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上面的论述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中国语言学家都赞同汉语先进论。实际上，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相异的声音也还一直存在。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或译《吾土吾民》）。在这本书中，林氏对中国传统文化颇多赞美，但也有若干批评，其中的一个矛头就指向了汉语。他说，“汉语的单音节性决定了它使用象形原则的必然性”，这有利于保存古典，也造成了中国文化和政治的保守：

假如改用拼音文字，改用屈折语，那末中国人对他们的上级还会如此温顺和谦恭吗？……如果中国人能够在语言中多保存一些词首或词尾的辅音，那末他们不仅能够动摇孔子权威的基础，并且很可能早就打破其政治结构，让知识得到广泛传播，出现长期的承平气象，并在其他方面得以稳步前进，发明更多诸如印刷术、火箭之类的东西来影响整个行星上人类文明的历史。[70]

林语堂这里存在着明显的思想跳跃，使人很难明白，文字的“象形原则”与对上级的“温顺和谦恭”之间到底有何逻辑关联。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此书对中国文化颂美有加，这段话绝不是要故意讨好西人，而确实是反映了林语堂的真实想法。事实上，他把“单音节”的汉语和“象形”的汉字归在一起，亦将“改用拼音文字”和“改用屈折语”视作一体之两面。这提示出，他对汉语的批评须放在汉字改革的思想背景下理解。林氏早年思想激进，是汉语拼音化的积极推动者，20世纪30年代之后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在语言文字问题上仍保留了一些旧见。

这一思想背景，对于那些更激烈地批评汉语的人同样适用。前章已提到的瞿秋白，就是他们中极为突出的一个。他在1931年5月发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点名批评了那些“现代中国研究言语学的人（例如沈步洲、王古鲁）”，说他们“妄自高大”，因为他们居然“说中国古代的那种孤立语——没有字尾变化的言语是比英、法、拉丁文都要进步！”在瞿氏看来，“虚字眼”，包括“关系词（preposition）、联络词（conjunction）、代名词跟字尾”是“言语之中最重要的部分”。[71]字尾的丰富尤其“可以使言语文字的表现力加强，表现的意思更加精确”[72]。缺乏字尾变化，就很难保证表述清晰，这样的语言怎么可能是最进步的？

已有学者指出，瞿秋白这里的态度主要受到当时的苏联语言学权威马尔（Nicholas Yakovlevich Marr，1865—1934）的影响。后者把人类语言的进化分为四阶段，汉语处于最初级。[73]不过，更重要的是，如同林语堂一样，与其说瞿秋白关注的是汉语，毋宁说他关注的是汉字。前章已提到他在这方面的态度，此处不妨再略做展开。首先要注意的是以下两段话：

反对拼音制度的，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说：——中国文是“单音节制度”（monosyllabic system），单音节的字眼之中同音字非常之多，所以不能够用拼音方法。

甚至于有人以为中国文字是“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所谓“孤立语”居然算是最进步的，而“孤立语”的特点就是单音节制度，所以用不着采用拼音方法。[74]

与此相反，瞿秋白提出：汉语既非单音节语言，又非孤立语，也比英文、法文、拉丁文要落后。

为此，他先釜底抽薪，从解构语言形态三分法开始：三分法“是不精确的，一般言语学者以前认为曲折语比孤立语进步，也是不对的。首先，所谓‘孤立语’的定义是很含混的，我们可以不用这个名词”。这些话听起来很熟悉，不管是思路还是观点，似乎都和沈步洲、王古鲁高度一致。但这只是暂时的，紧接着，瞿秋白就和他们分道扬镳了：

如果“孤立语”这个名词之中只包含着两种要素：第一是字头字尾的运用和变化孤立语是没有的，第二才是极大多数的字眼因为没有加上字头字尾的习惯所以是单音节的。那么，“孤立语”当然比“曲折语”落后。如果说：譬如英文的字尾变化比拉丁文简单了，因此，英文比较拉丁文起来是“孤立语”化了；如果说：英文文法的形式部分的简单化是进步的现象，那么，这所谓“孤立语”当然比“曲折语”要进步。可是，这和中国的汉字制度根本没有关系。

这段话非常拗口，意思也很模棱两可。瞿秋白似乎一方面认为，字头、字尾的运用和变化之有无，是语言先进与否的分界点；另一方面又承认，文法“形式部分的简单化是进步的表现”。综合言之，他心中的理想语言应是既具有字头、字尾的变化，在表现形式上又很简单的那种。但这只是笔者的推论，他自己倒没有明说。此处更重要的是，即使“孤立语”是进步的，也和“汉字制度”无关——这才是其核心意思。在这里，瞿秋白把语言和文字分得很清楚。但很快，“中国言语”又受到了“中国文字”的牵累：“说中国言语文字比较现代的英、德、法、俄……等国的言语文字进步，这简直是‘妄自尊大’。这是利用现在言语学学说一般的含混和幼稚，用讼棍式的‘夹二缠’方法来夸张所谓东方文化。”

故瞿秋白的最终目的并非论证汉语的落后：在《鬼门关外的战争》一文中，他说的是“中国古代的那种孤立语”。这是因为，在他看来，汉语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参看第五章）。首先，现代汉语“正在进化到有字尾的状态”，如作为名词字尾的“子”“儿”，作为动词字尾的“着”“子”，作为形容词字尾“的”等，都在广泛使用。[75]其次，“不管是方言还是普通话，两音节以上的字眼一天天的增加起来，而单音节的字眼减少下去”。[76]这样，汉语也已不是单音节语。最后，从语法上说，“一个汉字能够代表一定的意义的时候，它是一个字眼；一个汉字在口头上说话的时候单独不能够有意义的，它就不是一个字眼”。随着汉语中多音节字眼的增多，“一般的讲，汉字已经只有音节的作用”，而“早就丧失了原来的‘象形、会意制度’之中的意思”，成为构成新词的“字根、字头、字尾”，犹如“法国人运用拉丁文的字根、字尾、字头，而造成新的法文字眼一样”。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现代普通话已经是既有字尾字头又是多音节的语言，“这种言语需要一种新的文字——用拼音方法写的文字，而且他本身已经是可以用拼音方法写的言语”。[77]

如果以前文列出的五个议题作为线索，可以看到，在前两个问题上，瞿秋白和汉语先进论者的意见差不多：他对于三分法并不以为然，也反对把汉语视为孤立语。但和他们不同的是，瞿秋白的目的是论证汉语拼音化的可行性。正是这一点，使他在其他几个问题上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他为汉语勾勒出了另一条进化路线——从单音节的“孤立语”变为“有字尾”的“多音节”语言，他把“妄自尊大”的帽子扣到了沈步洲等人的头上——因为担心他们的结论会被用来反对文字改革。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瞿秋白在描述当代汉语时所说的“字尾字头的变化恰好是又简单又合理的”一句（参看第五章），和我们所推测的他心中的理想语言形象是非常接近的。因此，瞿秋白对于当代汉语的实际评价，恐怕并不像他给人的印象一样那么低（故也不能认为他简单地接受了马尔的结论）：如果说汉语仍是一种落后语言的话，那么，它正在变得不那么落后。

瞿秋白在论证汉字改革的可能性时，也利用了高本汉的成果：“古代言语未必是完全没有字尾的，或许因为汉字写不出来，所以省略了。只要看古文的书籍之中有些地方偶然露出这种字尾的痕迹，就可以推想到中国言语的发展受到了汉字的多大障碍：字尾没有写完的机会，没有表现的充分可能，所以不能发达起来。”[78]这个看法在拉丁化新文字的工作者中非常流行。施翊之也说，汉语并非从来就是孤立语、单音语，相反，它“自古以来便非单缀音的”。之所以单缀音的词句“还占相当的数量，完全是汉字的恶作剧”。因此，用汉语是孤立语、单缀音来反对汉语拼音化，实是“倒果为因”。[79]就现象而论，这和傅斯年、张世禄等看到的相同，但傅、张得出的结论是汉语早已进化，瞿秋白等却看到汉语为汉字所束缚而不能发展，这明显又是“意图”决定了“论点”。

同样主张汉语拼音化的黎锦熙也提出：“中国语言是由单音语渐渐的向关节语方面运动的，但为文字的形体所牵制，所以这种运动，到了现在，便使中国语言成一种特异的现象。”从文字上看，汉语都是“一字一音，一音一义，实在要属于单音语的系统”；从口语表现上看，复音词却很多，且时“或带着无甚意义的语尾（如‘子’、‘儿’等）；或带着关连各节的‘关节音’（如‘的’、‘得’等）而语根（就是那些表义的词）却永远不随他们变化：这不是关节语是什么？”[80]黎锦熙把从孤立语向黏着语的演变作为语言的进步，依据的理论显然是杨树达的所谓“前期进化说”，而非“后期进化说”。

但黎锦熙的话是20世纪20年代初说的，到了30年代，“后期进化说”已被中国语言学界广泛接受，而瞿秋白却把汉语语尾的出现视作进步，与通常的认知相去甚远。齐沧田似乎感到有对此加以解释的必要：“词尾变化虽然显示着某种程度退化的形迹，像英语，可是它结构的准确性实在是使语文高度发展表达能力的一种力量，像法、德、俄等文语尾变化的复杂。中国语言虽别列入孤立语的范畴之内，可是仍有一些语尾变化，我们应该设法扶持它。”[81]他和瞿秋白有类似的地方，就是既承认语尾的退化是语言发展的趋势，又肯定语尾变化的积极作用。对汉语拼音化持温和赞成态度的王力也有支持汉语语尾变化的主张：“我们知道，中国语是孤立语，现在若要改用屈折语的文字，就不妨索性使文字带一点儿屈折性。”[82]显然，对“语尾”的重视和汉语拼音化观念存在着密切关联。不过，同时也应注意的是，他们的表述中都有限制性的程度副词，如“一些”“一点儿”。这和瞿秋白所说的“又简单又合理”六个字的意思是相通的。

然而，不是所有支持汉语拼音化的人士，都赞同这一看法。陈望道（1891—1977）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说：“新近常有人问我：中国语将来会不会变成有语尾变化的语言？我的答语是：中国语似乎有语尾增多的倾向……但是语尾变化不一定便是语言进步的征象。”他以自己家乡浙江义乌的方言为证，表明有些语尾是“麻烦而并不怎么需要的”。[83]“不一定”当然不是“一定不”，但这也表明，即使支持拼音化的人，对于所谓“屈折性”也不是一味叫好。

另外，坚持汉语是最先进语言的张世禄，也曾在1930年说过，汉语中的一些局部变化有可能导致汉语整体性质的改变：“复合语词，将来渐渐失其复合的感觉，就会当做一个单纯语词看待。同样，表白的辞语，将来也会当做纯粹的附添语看待，而失去其固有的独立的意义；于是中国语上就有了复音缀的语词，就有了转成的附添语，他那种孤立的单音缀的特性，也许会渐渐的丧失。”[84]

不过，张世禄对此结论，似乎感到些许不安。20世纪30年代末，他又修正了自己的论点：“副词形容词下面加个‘的’‘地’，即使把它们认为是接尾语，等于英语上的‘tive’‘ly’，也只是派生作用上语词组织的成分罢了，况且有时候可以省略不用。又如‘桌子’的‘子’、‘指头’的‘头’，与其说它们是标识名词的接尾语，不如说它们是为显明意义效用（大都为避免同音语词而增加的）的语尾词”，实际也常常省略。故而实在“不必把它们在文法学上看做很重要的一种现象”。中国语法研究，“不妨把形态学上的关系暂时撇开”。[85]这样，黎锦熙、瞿秋白等人认为重要得足以改变汉语性质的“语尾”，就成为无关紧要之物，汉语的性质并不会改变，语言由繁趋简的进化程序也仍是成立的。

但仔细分辨他们的言论也可以发现，双方的实际差距未必很大。两边都承认，从“量”的方面讲，汉语中的语尾变化并不多；他们的差异产生在如何从“质”的方面评估这些现象——当然，这可能正是关键所在。但即使在后一方面，瞿秋白等人也并不是一味鼓励汉语语尾的发展，而试图使其保持在“又简单又合理”的状态。因此，他们对语言演进的看法，仍和19世纪的西方语言学家不同。

在对汉语性质及演变趋势的不同评价的背后，是几种相异的语言进化观。比较容易看出来的有两种：沈步洲、王古鲁、杨树达、张世禄等人接受的是“后期进化说”，黎锦熙接受的是“前期进化说”。至于瞿秋白等人，表面上和黎锦熙非常接近，背后的依据却完全不同。

瞿秋白认为，汉语的落后，根本源于“经济发展的落后：一切社会关系的比较简单、比较野蛮，使中国人对于物件、事情、时间的种种关系没有精确的概念”，言语当然会很“贫乏”。这特别表现在语法方面：“最显著的是中国言语文字里面的所谓本质上的名词、形容词、动词等等，不能够变化自己的概念来表现更抽象的意思（例如动词当名词用、名词当动词用等等的方法，在中国文里面是非常笨拙的）。”[86]瞿氏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语言是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反映，抛开后者，就无法真正理解“语言”和“概念”变化的原因。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关系都落后于英、法，这显然也就是他强调汉语不如英语、法语先进的一个理由。不过，好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关系都已发生实质性改变，无产阶级已走上历史舞台，这也使得汉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在成为一种有字头、字尾变化和多音节的语言，也就是瞿秋白所说的“中国现代普通话”。在瞿秋白那里，“普通话”一词是个具有高度政治性的概念，它来自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恰与“官僚”们的“国语”不同（参看第七章、第十章）。

汉语拼音化同样具有鲜明的政治目标。瞿秋白强调，“半象形制度”的汉字“不是几万万人所需要的文字，而只是极少数的一些儒士的江湖切口和密码文书”。儒士垄断了汉字，也就垄断了发表言论的权利，“而平民群众的言语，却只用在最简单的日常生活里面”，得不到“发展和进化的机会”。[87]因此，汉语采用拼音文字至少有两方面的政治含义：一方面，打破统治阶级对文化的垄断，把人民群众从书面上的失语状态中解救出来；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普通话”已在“无产阶级”口中形成，文字革命如果不能及时跟进，势必影响到它的进一步发展。在这里，“儒士”和“官僚”一起，构成了“无产阶级”和“平民群众”的对立面。这就意味着，语言文字的革命也是社会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不管是“前期进化说”，还是“后期进化说”，对语言发展问题的探讨似乎都更多是从语言自身出发的，而瞿秋白等把语言问题视为社会经济变动的结果，为中国语言学界提供了另一种语言进化观。在这种进化观中，汉语并不先进，但也正在朝向先进的方向走。

比起汉语进步论者，瞿秋白对于语言背后的文化认同问题似乎关注不够：他几乎没有提到汉语的自主性，更没有批判西方语言学中的文化偏见，相反，他自己倒有不少听来很像西方中心论的观点。不过，这种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瞿秋白的“问题意识”决定的。如果把这些观念放到他的整个革命思想体系中，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观。对共产党人来说，中国的独立是全球范围的反殖民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后者又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密不可分。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既是一体之两面，又属于一个前后相继过程中的两个时期。[88]因此，虽然瞿秋白把中国语文革命主要视为一场文化上的“阶级斗争”，意在推翻发言权的不平等；但在其整个革命理论中，这同样是谋求民族独立的一个组成部分，经过这场语文革命，汉语就可以赶上英语、法语，甚至成为比它们还要进步的语言。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民族独立也是整个世界和平、进步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