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中国学者对形态分类法的系统介绍和回应，似首见于胡以鲁的《国语学草创》。胡以鲁，字仰曾，浙江宁波人。清末留学生，先在日本大学学习政法，又进入东京大学“博言科”学习语言学；1913年被聘为教育部读音统一会会员，1914年至北京大学讲授语言学，1915年逝世。[20]他的《国语学草创》一书被认为是第一部利用理论语言学框架写成的“汉语概论”，1913年初次印行，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21]

除了学习过政法和语言学外，胡以鲁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知识背景是在东京的时候，曾跟从章太炎学习国学，这使他兼具对西方理论的熟知和对中国文化特色（“国粹”）的敏感。因此，他在《国语学草创》中虽然广泛运用了西方语言学理论，却并没有把汉语强行套入其中，相反，他试图强调，汉语有其特殊性，这种与众不同之处并不表明汉语落后，而代表了与西方不同的另一种文化。为此，他对汉语原始论予以了严厉的批驳。

胡以鲁的阐释不是从广泛流行的三分法开始的，而是采用了“综合语—分析语”二分法。他强调，语言之用在“明了表彰”思想，所取手段则应尽可能“单纯”。在综合语中，不同词性主要通过语词自身的形态变化表现，“一一分立，不相通用”；语词顺序反而不重要，可以随意排布。分析语则不然，“表示二段以上之思想，各以其相当语词为之，无错杂纠综之弊”；词语的语法关系靠它们在句中的“位置”显示，而“位置之配赋又自由自在，不失独立”，更合乎人的思维习惯，有利于表达复杂观念。也就是说，除了表达手段更简便，分析语也标志着人的思维水平的提升：“语言趋于分析，思想分化之要求也。”对词汇的“职掌”与“意义”的“分析愈精”，就愈能表达“精密”的思想。这就是人类语言从综合语走向分析语的主因。欧洲近代语言渐趋分析语，就是显证。唯真正的分析语要到中国、安南、暹罗、缅甸去找，汉语尤为其中之“纯之纯者”。[22]

结论很明显：如果综合语本身就有向“分析”演变的趋向，则汉语不能不被认为代表了更高级的语言形式；同样，如果分析语是“思想分化”的结果，那么，与洪堡、黑格尔的认知恰恰相反，汉语实际上是思想更为“精密”阶段的产物。

这个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胡以鲁选取的理论依据。他并没有回避三分法，相反，他指出，二分法和三分法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孤立语属于分析语，黏着语（胡以鲁称之为“抱体语”）和屈折语属于综合语。那么，胡以鲁为何要采用二分法，而非更有影响力的三分法作为立论框架呢？一个可能的回答是：二分法的分类更为简洁，也更易展示汉语的先进性。

不过，胡以鲁并没有回避三分法对汉语的责难。他提出，施莱赫尔（胡译为“胥拉海”）等“动辄以吾国语形式之缺乏，贬之为初等”。其实，他们所谓“形式”，主要就是“屈折的形式（flexional formal elements）”和“形式的形式（formative elements）”。这决定了他们“不能不以综合语为高等”。但这也就无从解释欧洲语言的演变趋向，除非以之为“退化”，然而这和一般认为的社会文化的进化论又不一致，遂使此派学者在理论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其实，按照形态分类法的逻辑，“吾辈转不得不谓纯粹分析语无屈折之形式，如吾国语者，为高等而进化者矣”。

胡以鲁分析了西方语言中的形式变化因素——“人称、时、位、性、数、法、气”等，认为它们并非思想的内在要求，而是因为在“词句关系上各语词欲明示其职用”，然又“不能活用”，故不得不“求之于形式”。故这些屈折只能表明语言的笨拙：“若以句为单位，其成分之语词，固不须更用形式辨别也。”而后者正代表了汉语的长处。汉语能“化单纯之音响为特定之意义”，“思虑”和“语言”直接对应，怎么想就怎么说，“以心传心”，简洁准确。汉语通过词序的排布，已能使各个成分“克尽厥职，无不足之感”，当然也就无须屈折变化这类“蛇足”。故其缺乏形式上的屈折，并非落后的表现。

不仅如此，胡以鲁对三分法本身就很有意见；这可从他对汉语为“孤立语”说，甚至“孤立语”这一概念本身的否定中看出。

胡以鲁开列了一串19世纪西方语言学家的名单，特别摘出他们对汉语的评论：施莱格尔（Karl Wilhelm Friedrich von Schlegel，胡译为“胥立盖而”，1772—1829）、葆朴（Franz Boph，胡译为“抱浦”，1791—1867）、麦克斯·缪勒（胡译为“麦斯牟拉”）皆认为汉语为孤立语，并因此把它放在语言发展的“初步”阶段；葆朴“谓吾国语无文法，且无机如矿物然”，缪勒说汉语为“家族的组织语”，施莱格尔甚至谓汉语乃“止于太古状态而未尝发达者”。

胡以鲁对此一一做了批驳。所谓汉语“无机”说，乃就“语词”而论。孤立地看一个语词，它自然是“无机”的，但在此意义上，所有语言皆可说是“无机”，岂独汉语为然？更重要的是，讨论语言，绝不能仅“以语词为根据”：“语词生存于句中，惟在句中方为有机之关系，而亦不得不有机者也。”因此，“孤立语”一名在学理上已根本不能成立：“语词之于语句，犹元素分子之于有机化合体，不成其为孤立也。”汉语语词本身虽是“孤立”的，然在句中则成为“化合体”的一部分。故“苟家族组织等比喻语而有当也，吾辈毋宁谓吾国语为有联邦组织耳。虽不如屈折语灭却其存在之一部而屈服于他，谓为孤立则非”。这样，三分法的体系自然也就坍塌了。据此，胡以鲁断言：这些观点“不惟不知吾国语，且不知当世有语言学矣”。

这还是在学理上的驳斥。很快，胡以鲁就把战场转移到了文化心态领域：“若必以易于屈折而失独立者为高等，即北美土人语为最高；印度日耳曼语固亦曾为高等者，不幸而形消式灭，渐退化于初等者也。”这对西人的“自夸之情”无疑是个沉重打击。为此，德国语言学家和汉学家甲柏连兹（G.Von de Gabelentz，胡译为“迦伯林”，1840—1893）提出了一种循环论。他设想印欧语系在成为综合语之前，曾有一分析语阶段；因此，分析语并非必然高级，它也可能比综合语更低级。胡以鲁指责此说不仅是为了挽回印欧语言的面子，也是要打击汉语：“氏以是为论据，谓吾国语之现在乃便易之结果，在螺旋中适值孤立语”，并非最先进的表现。胡以鲁强调此说只是“想象”，从“历史事实”看，“谓屈折语从所谓孤立语发达者，毋宁谓其有反对之趋向”，更谈不上什么“螺旋”；从人的“心理”看，“语言之发展”必以“精神活动之简易”为“原则”。汉语实是“简单”而非“初等”，盖“简单”正是先进的表征。

洪堡（胡译为“亨抱而的”）等人则部分认可中国文明的价值，因而把汉语归入“有形式”一类中。不过，其仍有一基本“假定”，即“以形式为精密文明思想唯一发表工具”，因而“迷惘于形式之中，不知形式之外亦有特长”，仍是印欧语系“国民之先入僻见”。这使他们“不得不贬无形式者为劣等”。而在“有形式”的语言中，又“以语词之连接配置”者为高级，以贬低汉语的地位。胡以鲁批评他们说：“立一己语族之规则为格，欲以范世界之言语，是之谓不知务；不求诸语言根本之差及其特色之所在，徒见其文明，逆推而外铄，混思想语言为一事，是之谓不知本。”这实际不止适合于洪堡，也是他对于前述诸人的总批判。

20世纪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Jens Otto Harry Jespersen，1860—1943）的“语言进化论”是胡以鲁较为满意的一个学说，以为“最为得其平”。因其“以不用形式之末迹而寓意于词句相维之间者为进步”，这就意味着汉语是一种“发达”的语言。不过，叶斯柏森对汉语未做“根本之研究，仍未足以言吾国语也”。

总的来说，胡以鲁的论述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学理上的，主要是解构形态三分法和语言进化三段论；另一个是心态上的，主要是揭露这些语言学观点背后的西方中心论。而正是后一点，又进一步提醒我们对他本人的心态做一初步分析。这一点，在下面这段愤愤不平的话中展示得最为直接：“贬吾国语为初等，诿为未尝发达者，不惟不知吾国语言史，且蔑视吾国文明史者也。”也就是说，他之所以竭力为汉语争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因为这不仅是个语言问题，也是和更根本的文化认同扣合在一起的。

不过，胡以鲁主要的意图恐怕还不是向西方语言学发起进攻，他的行为毋宁是“防守性”的。他的老师章太炎在清末的一个重要思想成就，就是将“齐物”观念引入社会政治理论，强调各个民族和文化是平等的。章批评西方帝国主义“欲以己之‘娴’改变东方之‘陋’，实际上引来流血战争”，皆是缺乏平等精神所致。[23]胡以鲁显然受到这一观念的影响。他强调：“一切国语皆有机制，皆有精神。”因此，他强调汉语的先进性，主要是欲反抗西人的“自夸”，以维护“吾国文明”之尊严，其所指向的是一个更平等的世界，而非把西人的等级观念简单地倒置过来，把西洋语言贬低为落后语言。正是出于这一目标，胡以鲁强调汉语发展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吾国语自发生而自长盈，特立而独行，未尝与他语族相联络，故作循环论者非也；自有其特色，自有其特性，即在语言中自别有其位置，形状而轩轾之，亦未见其是也。”用该书第六编的标题来说，他要讨论的是“国语在语言学上的位置”，而不是其在“语言进化阶段”中的位置；也正是在同一意义上，他强调：“甚矣，研究外国语而欲知其语言精神之难也。”要了解中国语言之真相，只能是“支那语国民之责任，不能望于他族也”。而这样做又不只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世界：汉语是世界语言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不得吾国语之真相，语言分类亦殆无望”。[24]

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胡以鲁对语言进化论到底持何态度？从逻辑上看，他的思想暗含着文化多元论的倾向，而这是和建立在一元线性观念基础上的进化论相互矛盾的。可是，他的论述中也时不时地流露出一些进化论的意味（如当他强调语言的发展“趋于分析”的时候）。事实上，胡以鲁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可谓相当模糊：他并未强调语言的进化论，但也没有反对。这和他关注的侧重点有关：与其说他关心的是汉语是不是最为先进的一种语言，毋宁说他更为注意以汉语为表征的中国文化的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至少不像西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落后的表现。

另一个有趣的地方在于，胡以鲁对汉语的描述，带有很强的政治学色彩。他对麦克斯·缪勒把汉语的组织形式比作“家族”一语尤为反感，再三置辩。这里的原因，似应从其时流行的社会思潮中去寻找。1904年，严复翻译的《社会通诠》出版，提出“图腾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的社会发展三阶段说，且认为中国正处在从“宗法社会”向“军国社会”的过渡时期。此说一出，迅速风靡。章太炎为批驳此说，专门著文，指出《社会通诠》所谓“宗法社会”与中国历史上的宗法制度不合。[25]缪勒使用的“家族”比喻，与严译“宗法社会”的概念虽不等同，但很容易令人联想及此。胡以鲁深受章太炎影响，当然极力反对（这当然不是说，章太炎的影响是造成他的态度的唯一原因）。

与此同时，胡以鲁试图把汉语放在“国家”（对应于严译的“军国社会”）的组织形态中来进行定位：

比喻的言之，有实质之语词，单独国也；复合词，政合国；形式复合词，则隶有附庸之国也；介节词，自由市；而语助节词，从属国也。从属国而外，其他皆有自由意志之实质，以自由意志联合而为句，句犹一大联邦也。发表完全思想，即运用国际主体之时，则以联邦总体之句为之，而内政上依然独立，自有意志，即不失其实质意义也。自由市虽不具国家性质之实质，仍不失其自由。惟附庸国之独立意志大半为主国所左右，而从属国则国际主体之体面上一附属品耳。然是不过欲明吾国语在句上之关系而已，非如麦克斯牟拉氏之论发达上组织也。……即无国家组织之国语，非吾辈所敢知也，然则以一切国语皆为有国家组织者，比吾国语于联邦组织可乎。[26]

胡以鲁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值联邦思潮盛行之时，其主要目标就是维护民间自治、自主和自由，反对中央集权——采用胡以鲁的术语来说，所谓中央集权，正像屈折语一样，要求组成国家的分子必须“灭却其存在之一部而屈服于他”。从《国语学草创》对汉语的定位看，胡显然是联邦制度的赞赏者。问题是，他为何要用政治术语描述语言？仅仅是因为缪勒使用了一个政治术语评价汉语，而胡要反驳之，故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或者是因为他曾学习过政法和语言两个学科，对它们的术语都很熟悉？这两方面的原因应该都有，然而，答案显然并不这样简单。他对汉语的特色有一简洁的总结：“自由自在，吾辈所谓之为国语特色者也。”[27]这正可与“联邦组织”一词互相印证。如前所述，对于胡以鲁来说，语言并不仅仅是语言本身，它也代表了“文明”；这番论述进一步表明，语言还关系到“政治文明”，和国家乃至个人的“独立”与“自由”连在一起。[28]汉语以“自由自在”为特色，也意味着中国文明和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一个“主体”，具有“自由意志之实质”。用刘禾的话说，语言的背后，有一个“主权”身份在。[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