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语言统一”已经成为新派人士的口头禅（参看第三章）。但喊喊口号容易，真正付诸实践，就不能不面对一大堆实际问题，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用什么语言来作为统一的标准？

如同第三章已经提到的，面对这个问题，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很多人首先就想到北京话。1910年，《大公报》以《论统一国语之方法》为题征文，应征者几乎一面倒地支持京话，以至一位自称“隶籍江西，流寓广东”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今日之言统一者，皆默许以京话为正音。”[7]除了京话已享有社会优势地位外，来自异国的例证也强化了它的说服力。日本以东京话为标准语，英国以伦敦话为标准语，是时人笔下频频出现的例证，乃至有人以为，以“京话”为国语乃“各国通例”。[8]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政治考虑。我们在第三章引用过的《南洋日日官报》1905年的那篇文章，宣称“考文之权出自政府，而同声之应归于王畿”，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它是“官报”，当然代表官方立场。唯民间认同这一观点的人也不少。直隶士人曾家庄说：“士各守其乡土之音，自以为是，苟非悬一格以为的，必不能破其先入之见。而此为的之音，盖舍京音外，无此资格。非徒当王之足贵也；黄河以北，语言与京音不甚殊绝，即以多数为趋向，亦舍京师莫由。”[9]“当王之足贵”，闲闲一笔，却是理所当然。这固然可能受到皇权观念的影响，但在传统制度中，“考文之权”虽“出自政府”，“同声之应”却未必“归于王畿”：清代官方颁布的标准韵书《音韵阐微》便不以京音为准。[10]其实，国语是随着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体化要求而出现的，与传统政治的背景实不相同。

其实，这一时期地方自治和民权观念流行，国民意识高涨，把京话与朝廷连起来，不但未必有益，甚且可能失分。不知是否意识到了这点，赞同以北京官话为国语语言标准的由观生和曾家庄都把阐述重心落在京话通行地域最广、通晓人数最多等方面。王照也是赞同官话的，他后来回忆：“官者公也，古时但有此一解，而南人妒者诬赖为反平民。”[11]由此可知，“官话”即“官”话乃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个观点，而此“官话”无疑主要又是指官场流行的北京官话。前引《大公报》的那位江西籍作者即语带酸咸地说：若有人谓“北京乃帝都，中国之大君主所居，岂可使大君主不尊重其固有之方言，而以别省者为之正音乎？”那么就只好回答：“是谓势力范围，非鄙人所敢争者也。”[12]这不啻说，以京音为正即以君权压人。章太炎更直接把政治原则搬过来：“夫政令不可以王者专制，言语独可以首都专制耶？”[13]

造成京话失分的另一原因来自“种族”方面。在时人印象中，京话常和满人连在一起，南方各省颇有请他们为官话教师的现象。[14]今日语言学家早已公认，满人对北京话影响甚巨。[15]然而，对于那个时期的“排满派”来说，这适成北京话的一个污点。太平天国时期，杨秀清（约1820—1856）就有“满洲造为京腔”，欲“以胡言胡语惑中国”之说。[16]清末革命党更对此大做文章。刘师培认为，北语自东晋以来已杂“夷音”，元清两代，更是“虏语横行”。[17]吴稚晖强调：“所谓官音，官者，言通用也，言雅正也。”南方话固“杂有蛮苗之音”，北方话“亦未尝不杂胡羌之声”，皆不纯正，当“以今人南腔北调多数人通解之音为最当，其声和平，语近典则，即可以为雅正之据”。但使他愤怒的是：“近日专以燕云之胡腔，认作官话，遂使北京之鞑子，学得几句擎鸟笼之京油子腔口，各往别国为官话教师，扬其狗叫之怪声，出我中国人之丑，吾为之心痛。”[18]吴氏特别在“官话”和“京话”之间划清界限，显然是出于浓厚的民族情绪。此外值得重视的是，他对“官话”“官音”的字面界定其实与王照如出一辙，但结论却正好相反。

直到1920年，吴稚晖还在强调：“京音算做一物，不过三十年以来，日本人把他抬举出来。”之前“何尝有人把京音算做一物？英语所谓‘曼达林’，是指官话，就是我们口碑中习惯称为普通话或中州韵的便是。读书便读这官话”，北京人亦如此。说到底，“京音不过一种土话罢了。自从日本抬了京音出来，洋人亦才有北京‘曼达林’之称。加上北京二字，可见得他是‘曼达林’家的新贵”。[19]从腔调到口音，处处割断官话与京话的关联；而吴稚晖其实并不讳言，这背后有一个南方人的愤懑之气。

这也与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个源远流长的主题——雅俗之分有关。雅俗之分主要是文化上的阶级意识，但也常以地域意识的面貌展现出来。近世以来，吴越地区的文化水准远超北方，江南士人自视先进，北方士人则明显底气不足。王照书中收录的一位“长白老民”的文章就说：北方人“因二百余年常隐然畏南人斥吾之陋，故务作高雅之论，不敢言推广京话，以取南人讥笑”；南方人“则狃于千数百年自居文明之故见，以为惟江南为正音”，更看不起京话。[20]这是很敏锐的观察。比如，赵元任1892年出生于天津，发蒙时候，家里特意从故乡常州请来一位先生，“用地道的常州音教他读书”。[21]《京话日报》的创办人彭翼仲（1864—1921）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自称从小念书，先生就“一定叫念南方音，整天‘哉’呀‘哉’的瞎喊”[22]。前者即南方人“自居文明”，后者可谓北方人“务为高雅”。显然，尽管京话在日常生活中已占上风，但读书人以南音为尚的心态仍很普遍。[23]

其时倡导语言统一的人正以读书人为主，分别雅俗，自在情理之中，而这势必给京话派造成不小压力。王照声明京中土话“亦吾京中士大夫所不道”（参看第三章），就是想把官话与北京土话分开，将前者向“雅”的方向定位，可是这样一来，却也恰好证明，他与对手实际处于同一个士大夫传统中；而论到“雅”，哪怕是北京官话，也先天不利，无怪乎王照的辩说丝毫不能使对方动心。[24]

这些论辩并非面对面的交锋，而是分散在各处论者的喧哗中。发言者心中未必有一个明确论敌，主要针对的乃是某一论点。但这不妨碍他们之中又存在一些明显的分界，其中较突出的是地域界线：支持京话者多为北方人，反对派几乎均为南方人（又以吴越人士为主）。从观念层面看，长白老民和彭翼仲的话表明，北方人已出现明确的地域和文化平等意识；而王照称其对手为“南人妒者”，显示他亦把此事理解为地域之间的矛盾。在此情形下，大家对同一事物的观感自然不同。吴稚晖不承认京音是“官音”，而他所谓“官音”在彭翼仲听来却是地道的“南方音”。[25]

不过，双方也都不愿被视为乡曲之士，故拥护京话者竭力证明它通行范围最广，反对者则反复强调其资格不够，皆欲寻求“多数人”的立场。同时，官民、夷夏、雅俗等各种视角皆被引入讨论过程，在开拓论证空间的同时，也削弱或掩盖了论点中的地域色彩：官民之分和夷夏之别，各自从民权和民族理论中获得了营养；至于雅俗之辨，则本具区分“天下性”与“地域性”的功能。[26]这样，在新旧思想资源的共同作用下，采用“多数人”的语言，成为确定国语语言标准的一个不言自明的规则。

替代京话的方案自然也应满足这个条件。从今日语言学的立场看，吴稚晖所提的“官音”“读书音”“中州韵”，都非常模糊，缺乏明确标准，含义也未必全同。[27]唯吴氏本人显然未虑及此问题。重要的是，“南腔北调”听来似乎就更能代表“多数”，即使反对者也无法将之归为“方言”，京话则字面上就很容易被认作北京土话。其实，方言和国语并无必然对立，国语完全可以建立在某一方言的基础之上。唯在反对京话者看来，一种语言要代表全国，就必须尽量割断其与特定地域的关联，既然是“全国的”，自然就不能是“地方的”。

在这种情形下，会通派呼声日高。章太炎即其中一位。面对莫衷一是的局面，章氏提出：“以《唐韵》为准。而官音、土音，违者悉非，合者悉是”，以“杜南北之纷争，通省界之窒阂”，好比“法律已定，则人无所用其私意也”。他特别指出，中西语文性质不同，西人的经验不足为据。西语发音无定则，“惟强是从，惟用是便”，自可“强取首都为定”；汉语发音有“定律”，就该严守学理，“不从乡曲，不从首都”，“不为便用而屈求是”。《唐韵》“采合州国殊言，从其至当”，并非某地方音，才成为“定音”，为后世所沿用不绝[28]，就是一个应该遵循的先例。

上述言论很容易使人认为章太炎在复古。但《唐韵》散佚已久，后人虽做了不少恢复，仍难称原貌，欲“复”无由。故他提出的原则实际是：“上稽《唐韵》，下合宇内之正音。”在他看来，以语音“审正”论，宛平（北京）不如江宁（南京），江宁不若武昌，“然武昌亦有一二华离”，故“当旁采州国以补武昌之阙”；且“此非专就韵纽而言”，也适于“名词”之“雅俗”。显然，其出发点仍是“当代”：“北人不当以南纪之言为磔格，南人不当以中州之语为冤句。有能调均殊语，以为一家，则名言其有则也。”因此，他在提议音韵“以长江流域为正”的同时，仍强调“合天下之异言以成新语”。[29]这实与稍后江苏学者邢岛的看法相类：“径用古音，则读音多乖戾，而不便通俗；皆读今音，则字音多土音，而不能读古书”，折中至当，当“以《唐韵》为主”。因其“上合于古，下通于今”，最具可行性。[30]

钱玄同也斩钉截铁地说：“官音焉足以代表全国耶？势非用《广韵》不可。”[31]其所谓“官音”即“北京音”。[32]而《广韵》由宋人在《切韵》《唐韵》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亦是会通异言的产物。这样，在反对京音、调和南北方面，章、钱师徒二人就站到了与吴稚晖相同的立场上。须知，吴氏最为太炎所嫌恶，钱玄同此时深受其师影响，对吴也颇多攻击。[33]因此，他们之间的同调恐怕更多地展示了江南读书人的共识。

不过，这种共识更像是一种松散的联合战线，诸家意见仍多有不同。比如，吴稚晖所言官音更偏向于吴音，与章太炎以武昌音为正宗的观点就不同（然相差也未必太大）。至于如何“会通异言”，认知更多歧异。吴稚晖建议特设一临时机关，每省延聘“名士”数人，选定若干汉字，“议定”其“官音”，注为标准，通行全国。[34]章太炎未谈具体方法，但强调应以学理为据，特重语音之全：天下音声“至赜”，散在各处，北京一地，不足尽之，整个北方语言也因缺乏入声，“未足据为同律”。[35]也有人主张去异存同。刘师培在1904年的《警钟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建议：先用各省省会之音“统一一省之语言”，再“去其各省会微异之音”，即可统一全国语言。[36]直隶的马体乾也提议：“择全国公有之音为国音，各地特有之音定为方音。”[37]如是，入声显然只能算“特有之音”，这是吴稚晖、章太炎都不会接受的。

独用京话和会通异言这两种方案的社会效应并不对等：前者最有利于北方人，后者则需各地人民皆放弃部分语言习惯，接纳其他方言的某些成分。麻烦程度虽不均等，却无一可以逃脱。这就又把讨论带回到了“平等”问题上：国家既是全体国民意志的体现，就必须维持人民的平等；但实际的国民又个个不同，他们直接面对的与其说是国家，毋宁说是地域、阶级——他们的认知歧异主要是由这些次级认同决定的。京话派认为，京话本是各地语言交融的结果，且为多数所共喻，自是当然的国语；但反对者认为，京话仍是方言，并不代表全国，强迫大家都说，就是不公。因此，与其说他们争论的是语言学问题，毋宁说他们是在表达平等诉求：钱玄同所说的“代表全国”和章太炎所说的“尽天下之化声”皆是此意。[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