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日渐兴盛，在不同领域全面铺开，语言文字亦身处其中。这场战斗的主要领导人是瞿秋白。他在1931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批评“新文学”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文言“还占着统治的地位”，“新式白话”又脱离了中国“一般社会日常所用的腔调”，夹杂着不少欧化用法，犹如“另外一个国家的文字和言语”。因此，必须进行一次新的文学革命，以“建立真正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所谓‘文学的国语’）”。[136]其实，新文化运动诸子早已提出类似意见。钱玄同就曾对“现在那种由古文蜕化的国语”表示不满，号召“根据活语言来建设新国语”。[137]但瞿秋白虽使用了“文学的国语”一类说法，却对“国语”采取了严厉的批判态度，视之为多民族国家中统治民族“同化异族”，“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至于他自己，青睐的是“普通话”——在文化、政治、经济的“中心”，由于大家“自然而然”地“避开自己土话之中的特别说法和口音”，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共通语。它虽然“大半和以前‘国语统一筹备会’审定的口音相同，大致和所谓北京官话的说法相同”，却“不必叫做国语”。[138]通过抛弃“国语”，使用“普通话”一词，瞿秋白告别了五四传统，带领左翼文化走进了新阶段。

两个月后，瞿秋白再次质疑北平话作为国语的资格：“一种方言要有做全国普通话的基础的资格，必须说这种方言的地方真正是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又是政治的中心。”而中国尚没有这样一个中心。北京过去只是政治中心，而不是经济、文化中心，故过去的“白话固然把北京话当做官话，文学的言语却用极混沌的所谓江南话的读音做官音的”。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连政治中心的资格都丧失了”。而“最近三十年来”，新的学术言语、工商业技术言语、政治和社会交际言语都“大半发生于‘南边人’的嘴里”。可是，京话凭借“国语”资格，要“‘打倒’其他的一切方言”，逼迫南方人“去学那种半吊子的北京话”，岂非荒唐？瞿秋白认为，比较起来，还是混合南北的老国音“好些”。[139]

这话似与20世纪20年代国音派的言论如出一辙，不过这只是听起来而已。1932年，瞿秋白用“宋阳”的笔名再次阐发了“新的文学革命”的主张，这次特别强调用“无产阶级的话”写文章。这是因为，“‘乡下人’的言语是原始的，偏僻的；而无产阶级在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里面，在现代化的工厂里面，他的言语事实上已经产生一种中国的普通话（不是官僚的所谓国语）！”[140]这里他对“普通话”的解释又与之前不同：一年前瞿氏认为中国还没有一个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上海已成了这样的“中心”。因此，普通话不但远离了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也远离了他稍前还赞同的老国音。而他对“普通话”与“乡下人言语”的区分，更提示出其背后的思想依据：瞿氏是从马克思主义意义下的阶级立场（而非此前更为宽泛的“阶级”）界定语言属性的——“现代化的工厂”把“无产阶级”与钱玄同笔下的“民众”分在了两个全然不同的历史阶段。

不过，把上海工人的言语当作“全国普通话”的基础，和要“打倒其他一切方言”的“国语”有何区别？瞿秋白显然考虑到了这一点，故声明道：上海无产阶级“是全国最先进的部分”。因此，“在领导全国范围的大事业的时候，不会勉强各省的群众采用上海土话做基本的‘上海普通话’（或者江南普通话），而自己能够逐渐的采用一般的普通话”。因为普通话“不是用某一地方的土话勉强各省的民众采用作国语”，而是由不同方言“集成的言语”。[141]在阶级平等的论述框架中，地域平等的呼声再次出现。

但这仍不能说服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员何容（1903—1990）。他坚持认为：“普通话”既是从上海无产阶级中产生的，则仍是“打不出‘地域先生’的手掌去”。他当然知道瞿氏的重点是“阶级”而非“地域”，故强调：方言融合是“自然”结果，“不是哪一个先进分子或哪一群劳动民众有意的创造成的”；指定一处方言作为标准语的基础，亦是不得已而为之，无论是“国语”还是“普通话”，都无可避免。况且，国语语言标准既非“某地‘官僚阶级’的话”，又“怎见得就是‘官僚的’呢？”因此，瞿秋白指责国语运动是“强迫的”，乃是栽赃陷害：取北平音系为国音，“不过是定出个读音的标准，说不到‘强迫’”，普通话不也需要“口音标准”么？既如此，又何必老把国语说成是“官僚的”呢：“三番五次的官僚！官僚！第三个官僚！”[142]显然，“官僚”二字最令何氏反感。

反国语的主张被1934年兴起的大众语运动自觉承续了。大众语运动是一个提倡超越白话文、号召用大众自己的语言来写作的左翼语文运动，国语既被定性为“官僚”的，自然也就成为其对立面。一位论者强调，国语不但在理论上“不妥”，在事实上也是“官话的变相”，其目的是“用官僚的绅士买办的官话与文话来征服大众的意识，替少数人造成一些文绉绉的交际语”。并且，“国语所用的话语，乃是凝固化了的，和自然的继续向前发展的大众语也不可比拟”。大众语是“各地大众在共同谈话会议时”创造的“一种自然的通用的语言”，既具有“伸缩的普遍性”，也可以吸收“地方的习惯语”。随着大众生活的日趋复杂，“生活、利害、意识趋向于统一化，各地的方言自然就更会逐渐互相消融，互相吸收，更加扩大已有的通行话的语汇了”。[143]简言之，国语是官僚的，为少数人服务；是人工的，无法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大众语在这两个方面都与之相反。因此，当有人提出建设“国语—大众语”时，立刻被警告：“‘国语运动’不能成功，十余年来的历史早已证明；把‘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并做一段，完全是不了解这次‘大众语运动’底社会意义的曲解！”[144]

这一态度也体现在左翼语文革命的另一个战场中国字拉丁化运动中。这个运动明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的所谓‘国语统一运动’”、反对“以某一个地方的口音作为全国的标准音”的“原则”。[145]其主将之一叶籁士在比较拉丁化与官方颁布的“注音符号”及国语罗马字时指出，官方方案的“最大的缺点，就是都以北平话强迫作为标准，而要学像这种‘京腔’，即在知识份子也是非常困难的”[146]。

为此，中国字拉丁化运动主张以各大方言区为单位，制订不同的方言拉丁化方案。方善境（1907—1983）指出：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并不反对“一种共通的、统一的语言”，但更紧迫的是“先得让大众有书面的语言”。“强定一种标准的共通语言，或许有若干的利益”，但对大众来说，却无异于要学习“另一种语言”，势必“妨害”他们对“书面语言之获得”，这“是无论如何应当反对的”。[147]另一位作者也说：由政府推行的拼音或注音方案，“拿一个地方的语音算做标准音，叫别地方的人跟着去学”，以致大众感到“非常困难”；故而拉丁化主张先学习方言文字，而其最终目标，仍是“在各地方言文化的自由发展下，渐渐的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语言的文字”。[148]

其实，国语运动绝不排斥方言（参看第九章），而且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中就有若干拼写方言的闰音符号。但拉丁化的特色是把语言技术和政治主张挂起钩来。聂绀弩明言：

反对国语统一，是反对以一个地方的话为标准，尤其是以北平腔的官话为标准，削足适履地、生吞活剥地强迫全国大众抛弃自己从小就说着、和自己底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父母语，去学习那不知从哪里来的所谓国语，是反对这种侵略式独裁式的办法，并不是反对中国语言逐渐形成一种统一的民族语。

我们从前边的叙述中可以知道，“强迫”二字其实是反对京话文章的老面孔，但“侵略”“独裁”这种新术语的加入，一下子使议题的政治色彩倍增。聂氏强调，语言统一要靠大众文化素质的提高，及各种方言的逐步融合。“那用‘圣君贤相’站在‘九重龙朝’看‘齐民’的看法，用园丁拿剪草机剪草的手段来统一全国的国语统一运动，忽视了大众底生活情态，也忽视了语言底社会生长性，虽然能够成为某一时期的政治机关底治术，却不是大众自己底东西，因之，它底统一只是政治家或学者教授们底幻想。”[149]叶籁士也说：拉丁化运动意在使“使各地方言，有着均等的机会，来参加各区间共通的统一语的创造”，而这“才是建筑在语言集体创造的民主主义的原则上的”。[150]如此，方言拉丁化不但是通向真正的语言统一之路，而且成为人民解放运动的一部分。

1936年1月，黎锦熙应北平青年文化社的邀请，比较了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和国语运动的异同。他首先声明，自己的发言是站在“技术”立场而“完全离开‘政治’的立场”的。接下来，他批评拉丁化误解了国语运动，因为后者并不欲消灭方言。至于“指定一种方言为标准语，叫全国人去学它”，是“制定文字时一种客观的对象”。以“北平方言为统一的标准语”，和拉丁化“让各种方言慢慢地融化而成一种统一的语言”的主张亦不矛盾，因为北平方言“就是过去几百年间由各种方言慢慢地融化而成的”。反而是拉丁化“要等‘各种方言慢慢地融化而成统一的语言’”，简直落伍“到了元朝去了”！若是根据各地方言的优秀成分制作一种人为的公用语，则又重蹈老国音的覆辙，造成一种“‘公’而不能‘用’的语言”。[151]总之，通过黎锦熙的这番比较，拉丁化不但与国语运动的基本精神一致，具体方案甚至还要落后于后者，其价值可想而知。黎锦熙与何容都是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委员，思路相近，理所当然。可以说，他们的态度代表了国语运动者对左翼语文运动的“标准”反应。

聂绀弩反驳道：作为标准语的北平话并非北平土话，而是“一种通常叫做‘官话’的东西”。它是“官场或上流社会层常用的话。它没有土的气息、汗的气息，有的倒是官的气息、封建气息，和大众所需要的话差得很远”。但这也不是说北平土话就可以作为标准语了，拉丁化对北平土话“并不轻视，不过始终认是方言土话中的一种”。从发展水平看，北平土话在各方言中并“不算最进步的”，“我们有什么权利强迫那语音多的地方牺牲自己底精密复杂的语音呢？”[152]另一位论者也说：“拉丁化认为采用一地的方言做全国的‘国语’，不但不可能，而且不应该。因为这方法是戕贼各地民众语文以至文化的发展的。”[153]左翼文化人在国语中既看到了阶级压迫，也看到了地域压迫，且二者互为因果。他们本不认为语言仅是个“技术”问题，当然不能被黎锦熙说服。

不过，无论在大众语还是在拉丁化的讨论中，都有人对北平话表示同情。张庚（1911—2003）提议以北平腔作为大众语的基础（他声明是“北平腔”，不是北平土话）。[154]郑伯奇（1895—1979）承认：“不管一部分人愿意不愿意，普通话中包含北方话的成分较多，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但这不是问题，而是“普通话”的重要特色：“官话是以政治中心的言语为标准，普通话是由地域和人数的优势来决定。”[155]一位济南的初小教员主张对拉丁化加以“调和”，以北平语音为标准，但同时声明：“这决不是说，以北平语音当一个铁制的模型，把全国各地方言土音硬往里面榨；也不是叫全国大众不会说满好的平腔的，就把嘴缝住不说话不认字；而等着学好了流利的平腔，再张口再求知！”[156]

由于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左翼文化人的态度在1936年就出现了一个重要变化，拉丁化和国语的合流成为主导看法。1939年，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宣布了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的“新纲领”：“我们认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应该有一种统一的语言，这是我们最高的理想，也是我们必须实现的理想”；但是“我们不同意用一地方言（例如北平话）来统一全国的办法”，而是要让“今天的方言能自然地、又是受着人工促进和合成为更高阶段的民族统一语”。同时，纲领也“承认北方话的确是各区方言中流行区域最广的一种，并且‘在未来的中国民族统一语中，将占着音素的最大部分’”，故“同意把北方话作为今天中国方言中的区际语，在这过渡的时期里，来负担起未来民族统一语的一部份任务”。[157]到了这个程度，拉丁化和国语运动的差异实已微乎其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