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民权”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引入中国的观念，在实际运用中也常彼此交织，互为表里。受其影响，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也同时在理论上接受了两个原则：一是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国民心理和情感的一体化，这集中体现在“合群”一类概念中；二是国民身份和权利的平等化，主要通过“民权”等概念表现。二者虽有相当程度的重合，却也存在持续的紧张：要成为一个整体，有时难免不能人人平权；要求个个平等，或可能造成国家分裂。更何况，“国民”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一旦落实为具体情境，便呈现出多元面目，利益不同，主张各异，无疑强化了这种紧张感。

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语运动也无可避免地卷入两大原则的紧张之中，这特别可以从20世纪上半叶的国语语言标准论争中看出。这一问题围绕两个分论题展开。第一个议题最引人注目：哪种语言才有资格成为国语？第二个议题引起的关注相对较少，但重要性并不因此降低：谁才具有确定国语的资格？理论上，这一讨论本应以语言学的学理为出发点；但嘈杂的众议声中，固多有学理思考，亦不乏弦外之音。1917年的一份文献就提示到：中国方言众多，人民“各安其习”，即使定出标准语，“谁肯服从”，且又“将以何地之语言统一之”？[1]参与过“国音”制定的胡以鲁也说，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制定标准语“当视社会心理为标准”。[2]这显然就已逸出学理范围了。不过，这也不只是一个社会心理和习俗问题，事实上，它也展示了不同地域和阶级意识的冲突，夹杂着各异的文化和政治诉求，但又多与“平等”这一共同的核心价值理念相关。在争吵声中，国语语言标准几经修改，每一次修改都是语言学学理和众多政治—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后者的影响力往往还超过前者。

在时人围绕国语语言标准问题形成的意见社群中，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一派要求把北京话定为国语，另一派则要会通“异言”（具体方式又各有不同），另成一套标准。为了表述方便，我们姑且称之为“京话派”和“会通派”。这两大社群势均力敌，纷纷争取官方和舆论的认可，轮流坐庄。本章的意图是通过对这一思想论争过程的重建，观察不同地域、不同阶级群体怎样争取“代表”国家的权利，一体化与平等化两大原则的紧张与互动对国语运动产生了何种影响，并进一步揭示，这些论争透露出时人对“中国”抱有什么样的理想。

为便于理解起见，这里先对几个关键词略做解说。第一个是“官话”。一般认为，明清官话主要有两大系统：南方官话和北方官话（西南官话的势力较弱，可不列入）。前者称为“南音”，代表方言是南京话；后者称为“北音”，代表方言是北京话。二者孰为官话的“基础方言”，语言学界颇有争议（其实“基础方言”一词是否适用于20世纪之前的官话，本身就是一个问题）[3]；但在20世纪初，北京话显然已占上风。因此，很多人所谓“官话”就是指北京官话。[4]不过，也有人用此指称一种“超乎南北官话方言之上的共同语系统”——或称为“普通官话”。[5]这样，20世纪初“官话”一词至少就有两种不同含义，需要我们在上下文里仔细辨析。[6]第二个要说明的概念是“北京话”。它的模糊程度也不小，有时指北京“官话”，有时指北京“土话”，具体所指往往视论者的主观意旨而定：支持京话者多用前义，反对者则用后义。此外，语言学家区别得很清楚的“北京音”与“北方音”，时人亦大多混用。

“语”和“音”的差别也应注意。一般说来，语言大体可分为语音、语汇、语法三个层面。汉语方言的语法差别甚为微细；语词差异较多，但不太尖锐；引发最激烈争执的是语音的不同，因此也使其成为确立国语语言标准的关键因素。实际上，时人所谓“京话”“官话”“方言”“国语”，常常就是指“京音”“官音”“方音”“国音”，但有时又不限于此，而兼指语汇、语法，甚至更为微妙的声腔。本章主要以标准音的争论为主，但为了照顾到发言者的实际论述脉络，又不能不兼顾其他几个层面（尤其是语汇），以尽量保持历史本身的模糊和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