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以来，随着贸易范围的扩大和殖民进程的开展，西人接触到了世界不同地区的文化和语言。作为这种接触的一个直接后果，西方语言学者试图按照不同标准，把世界语言划分为若干类型，比如，麦克斯·缪勒就以种族为依据对语言进行分类。不过，语言和种族并非一一对应关系，因此，这一分类法并未得到广泛认同。更流行的是“形态分类法”或称“类型分类法”，主要根据语言的语法特点，包括词的构造、语法意义的表达方式等对人类语言进行分类。

较早从这一角度思考问题的，是18世纪下半叶法国的“百科全书派”。在他们看来，人类语言可分为两种，一是“分析性语言”（langues analytiques），一是“词序可变语言”（langues transpositives）。“前一种语言类似某些现代欧洲语言，词形变化较少，主要靠据说跟思想的自然顺序一样的词序表示语法关系；另一种类似拉丁语和古希腊语，词形变化丰富，因此词序可以较自由地变化，而不影响句子的语法关系。”这两者之间具有历史承续关系。换言之，“分析性语言”是“词序可变语言”发展的结果。[4]之后，又有语言学家将语言分为“综合语”（synthetical language）与“分析语”（analytical language）两类。[5]在综合语中，语词中表示语法关系的形态部分与表示语义的语根部分密不可分；在分析语中，二者可“任意分离独立”，主要靠语序和虚词等表示语法关系。欧洲语言皆属综合语，“惟近代变迁之倾向，已渐趋于分析语矣”[6]。

19世纪以后，比这种“二分法”影响更大的是“三分法”。先是德国学者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或译“洪堡特”，1767—1835）把语言分为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合体语（今通译为“多式综合语”）四类；之后，另一位德国语言学家奥·施莱赫尔（August Schleicher，1821—1868）将合体语并入黏着语，保留了孤立语和屈折语，分为三类。[7]这种三分法提出后，长期为世界各国语言学家所普遍采用，也是20世纪中国语言学家重点针对的一种分类方法（详后）。这里可以用丹麦学者裴特生（H.Pedersen）的一段话，对三分法略做解释：“孤立语一般引汉语为例：所有的字都是单音节，没有任何曲折变化。凡是印欧语利用曲折变化来表示的关系，如果在汉语里必须表明而不能完全省略的话，就利用独立的单字。印欧语必不可少的曲折变化（如属格、复数、动词的时式等），在汉语里也是同样利用单字来处理。”黏着语以土耳其语为范例，“利用大量的词尾来表示词的关系，不过词（干）和词（尾）的连接是很清楚的，这两部分的界限不会发生混淆”。屈折语的“词和词尾混成一个不能分解的整体，词的内部变化可以用来表示不同的关系”，其典型是原始印欧语。[8]

这几种类型之间被认为存在着历时性的进化关系。洪堡一方面提出，“对于任何语言，哪怕是最野蛮的部落的，也不应该予以歧视，或贬低它的价值”；另一方面又强调，语言有“完备的”和“不完备的”之分，屈折语是最完备的语言，孤立语是最不完备的语言。苏联学者绍尔（P.O.IIIop，1894—1939）指出：在洪堡那里，“语言形式的多样性”被理解为“人类精神为解决同一任务（即创造‘形成思维的武器’）所经历的阶段顺序”，因而洪堡把“语言类型上的不同”看作语言发展的历史。施莱赫尔则说，这三类语言“构成三个发展阶段”，只有屈折语“才完全跨越了那三个发展阶段”。施莱赫尔受进化论影响甚大，强调语系犹如物种，有分化，有竞争。有学者指出，在他那里，“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的进化论，取代了洪堡特的追求完美的进化论”。[9]随着施莱赫尔三分法理论的传播，他的语言进化三段论也被广泛接受。

语言分类法的提出和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主导的殖民进程的展开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殖民进程为语言分类法提供了物质、政治和文化上的可能及资料，分类法本身也是殖民进程的学术表现——这是在知识上对世界的驯化。在这里，世界各民族语言所处的地位，和此民族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大体相当：殖民者的语言属于最先进的类型，被殖民者的语言则被归入落后之列。不过，其中也有一个最引人瞩目的例外，那就是梵语。它和诸多欧洲语言一起，被归入印欧语系，且古梵语还被视为这一语系的祖先。因此，19世纪西方语言学家对梵语多很推崇。这和印度当时所处的殖民地境遇截然相反。但19世纪晚期，德国“新语法学派”发现梵语并不像人们想的那么古老，有些语法现象甚至晚于希腊语。这使得本来并不赞同这一学派的德国语言学家古尔替乌斯（Georg Curtius，1820—1885）非常高兴：“梵语曾经是这门新兴学科的神启，且曾为许多人盲目地信从过，现在却要把它搁在一边了；传统上所说的ex oriente lux（从东方升起的曙光）现在却要代之以in oriente tenebroe（东方的黑暗）了。”[10]其心事毫不掩饰：无论是推崇还是贬低梵语，重要的目标只有一个——证实西方文明的先进。如果能把梵语踢出先进之列，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梵语好歹与欧洲语言沾亲带故，汉语则与之毫无瓜葛。因此，在这些理论中，汉语一直被视为“东方黑暗”的绝佳例证。其时不少西方学者认为，汉语是没有语法的。洪堡虽然承认汉语自有语法，却仍把它作为孤立语的典型，归入人类语言中的“落后”部分。他断言：从“创造‘形成思维的武器’”的角度看，“比之形态丰富的印欧语言，汉语句子的理解要求精神付出更大的劳动，因此不利于思维活动的展开”。此说影响很大，黑格尔更在此基础上提出：“拼音文字是理性反思的产物，是将词分析为要素的结果。象形—会意文字如汉字则源于对事物的感性印象，与理性的分析行为无关。”[11]19世纪多数西方知识分子接受了这个看法，认为汉语受到“语言结构上的局限”，缺乏理论性和思辨性，不适于抽象思维，难以表达“科学观念”。[12]

洪堡认为汉语不利于思维的开展，主要是因为汉语是单音节语，词汇没有形态上的屈折变化。但问题是，欧洲不少语言也呈现出向单音节发展的趋势，尤以英语为典型。如果这一发展就代表进步的话，汉语立刻会从“最落后”的语言变为“最进步”的语言，这显然是其时大多数西人所不能接受的。为此，施莱赫尔提出了一个补充性的解释：语言的生命有两个时期，一个是史前时期，这是语言形式的发展期，从孤立语到黏着语再到屈折语的进化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随着文字的发明，语言为文字所束缚，遂进入第二个时期，趋于反向发展，这是语言的衰败期。[13]现代欧洲语言处于第二个时期，单音节化代表了“退化”的趋势；而汉语则根本就仍处在第一个时期的孤立语阶段。显然，施莱赫尔虽不能不面对语言变化的客观实际，但通过理论技巧，他把看起来非常近似的两个语言现象区隔为遥遥相对的两端，汉语依然陷入最原始的阶段。此说提出后，很快被广泛接受。19世纪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William D.Whitney，1827—1894）竭力强调英语的“单音节”趋势，称其“与原始语言的单音节性相比”（主要指汉语）实是“天壤之别”，就是一例。[14]

实际上，西人对中国语言的认知也经历过一个变化过程。17世纪欧洲人初次接触到较多的中国知识，对汉语极为推崇，还爆发过一场中国语言是不是人类的“原初语言”（即建造“巴别塔”之前通用的全球语言）的讨论。[15]不过，随着西方殖民事业的开展和中国形象在18世纪的迅速恶化，“原初语言”也摇身一变，沦落为“原始语言”。美国来华传教士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1829—1893）于1868年出版的一部著作注意到：“现在有些作家根据汉语的单音节形式和它缺少曲折变化的特点而将其视为是世界上最原始、最简单的一种语言。”对此，他并不赞同：“就汉语当前所使用的形式而言，它即使算不上是最复杂的，也可以说是结构最细致、表达最精妙的语言之一。”但他又补充了一句：汉语是原始语言的说法“可能并非谬论”。[16]

西方语言学家对汉语的评论，在19世纪下半期传入了中国。1882年，《万国公报》刊登了沈毓桂笔述的一篇文章，较系统地介绍了这一观念：“梵言变换多端，华言虽有变换，然不多于印度。是中国人之语言犹近于古初孩童语言之式也；若梵言则不然，于古初语言已多更变。试即梵文细审之，观其随时更变之活字、死字、虚字、实字、助语，语字真有千变万化，故知其语言去古已远也。”该文指出，西人研究语言，最重“折节”（即“屈折”）：“折节察不清楚，不能识其语言之归属。是以无论何国，凡欲察方言者，必于分折节之语言中细心审察也。折节愈多，语意之变换亦愈多，其去古初之语言亦愈远。惟语言中有一折节者，可谓与上古相近。”汉语虽“较上古变者已多”，但“较西国之言去上古式绝远犹觉少耳。故讲方言家欲知上古之人之语言如何，不能不于中国语言文字多多致意”。[17]这是说，汉语处在人类语言进化的初级阶段，在语言史上具有一种“标本”意义（参看第一章）。

从整体看，在清末，介绍语言分类法知识的文献并不多，至少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兴趣（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汉语的贬抑性评价在中国趋新读书人中仍是非常流行的）。相对于确定汉语的进化地位，国人更为关注怎样使汉字简便易学。汉字繁难的观念和汉语原始论一样，也是西人影响的结果，但对中国人来说，前者似乎更为急迫（参看第一章）。其时引起大多数中国人关注的语言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统一国语方面，人们对汉语的发展地位并未十分措意，至于人类语言的分类，更可说是毫不上心。

清末最杰出的语言学家章太炎在那一时期发表的大量著作，也几乎没有提到相关知识。这些著作中，与此问题最接近的当是1908年发表的《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此文为批驳吴稚晖等人的“废汉文，用万国新语”论而作，但通篇都集中在音韵、词汇方面，并未涉及语法，也就更不可能谈到形态分类法了。当然，吴稚晖等人的立论本未从此一角度着手，章太炎的这种回应也是很正常的。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此说毫不了解。相反，对于西人论语言最重“屈折”这一点，至少吴稚晖是非常清楚，而且并不以为然的。他在1908年的一篇文章中毫不客气地说，这实是“古世阶级分别之鄙陋，及野蛮笨拙之习惯”的遗存，西人“积非而成是，由之而不知”，其实“不合名学之理者正多”（或者是怕读者误会，此句后他添了一句“华文自然亦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文中的一段回忆：

记者又忆向日有生长南洋各岛之华童，留学欧洲者，吾友教以中文。一日彼等告我曰：我等不料中国文字野蛮至此，区区代名辞之第三位，尚不知分别男女。如此，将措辞之间，一切混乱无序。我辈甚觉其毫无可学之价值也。彼等皆习英文者。吾诘之曰：然则述第三位之一男一女，英文有别乎？曰：此男女相杂矣。故无之也。曰：然则述两男或两女，他国亦有分别矣，英文有之乎？曰：此多数，可无别也。吾笑曰：如此，君等所习之英文，犹未尽文明。无怪乎英文中凡述许多女子之事，读者每以为叙述男子之事；凡述许多男子之事，读者又每以为叙述女子之事，常常至于混乱无序，贻误要事。彼等曰：否！子游戏其辞耳。代名辞者，自有所代之名辞在，在一篇之中，彼此承接，语气自各有其所属，果能通其辞意，自能定其为谁。吾应之曰：如此，君等早知分别男女性之不通矣。彼等乃曰：单数总以分别为是。吾漫应之曰：唯！

他评论道：“诸如此类，皆即吾上文所谓古世阶级分别之鄙陋，及野蛮拙笨之习惯也。”然而，“何国无可笑之鄙陋？……故适他人之国，而习其文法，自当一遵彼国之习惯，无复通与不通之可议”。[18]

显然，吴稚晖绝不像章太炎说的那样，只是一味崇拜西洋。他当然认为汉文“野蛮”，可是并不奉西人如帝天。实际上，他真实的想法是，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西人只不过在“发脚的时节”早走了几步而已，中国人若奋起直追，“或者一千五百年后的‘未来黄帝’还生在东方。那么，现在初期的发脚，东西相差一百搭八十年，六千年后的人类当然无所感知，看做我们同时发脚罢了”。[19]在这里，通过揭示西文中的“野蛮”证据，他把中西拉回到同一个平台上，得出了一个颇有些“文化多元主义”意味的结论。

不过，吴稚晖这篇文章的主旨并不是要系统地批驳西方的语言分类知识，而且他也的确认为汉语较西语落后（但是绝不像西人所说的那样天差地远）。中国的语言学家系统性地对汉语进化水平的问题加以重新评估，要到民国时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