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语言学诞生于20世纪初。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它自始就处在国际学术的影响之下。西方语言和语言学的影子一直在中国语言学中若隐若现——或是参照的基准，或是比较的对象。在民国时期，引起中国语言学家浓厚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在人类语言进化史上，汉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这个问题本由19世纪西方的一些语言学家提出，他们大多也给出了答案，但大多数答案并不令中国人满意，因此，中国语言学家不得不做出自己的回答。这场讨论并不只是语言学的“内部”事务，实与近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政治理想息息相关。众所周知，晚清以来，中国人一直受到进化论的困扰，其核心是：中国在人类文明的进化阶梯上究竟处于哪一阶级？这一问题的答案，被认为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化乃至整个国家生命运势的最终走向，语言进化则是这个大议题中的一个分支。

因此，要准确地在一个更广阔的思想和文化背景中确定这个议题的位置，需要我们跨出语言学的疆域。布尔迪厄曾说，“‘纯粹’语言学”研究所持的“语法学家的态度”，和实践中的“言说者的态度迥然不同，后者力图通过言辞用以行事的能力在世界中完成各种行为，并影响这个世界”。[1]我们应在此基础上注意到，在很多情形下，“语法学家”对语言的分析其实也是一种“言说”，同样是“行事”的工具。他们常常借助于此，在更广阔的世界里达成自己的目标。[2]

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语言学界对汉语进化地位的讨论，既是中外语言学家之间的专业对话，又构成了他们各自与外部世界对话的一部分。从字面上看，汉语进化地位的问题至少指涉了三个层面：一是对汉语性质的认知；二是对人类语言整体图景的把握；三是对语言进化序列的勾勒，并在其中为汉语定位。第三个层次是问题的核心：由于不同的语言学家所持的进化标准不同，他们在前两个层次的问题上也持有不同答案。至于语言进化标准的选择，并不完全由学理决定，而是语言学理论和各种文化、政治考量互动的结果。

中国知识界有关汉语是不是一门进步的语言的争论，我在第五章已经有所提及。但那里的讨论主要围绕着白话文展开，除了少数几位外，大多数参与者并不被视为专业的语言学家。本章关注的则是20世纪上半叶一些“专业”的语言学文本背后的文化与政治立场[3]，特别是：中国语言学家的语言学观点如何被各种文化与政治考量影响？他们又欲图通过语言学的学术话语营造一个怎样的世界？这个世界又寄托了他们什么样的文化认同和政治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