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学草创》为中国学者研究相关课题提供了一个论述典范。此后的著作，从议题到论证方式，大部分都没有超出此书的范围：第一，汉语是孤立语吗？第二，汉语是落后的吗？第三，语言的形态三分法是否成立，又反映出一种怎样的文化心态？多数学者异口同声，认为这一理论暴露了西人自尊自大的文化偏见；而汉语在人类语言中，即使不能说是最进步的，也处于先进之列。不过，和胡以鲁不同，他们对语言进化论的支持更为鲜明。

对三分法的介绍，当然是有关著作的必备内容。重要的是，大多数论者都对此说持批评态度。1919年，薛祥绥（1894—1940）在“保守派”刊物《国故》上发表文章说，三分法只能说是言语的“运用”法，不能说是言语的分类法：“盖以三者亦可互通，非必判然不合也。”英语就同时兼具三种类型的特征，汉语当然也是如此：其“一字一义，多为单音，借所安而别其职，如‘鸣钟’之与‘钟鸣’，同一‘钟’也，所安有先后，而宾主之职斯别”，可说是孤立语；而“亦有合二字始足一义者”，单字的如“‘止戈’为‘武’、‘人言’为‘信’”，双字的如“夫渠”“巴且”“覼缕”“赑屃”等，则可说是诘诎语；汉文中又有大量形声字，有“根”（即通常所谓“声符”）有“系”（即通常所谓“形符”），“分析之亦皆成字”，类似于“关节语”。[30]据此，三分法实未稳妥。

在新派人士眼里，薛文很可能被视为将语言与文字混为一谈的典型，正是“不入流”的表现。不过，新派语言学家中与之结论相类者可谓比比皆是。曾在北京大学、教育部国语讲习所教授过普通语言学的沈步洲（1886—1932）在1931年出版的《言语学概论》中指出，施莱赫尔提出三分法时，“言语研究之历程，远不逮今日，而所谓关节、诎诘者，皆无确断之性能，奚足以包举一切？”洪堡早就说，梵语与华语分处“语言构造之两极”，其他各种语言皆在二者之间，关节语包含范围尤广，可见三分法本就“不足”。将其“视为科学初创时仓卒之误，取其说而置之高阁，亦未尝不可”。[31]杨树达也说：三分法实不能“统括今日世界所有之言语”，很多语言也并不全合分类标准，“如中国文有介词，即有关节语之性质，而土耳其语中之语尾亦有与语根融合而类似屈折语者”，故其分类实不必过于当真。[32]

其实，中国学者未必真正在乎三分法在学理上是否成立，他们很多人讨论这一问题，实别有关怀在，也就是：汉语是否“孤立语”？薛祥绥就是一个典型。他先后论证汉语具有孤立语、诘诎语和关节语的特征，最后归结为：“观此，则目中国语为孤立语者，其陋可知也。”[33]这才是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与薛祥绥把汉字、汉语打作一气不同，对新派语言学家来说，字和语本是两个不同范畴，如果不能很好地加以分辨，难免产生错误。傅懋勣就在194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责欧美语言学者以为“现代汉语无语法形式”，其实是他们自己混淆了汉语与汉字的区别。[34]在郭绍虞（1893—1984）看来，能否辨别汉字和汉语，直接关系到如何判断中国语言文字的性质，而其背后，则代表了不同时期学术研究的思路变化：

大抵以前之治语言文字学者以“字”为本位，所以多觉其为单音；现在之治语言文字学者以“词”为本位，所以又见其为复音。因此，由“声音语”言，正因声音单纯化的结果，同音语词逐渐增多，语言不得不增加连缀的词类，所以不能承认为单音的语言；然而由“文字语”言，目治之文字不怕同音语词之混淆，所以尚简练而不甚需要连缀的词类。

也就是说，“中国语言的演化”乃逐渐走向复音，而“中国文字的应用”则“似乎依旧保存着单音的特质”。立场不同，结论便不一样。郭绍虞据此提出中国语词“弹性作用”的概念：“中国语词的流动性很大，可以为单音同时也可以为复音，随宜而施，初无一定。”[35]

显然，郭绍虞把“声音语”和“文字语”放到了同一水平面，而大多数新派学者则并不这般“中立”，而是旗帜鲜明地选择站在“声音语”一边。对他们来说，语言和文字的不同，正好证明了汉语不是孤立语。黎锦熙就曾据此将汉语归入“关节语”之中（参看第五章）。刘复（刘半农，1891—1934）则根本认为，三分法实不能概括中国语。“中国的文字诚然是单音的，但语言并不全是单音。”[36]20世纪20年代初在巴黎研究语言学的李思纯则称，三分法在各种分类法中“最为允当”，汉语确系孤立语（李译为“单立体语”）。不过，他又立刻注明，所谓“单立”，只是就其“成文之语”而言；至于口语，则要复杂很多：“时有分体，缀系首尾，幻化无恒，决非离立。”而近世语汇又“大率两音连缀而成”，绝非“单音只字”。[37]他与刘复的意思实际差不多。甚至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顾颉刚还在笔记中引用吴世昌（1908—1986）的话，强调“中国方块字固为单音节，但中国语则非亦如此”，并积极寻找证据证明之。[38]对于成长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者来说，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其实，严格说来，单音语和孤立语并非同一概念，一个是从音节构成上说的，一个是从语法形态上说的，但是因为二者密不可分，相互决定，故往往被新文化运动者视为一体。[39]更重要的是，他们正是从汉语复音词增多的趋势中，看到了将汉语从“原始”状态解放出来的依据，当然要紧紧抓住。1922年，胡适在为《高元国音学》所写的序文中，专门反驳了高元所云中国语乃“单音会语”的说法，认为“中国语在今日决不能叫做‘单音会语’了”，他所使用的证据，就是“‘我们’、‘绝对的’”这样一些复音词。[40]

胡以鲁提出应从语句而非语词的角度理解语言性质。这一思路被沈步洲继承了：“夫依形态以分类，当以句为本，不当以字为本。”[41]他这里所说的“字”，其实更近乎今天我们通常所说的“词”。张公辉也说：“中国语的语词在外表上虽然孤立，而在语句中，却是有机体的结合，决非各个孤立的；语词的意义在全句的总意义上自然显现。”因此，即使“没有时间、数目、性别、位格、人称等的形态变化”，亦“决不至于含混不明”。汉语语词并非没有词性差别，只是并不通过屈折表现，而是通过具体“措辞”和语序表现。[42]因此，对汉语性质的判断，就不能以西洋为准，而应从汉语自身的特征出发。

到了20世纪40年代，更年轻一代的语言学家高名凯（1911—1965）则表达了另一种看法。他注意到，19世纪西方语言学家认为汉语是孤立语，20世纪则有一批学者如瑞典的高本汉（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认为汉语“有许多附加成分，甚至于有屈折”，故“不是孤立语”。高名凯则以为，把汉语视为“完全孤立语”固然不对，但高本汉的新说也“太趋于极端”。其实，“中国语虽有一部分的屈折成分，虽有一部分的粘着成分，但终不失其为一种孤立语，只是不能说是绝对的孤立语而已”。当然，重要的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说中国语是无机的，是没有语法的”。[43]

这些学者之所以关注汉语的性质，是因为他们心中都潜藏着语言进化三段论的阴影。如果汉语不是孤立语，也就不是原始语言。张世禄（1902—1992）对此说得很清楚：“汉语名为孤立语，而实际上语词在语句中，正是有机的结合，决非各个孤立的。语词的品性和意义在全句的总意义上自然显现；没有时间、数目、性别、位格、人称等等的差别，决不致于含糊相混。”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孤立、接合、变形三段进化说，也就不攻自破了”。[44]高名凯虽然认可汉语大体仍是孤立语，但其最后一句话表明，他试图把形态三分法和进化三段论拆分开来。这就意味着，他对那些否定汉语是孤立语的中国学者的意图是很清楚的。实际上，否定汉语是孤立语的人，暗中都承认孤立语是原始语言，这也正是他们要把汉语从“孤立语”中拯救出来的主因。倘若他们像高名凯一样，并不认为孤立语是原始的、“无机的”，那么接受汉语属于孤立语，似乎也不算什么不得了的事了。

在三分法受到质疑的同时，二分法被不少人采用——这也是由胡以鲁开启的。张世禄提出，“中国语是否为单节语”，在文法学上并不重要，“最重要的还是在综合语（Synthetical language）和分析语（Analytical language）的分别。中国语为分析语的代表，这是语言学界所公认的”。[45]二分法较之三分法更适合汉语，这不光是怎样认识汉语性质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汉语的地位。浦江清（1904—1957）就曾对朱自清说，汉语“为分析的，非综合的，乃语言之最进化者”[46]。傅斯年认为汉语“是世界上最进化的语言”（参看第五章），似乎也是在“分析语”的意义上说的。

刘复把西人关于语言进化的学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语言形态为依据，把形式上的“复杂”或“简单”视为语言“完备”或“幼稚”的标志；第二阶段则以是否“适应环境”、是否“经济”作为标准。标准不同，同一语言的历史地位也就大不一样：按照第一种观点，“英语是最退化的”；按照第二种观点，英语却是“最进化的”。但刘复也指出，英语的进化论对于汉语未必适用。因西方学界虽有人提出汉语是“最进步”的语言，但“一般的语言学者”都认为，汉语的简单正表明其维持着原始状态，仍是“最幼稚的”语言，“它必须将来先进到了变化繁复的地位，然后才能慢慢的由繁趋简，走上英语可走的进化路”。[47]杨树达在《高等国文法》中讨论到这个问题，沿袭了刘复的说法，并把两个阶段分别命名为“前期进化说”和“后期进化说”。[48]而实际上，“前期进化说”并不只有“进化”，也包含了“退化”过程；“后期进化论”才真可说是“进化”。

刘复以自己没有研究为由，对汉语的进化地位问题未做表态。不过，下面一段话仍透露出他的态度：

也有人大胆的说，中国语言是全无文法的。他们因为他们自己的文法中有变化，就把变化占据了文法的全体，以为没有变化，就是没有文法。这种不通的说话，是我们根本不能承认的。他们有了这种偏见，就以为语言的变化，愈简单就愈幼稚，愈复杂就愈完备，结果是对于古语如梵语、希腊语、拉丁语等等备极推崇，而于近世的语言，反视为退化。这种尊古抑今的调调儿，何异于老顽固们的“人心不古，世道沦亡”的论调呢？[49]

这当然并不等于赞同汉语即最先进的语言，然而，一旦采用“简单”作为进化标准，汉语无疑更占先手。

有学者也为汉语建立了一段逐步演进的历史。高本汉曾根据《论语》《左传》之类典籍中表明上古汉语里还保留着代词格和动词语态、时态之类屈折变化的遗迹，以及汉藏语系中缅甸语、藏语中的某些现象，判断原始汉语是一种屈折语，不过早已演进为“一种最先进的与极省略的语言的代表，其单纯与平衡的现象，较之英语尤为深进”。[50]此说在中国学者中影响很大（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高本汉的观点。如前所述，高名凯就持批评态度）。[51]前引傅斯年的判断，就受到高本汉此说的启发；张世禄也据此断言，语言的演变“正是由变形语进向于孤立语，事实上正是和三段进化论所假定的步骤适得其反”[52]。岑麒祥亦从中看到施莱赫尔语言进化论的“不攻自破”。[53]更有人提出，语言是由屈折语进化到黏着语，再进化到孤立语的。1944年湖南印刷的一本小册子说，周秦以前，汉语为多音节，有倒装句，“盖亦注重语根语尾之变化，而语词排列先后无甚关系”——这是综合语的特征。由此推知，“今日之分析语，必上承关节语，而更上则为综合语”；此乃“语法进化之自然，非人力所能强也”。故现代文的“欧化”语法实“乖语言进化之序”。[54]这本小册子不是正式出版物，作者应是一位语言学的业余爱好者。这里提出的倒装的“进化三段论”大约是综合了不少专业读物和个人研究心得而成。

既然“简单”就是进化，则汉语即使是“孤立语”也没有多大妨碍了。岑麒祥说：“中国语在世界语言林中，自语词形式方面而言，乃孤立语之标本；自语词构造方面而言，亦为分析语之极则。则其在语言学上之地位，已概可想见。”盖无论是孤立语还是分析语，汉语都是世界上“最纯净、最简洁”故也是“最进化”的语言。[55]张公辉也说，汉语“淘汰了多音节语的成分，而演进为单纯化的单音节语；洗刷了屈折语的成分，而演进为纯粹的孤立语；摒弃了综合语的成分，而演进为纯粹的分析语，已经是世界上最进步的语言”[56]。在这里，“纯粹的孤立语”一变而为进步的象征。沈步洲则引叶斯柏森为据：叶斯柏森认为今语优于古语，“是单节语宜优于诎诘语，中语宜优于外国语”[57]。其实，叶斯柏森的原意本是说，同一语系的语言存在从繁到简的进化关系，沈步洲却把它用在不同类型的语言之间了。但这一误解也正表明，语言以“简化”为进步，已成为中国语言学家的一个共识。因此，至迟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陈梦家（1911—1966）已经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中国语法的简单，没有‘时’、‘数’、‘性’、‘人称’等变化，正是中国语进步的优点。这已渐渐为人所公认了。”[58]

清末民初，曾颇有人提出废除汉文、采用世界语（Esperanto）的呼声（参看第五章）。然而，随着汉语被视为最进步的语言，不少人开始设想其变为“世界语”的可能。20世纪30年代，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来华，盛称洋泾浜英语不“太受文法拘牵”，可成未来之世界语。“某记者告以华文实际上即不讲文法。萧氏曰：然则，华文将来或可为世界语耳。”曹聚仁对此言非常不满：“世间岂有不讲文法的语言文字吗？”[59]“某记者”的表述确实有误，但他看到的正是汉语文法简单的特征。张世禄也注意到世界语（Esperanto）与汉语的亲近性：“中国人学习外国语，觉得繁难，学习世界语，便很容易；这是因为世界语具有他的优长以外，还适合着中国语里自然的文法组织。”[60]事实上，他根本认为，要“创作国际语”，在语法上应“以汉语的语法为极则”。[61]张公辉干脆就说：汉语在“本质”上，比Esperanto“进步了数千年之久”，乃是“世界共通语的基础”。[62]

与此相应，屈折语的形态变化反而沦为落后的表现。华超说：“性的阴阳、位的宾主、数的多少、气的虚实、主动和被动，都可借语词在句中的关系定的。吾国语本来不以多变算作能事，平实使用起来，亦不觉他不便，则简单正是分析语的特长。”[63]沈步洲也说，法语、德语、拉丁语对性的区分时或“任意颠倒，漫无标准，徒滋纷扰”，殊属“无谓”；汉语“本不以多变为能，而平时使用殊不觉其窘苦”，两者相较，高下立辨。[64]景昌极（1903—1982）直称西文之语尾变化是“不必要”的“恶习”。[65]陈寅恪则从历史角度解析了这一现象的发生：

昔希腊民族武力文化俱盛之后，地跨三洲，始有训释标点希腊文学之著作，以教其所谓“野蛮人”者。当日固无比较语言学之知识，且其所拟定之规律，亦非通筹全局及有统系之学说。罗马又全部因袭翻译之，其立义定名，以传统承用之故，颇有讹误可笑者。如西欧近世语言之文法，其动词完全时间式，而有不完全之义；不完全时间式，转有完全之义，是其一例也。[66]

陈寅恪并不是要论证汉语的先进性；但他指出印欧语言的形态变化只是承袭传统而来，并无深刻义理，且有不通之处，颇与吴稚晖同见，也无疑有助于屈折语地位的动摇。

如同《国语学草创》一样，揭示西方语言学家的文化偏见，也是这些著作的重头戏。沈步洲特别留意到有关学者所运用的术语：施莱格尔把语言分为“无机的”和“有机的”，洪堡、波特认为语言有“正格”“过正格”和“偏正格”的区别，司奈嚇、缪勒用社会组织的形态来区分语言形态，称“营家族生活之人种斯用孤立语；游牧人种乃用关节语；知有国家之人民乃用诎诘语”。这些表述无关学理，而有“抑扬之意”，“适足以彰其愚陋耳”。[67]王古鲁（1901—1968）说，“以一己之语族自诩为高等的偏见”，就好比“在人种学上占有势力之主张以亚利安民族为世界民族中最优者的僻说”一样，都是“亚利安民族”的“自夸心理”的表现。[68]张世禄则在1933年的一篇文章中，特别揭露施莱赫尔的“言语退化论”不过是对其理论中自相矛盾之处的弥缝，想方设法要“自圆其说”。[69]

张世禄在文章开头就点出了文化偏见的存在：“古代文化发达的民族，往往对于国外的异族，具有一种轻视的心理。”这本应抛弃，“不料十九世纪的欧洲人和二十世纪东亚的某种民族还是沿着太古的遗俗，或且变本加厉，由轻视而引起仇视，由相轻而至于相杀”。其影响所及，“不特世界的和平没有实现的希望，各处文化的交流也受了无形的阻碍，终究没有完全沟通的一天”。学者“参杂了民族相轻的心理，就完全失去客观的态度，把自己民族的偏见作为前提，不惜将科学的事实勉强来‘削足适履’；这样学术界还有光明的一天吗？”三分法就是这种偏见的产物。西人对屈折语何以高等，“始终未曾有明确的解释”，不过是要“尊重自己的民族”而已，为此甚至“不惜将全世界的语言归于退化的过程中”。“二十世纪东亚的某种民族”几个字，一下把此文的立意彰显了出来：张世禄是借着对19世纪欧洲语言学的批判，来批判日本日益昭著的侵略野心；在更积极的意义上，则是寄托了对世界和平与文化交流的期望。

显然，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语言学家虽不像胡以鲁一样使用了很多政治学术语，整个论述看来也具有更强的“专业”特征，但文化认同和政治理念仍在暗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那些反对汉语先进论的学者们身上也有所体现，甚至更为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