文字二事）》，见《民报》第24号，1908年10月10日，24页。

[29] 章太炎：《规新世纪（哲学及语言文字二事）》，见《民报》第24号，1908年10月10日，24页；《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见《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4～5页；《与钱玄同》（1907年），见《章太炎书信集》，101页。这层意思在《国故论衡·正言论》中说得更清楚：“讹音变节，随在而有；妙契中声，亦或至当；明当以短长相覆，为中国正音，既不可任偏方，亦不合慕京邑。”（章太炎撰，庞俊、郭诚永疏证：《国故论衡疏证》，243页。）颇有些人说章太炎主张以武昌音为标准音，观此可知不然。事实上，何仲英就说这是“东拉西扯南腔北调的统一国语办法”。[何仲英：《中国方言学概论》，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1924年1月25日，57页（栏页）。]

[30] 邢岛：《改革文字意见书》，载《东方杂志》第9卷第7号，1913年1月2日，8～9页。

[31]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第2卷，1910年1月12日，954页。

[32] 按：前引章太炎的《与钱玄同》中说，“尊议近世语言，不能以北京官音为准，斯言甚是”（《章太炎书信集》，100页）。章氏所说“官音”，殆亦同义。

[33]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第2卷，1908年4月29日，572页。

[34] 吴稚晖：《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55页。

[35] 章太炎：《与钱玄同》，见《章太炎书信集》，100～101页。

[36] 刘师培：《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载《警钟日报》，1904年4月26日，第1版。原文未署名。

[37] 马体乾：《谈文字》，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86～87页。

[38] 夷夏之辨、雅俗之分皆与对地域平等的追求有关，但也有超出这一范畴的意义，在另一些层面上寄托了对现代国家的想象。

[39] 《延聘国语教习》，载《申报》，1907年3月24日，第2张第9版。

[40] 《学部咨外务部文》，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69～71页。

[41] 《八月初七日内阁官报公布学部具奏本年上届筹备事宜遵章接续奏报缘由折》，见《两广官报》第20期，宣统三年八月（1911年），3344～3346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影印本。

[42] 据此，何九盈教授说，清末的语言统一“以北京话为标准”（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34页），应是不准确的。

[43] 庆福等：《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26页。

[44] 《中央教育会纪事》，载《大公报》，1911年8月7日，第2张第4页；1911年8月8日，第2张第3页；1911年8月14日，第2张第3页。

[45] 《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43页。

[46] 《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第一次报告·统一国语方法案》，载《申报》，1911年8月17日，第2张后幅第2版。

[47] 我一：《临时教育会议日记》，载《教育杂志》第4卷第6号，1912年9月，4页（栏目页）。

[48] 《教育部公布读音统一会章程令》，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76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49] 吴稚晖：《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104～105页。按：此文在开会前，由教育部刊印一册，发往各省。参见《教育部咨文（民治一年咨第廿九号）》，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档案号：JC10-1-22074。

[50] 吴稚晖：《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105页。

[51] 《教育部公布读音统一会章程令》，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768页。林传甲日记中有黑龙江选拔读音统一会会员的记录，略可见地方执行相关条例的情形，参见况正兵、解旬灵整理：《林传甲日记》下册，1913年2月3日，40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

[52] 吴稚晖：《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104页。

[53] 吴稚晖：《辞职会员吴敬恒临去之哀告》，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131页。

[54] 邢岛：《改革文字意见书》，载《东方杂志》第9卷第7号，1913年1月2日，8页。

[55] 吴稚晖：《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105～108页。

[56] 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上册，1913年2月24日、3月3日，96、99页。应该注意的是，朱氏1906年1月11日的日记中曾主张编纂国语教科书与国语典，皆“用北京语”，又言“字音宜以《切韵指南》、《唐韵》及《说文声系表》为蓝本”。（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4～5页。）显然，他在语和音两方面的主张是不一样的。

[57] 汪荣宝与王照的发言均转引自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58～59页。

[58] 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上册，1913年3月31日，110页。

[59] 南北之争是汉语史上一个绵延不断的主题。由于方言的差异，南北士子在辨别韵部和平仄上难易有别，而影响到科举考试的成绩，从而引发不少争执，乃至造成科考内容的改革。相关论述参见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全书多处，尤其是第四章（不过此章对唐宋科举制度变化的考索，似有过分轻视非地域性因素的嫌疑）。

[60] 此处数据据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51～52页。吴锦娟的《民初读音统一会与注音字母》（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39～40页）根据各种材料做了一份统计，说实际经常出席会议的代表有40余人（准确数字诸说不同，难以确断），具体名单也略有出入，不过本章列举的这几项数据并无改变。

[61] 周明珂、王照、刘继善等：《关于表决方法的提案》，见文字改革出版社编：《1913年读音统一会资料汇编》，35～36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

[62] 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上册，1913年3月4日、5日，100页。

[63] 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上册，1913年3月11日，102页。

[64] 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上册，1913年3月22日，107页。不过，由于吴稚晖与章太炎早就有尖锐的矛盾，故朱氏一开始曾怀疑吴稚晖乃别有用心。其3月15日的日记写道：“此次读音统一会，吴稚晖之意拟用罗马字为拼音，后因会中否决，会员中所制拼音简字皆仿西文，或仿日文，无一能独立者，吴乃恶之，勉强赞成以汉文为字母，以抵制造简字者，而汉字母究非吴所喜，乃故意演成三切音，以使人觉其不便，难看，又不分平上去入，使不能通行全国。且其不分四声，又有二种手段，一以塞‘北人无入声’ 之口，不必争废入声也（纽文中无浊音字，亦敷衍北人）；一以塞‘读音必以韵书之反切为标准’之口，敷衍了事，行之外省，如欲归罪议长不负责任，乃会员之罪也，其居心之不良如此。总之，读音统一会名词既不通，又欲借此而造新字，以蔑弃国文，所谓妄人也已矣。”（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上册，1913年3月15日，104页。）

[65] 吴稚晖：《致读音统一会诸先生书》，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130页。

[66] 伧父（杜亚泉）：《论国音字母》，载《东方杂志》第13卷第5号，1916年5月10日，3页。

[67] 舒之鎏、周明珂：《论于本会读音统一意见书》，见文字改革出版社编：《1913年读音统一会资料汇编》，53～55页。

[68] 张重光：《审定国音之讨论》，见文字改革出版社编：《1913年读音统一会资料汇编》，67页。

[69] 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谓“今音”，按照方毅的解说，就是指“文人学士保存于纸上隋唐以来相沿的旧韵书”（方毅编：《国音沿革》，4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所谓“古音”，一般指上古音。

[70]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第3卷，1913年3月3日，1249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71] 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上册，1913年2月28日，98页。

[72] 瀚：《小学国文读本须添国语说》，载《申报》，1909年8月23日，第1张第3版。

[73] 顾实：《注音字母之商兑摘要》，见文字改革出版社编：《1913年读音统一会资料汇编》，36页。

[74]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第3卷，1913年3月3日，1249页。

[75] 舒之鎏、周明珂：《论于本会读音统一意见书》，见文字改革出版社编：《1913年读音统一会资料汇编》，53～54页。

[76] 张重光：《审定国音之讨论》，见文字改革出版社编：《1913年读音统一会资料汇编》，67页。

[77]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50页。

[78] 吴稚晖：《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108页。

[79]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59页。

[80]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89～90、97页。

[81]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97页。

[82] 蒙启谟：《读音统一会会员蒙启谟等提议》，载《中华教育界》第2卷第5期，1913年5月15日，34页。

[83] 吴稚晖：《致读音统一会诸先生书》，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130页。

[84] 吴稚晖：《答评国音字典例言》，载《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1月28日，第4张第1版。

[85]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76～77、98～101页。

[86] 吴稚晖：《书神洲日报东学西渐篇后》，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56页。

[87] 胡梓方：《竞业旬报发刊辞》，载《寰球中国学生报》第3期，1906年10月，64页。

[88] 陆费逵：《小学校国语教授问题》，见《陆费逵教育论著选》，20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89] 钱玄同、陈独秀：《通信》，载《新青年》第3卷第6号，1917年8月1日，11～13页。其实，至少从钱玄同的表述中看，此论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堂皇正大，应多少与他那下意识中的江南士人正统观念有关。

[90]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87页。

[91] 黎锦熙：《国语三大纲及国音之五大问题》，载《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0月14日，第4张第1版。

[92] 丁晓先：《小学校教授白话文问题》，载《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月24日，第4张第2版。

[93] 吴研因：《为陆起华君再评教学和同志诸君的研究》，载《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5月24日，第4张第2版。

[94] 本句与上段，参见张士一：《国语统一问题》，载《新教育》第3卷第4期，1920年，434～443、447页。

[95] 刘儒编著：《国语教学法讲义》，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96] 然章门弟子实际又颇会利用这一方式。在表决注音字母时，会员中的章门弟子全员出动，连几乎从不出席会议的部员代表鲁迅也赶到会场。[鲁迅：《癸丑日记》，1913年3月12日，见《鲁迅全集》（编年版）第1卷，2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97] 顾实：《评国音字典例言》，载《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1月24日，第4张第2版。文章发表时，署名为“读音统一会会员顾实”，亦饶有深意。

[98] 张士一：《国语问题和研究态度》，载《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3月4日，第4张第1版。

[99] 周铭三：《国语问题的问答（一）》，载《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1月29日，第4张第1版；《国语问题的问答（二）》，载《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1月30日，第4张第1版。

[100] 顾实：《评国音字典例言》，载《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1月24日，第4张第1版。

[101] 周铭三：《国语问题的问答（二）》，载《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1月30日，第4张第2版。

[102] 黄泽人：《国语到底怎么样进行》，载《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6月29日，第4张第2版。

[103] 但这不是说北方人中没有持此观念者。王璞1919年还认为：“以北京官话定为国语之标准，诚有至当不易之理在也。”（王璞：《注音字母国语讲义（师范用）》，1页，北京，注音字母书报社，1919。）

[104] 张士一：《国语问题和研究态度》，载《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3月5日，第4张第2版。

[105] 王敬时：《评教育杂志“国语号”》，载《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7月5日，第4张第1版。

[106]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96～97页。

[107]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96页。

[108] 慈心：《标准语问题》，载《教育杂志》第13卷第6号，1921年6月20日，2页。

[109] 钱玄同：《国音沿革六讲》，见《钱玄同文集》第5卷，11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10] 《热河道道尹公署训令第588号》，1921年3月31日，辽宁省档案馆藏热河省公署档案，档案号：JC23-1-30820。

[111] 国人：《国音国语的讨论》，载《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6月17日，第4张第1版。

[112] 何仲英：《为国音国语问题和陆费逵君商榷》，载《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4月1日，第4张第1版。

[113] 张士一：《国语统一问题》，载《新教育》第3卷第4期，1920年，436页。

[114] 顾实：《评国音字典例言》，载《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1月24日，第4张第2版。

[115] 吴稚晖：《答评国音字典例言》，载《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1月28日，第4张第1版。

[116] 陆费逵：《我对于国音国语的意见》，见《陆费逵文选》，27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117] 正厂：《评“再论究竟怎样去统一国语”》，载《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4月4日，第2～3版。

[118] 张士一：《三论“究竟怎样去统一国语”》，载《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5月14日，第3版。

[119] 周铭三：《主张京音京语的·其二》，见朱麟公编：《国语问题讨论集》，7页（类页），上海，中国书局，1921。

[120] 陆费逵：《我对于国音国语的意见》，见《陆费逵文选》，280～281页。

[121] 吴稚晖：《草鞋与皮鞋》，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294页。

[122] 黎锦熙：《国语中“八十分之一”的小问题》，载《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2月19日，第4张第2版；1921年2月25日，第4张第1版。

[123] 正厂：《评“再论究竟怎样去统一国语”》，载《时事新报·学灯》，1922年4月4日，第2版。

[124] 国人：《国音国语的讨论》，载《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6月15日，第4张第1版。

[125] 赵元任：《国语统一中方言对比的各方面》，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639页。

[126]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3册，1921年6月9日，30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127] 张士一：《国语教育上的两大改革》，载《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10月25日，第4张第1版。

[128] 庄泽宣：《解决中国言文问题的几条途径》，载《晨报副刊》，1923年8月23日，第1版。

[129] 胡适：《尝试集自序》，见《胡适文集》第9册，7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30] 钱玄同：《注音字母与现代国音》，载《国语月刊》第1卷第1期，1922年2月20日，2页（栏页）；《新著国语发音学序》，见汪怡：《新著国语发音学》，10页（序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此处涉及“京国之争”中的一种观点，即所谓“国音京调”的问题。其时有一部分“国音”派人士认为，“京音同京语虽不尽可取，但他的腔调，却有几件长处”，国音声调应径仿“京腔”。（刘儒编著：《国语教学法讲义》，109页）。黎锦熙在1924年观察到：“近来国语界，国音京音不复有争，但实际上的国音却一天一天地有‘京音化’的趋势。所谓‘京音化’者，并非指《国音字典》中那最小部分和京音不同的字的读音，乃是国音中一个悬案——四声问题——现已纯粹地准照北京的活人活语而得了圆满的解决。”（黎锦熙：《京音入声字谱》，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1924年1月25日，64页。）

[131] 疑古玄同（钱玄同）：《吴歌甲集序》，见《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第1卷，15～1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132] 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编：《国音常用字汇》，Ⅲ、Ⅱ～Ⅵ页（均为篇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此后不久，钱玄同再次强调，“官话”绝非“京话”。（钱玄同：《文字学音篇》，见《钱玄同文集》第5卷，8页。）

[133] 乐嗣炳：《国语学大纲》，10页。

[134] 赵俪生：《篱槿堂自叙》，2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35] 不过，在1934年为汪怡的《国语发音学》所作序言中，钱玄同却再次挑战昨日之我，宣布“我要打开窗子说亮话，这五年以来传播的国语实在就是北京话。那所谓‘国音、国语以普通官音、普通官话为标准而不是北京音、北京话’这句话，不过是一句好看的门面话”；而大家通常所谓官音、官话，实际上就是以“合乎北京音、北京话”为标准的，故“从今以后学国音、国语的人们干干脆脆地说北京音、说北京语，乃是必然的趋势了”。[钱玄同：《新著国语发音学序》，见汪怡：《新著国语发音学》，15～16页（序页）。]

[136] 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137～138、147、152～153页。黑体字原文加有着重符，下同。

[137] 钱玄同：《〈国语周刊〉发刊辞》，载《国语周刊》第1期，1925年6月14日，第1版。

[138] 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138、164页。

[139] 瞿秋白：《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227～228页。

[140] 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15～16页。

[141] 瞿秋白：《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49页。值得注意的是，在另一篇文章中，瞿秋白的看法再次发生变化：“普通话的口音，应当大致拿长江流域的中部口音作基础。”但他也强调，这一点不能太“拘泥”，以免“使普通话丧失它的中立语的性质”。而说到具体的操作方法，重点不过是“把以前的所谓‘国语’之中的一些不普通的北方口音消去”而已。（瞿秋白：《新中国的文字革命》，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309页。）

[142] 何容：《什么叫做“官僚的所谓国语”？》，载《国语周刊》第48期，1932年8月20日，1～2页；《再论“官僚的所谓国语”》，载《国语周刊》第61期，1932年11月19日，2页。

[143] 闻心：《大众语运动的几个问题（上）》，载《新生周刊》第1卷第23期，1934年7月14日，449页（合订本页码）。

[144] 文逸编：《语文论战的现阶段》，82页，上海，天马书店，1934。

[145] 《中国新文字十三原则》，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54页。

[146] 叶籁士：《大众语·土话·拉丁化》，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81～82页。

[147] 焦风（方善境）：《中国语书法拉丁化问题》，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59页。焦风即方善境，参见柳凤运、陈原：《对话录：走过的路》，2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48] 余平：《再论中文拉丁化运动》，载《清华周刊》第43卷第7、8期合刊，1935年7月26日，6～7页。

[149] 聂绀弩：《给一本厦门话写文章小册子作的序》，见《语言·文字·思想》，126～128页，上海，大风书店，1937。

[150] 叶籁士：《拉丁化概论》，35页，上海，天马书店，1935。

[151] 黎锦熙：《论“拉丁化的中国字母”》，载《青年文化》第3卷第5期，1936年4月，13、16～17页。

[152] 聂绀弩：《国语罗马字呢？中国新文字呢？——答黎锦熙：论拉丁化的中国字母》，见《语言·文字·思想》，139～140页。

[153] 林士一：《国语罗马字呢，还是拉丁化新文字呢？——答黎锦熙先生的〈论“拉丁化的中国字母”〉》，载《青年文化》第3卷第5期，1936年4月，24页。

[154] 张庚：《大众语论战中的几个成问题的问题》，见任重编：《文言、白话、大众话论战集》，127页（类页）。

[155] 郑伯奇：《大众语和普通话》，载《新语林》第5期，1934年10月5日，11页。

[156] 高毓溥：《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之合流》，载《语文》第2卷第1期，1937年7月1日，11页。

[157] 《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载《现实》1939年第4期，1939年9月15日，308～309页。

[158] 梦幻：《论破坏共和之五大害》，载《大公报》，1912年4月22日，第2页。

[159] 吴稚晖：《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107页。

[160] 傅斯年：《文言合一草议》，载《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189页。

[161] 彼得·伯克：《语言的文化史：近代早期欧洲的语言和共同体》，203～223页。

[162]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已经注意到，“民主化”是把民族语言和国家紧密联系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林华译，141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163] 张士一：《国民学校一二年级不教注音字母的主张》，见朱麟公编：《国语问题讨论集》，72～73页（类页）。

[164] 巴森：《从黎明到衰颓：五百年来的西方文化生活》，郑明萱译，73页，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