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汉语拼音化也没有成为现实，且已渐行渐远，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过，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它确曾风光一时，不光受到专业语言学家的青睐，更吸引了一大批左翼青年追随，甚至为国家领导人所向往[112]；其影响又不仅是思想上的，而是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实实在在成为一场“运动”。它的目标极为远大，不只是要改造语文，而且被上升到救国的高度上。鲁迅那句常常被人引用的名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113]，就是其动机的鲜明写照。这一运动值得花费大量笔墨来描述，不过，这不是本章的任务。我这里只是要考察它在论证策略方面的一个变化过程，虽然要深入了解这一点，仍不能离开现代语文革新运动的整体脉络。

本章的论述试图表明，在以“言文一致”为导向的语文革新运动内部，至少存在两个相关而具体目标又不尽相同的分支，一个是以文体改革为主的白话文运动，另一个是以文字改革为主的汉语拼音化运动，它们既相互支援，又相互争斗。白话文运动较为温和，又具有历史上的铺垫，更易为社会所接受。此外，由于它同时关涉到语言和文字两个层面，故而也在整个语文革新运动中占据了枢纽地位。它的迅速传播，把汉语带入了思想论争的旋涡，而这些讨论又进一步促进了汉语拼音化运动论证策略的调整。

五四时期，围绕着钱玄同“废汉文”的主张，《新青年》刊发了一系列争论文章，其焦点是要不要在“废汉字”的同时兼“废汉语”，结果是废汉字而存汉语的意见占了上风。第二场讨论以孙中山提出“汉字进化，汉语退化”的观点为契机，集中在汉语是否比汉字落后这一问题上。在这次讨论中，新文化运动者虽然对汉语发展水平存在不同评价，但多数主张应把汉字和汉语视为两个不同的范畴，也都认可汉语的发展比汉字更为“进步”。这样，他们既在学理上稳固了汉语的地位，又使得汉字成为中国语文中各种弊端的替罪羊。在此前提下，汉语拼音化论者顺势推动了对第三个议题的讨论：汉语中存在的不足与汉字是什么关系？这一议题使得汉语拼音化运动突破了清末以来就汉字论汉字的思路，转而从语言的角度思考问题，最终形成“废汉字以救汉语”的论证策略。

汉语拼音化论者对此论点的证明，又采用了两种论证模式。最常用的手段是从正面攻击汉字对汉语的束缚。不过，他们也注意到，汉字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已产生一套详备手段，足以应付实际生活的需求。这促使他们又提出了一个辩证的论证模式：汉字功能的成熟，恰好阻碍了汉语的发展。聂绀弩说，汉字字形和四声分别满足了视觉和听觉上分辨意义的需要，而使汉语不能进步，就是一例。前一章也曾提到，沈兼士说汉字因为找到“借字表音”的方法，养成“苟安”习惯，以至于不肯“去想法造那以简御繁的正式音符文字”，也是类似的思维方式。瞿秋白当然更不肯放过这个现成的理由：“因为汉字的字形已经能够表示相当的意义”，写字的人遂“自然而然的偷懒，不肯照着口头上应当讲的声音去写”。白话文不能取得最终成功，主要就源于此点。[114]

当然，这个新论点的风靡，并未导致从汉字论汉字的传统思路失效，后者仍在延续，其理论重要性也没有减弱；从汉语论汉字的论证方式，毋宁是补充性的，而不是替代性的。也就是说，对于汉语拼音化运动而言，这是一种论证策略上的调整，而不是彻底的改变。不过，这一调整却有助于它争取那些支持白话文而未必认可汉语拼音化的人士的同情。

以上论述或给人太过整齐的印象，似乎很难摆脱“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115]的嫌疑。其实，本章只是要说明，汉语拼音化运动“废汉字以救汉语”这一论证策略的形成和广泛使用，建立在思想界围绕着汉语发展水平展开的两场争论的成果之上。白话文运动初期，胡适等确实有过白话文和汉语拼音化两步走的计划[116]，但他们这样做的意图，或是顾及舆论的接受程度，或是考虑到汉语中单音词过多造成的麻烦，却很少从汉字阻碍了汉语发展这一角度立论。这一论点的兴盛，和前两场争论有直接关联。当然，本章对几次讨论的结果所做的“意义”阐发，主要是从汉语拼音化运动的视角做出的，换一个视角，这些“意义”或许就完全不同，这恐怕也是使其看起来太过整齐的一个原因，不过，需要声明的是，我实在无意于把这一阐释视为唯一的考察路径。

回顾这一过程，一个不能不引人兴味的问题是：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汉字和对汉语的态度何以如此悬殊？前者被视为必须抛弃的障碍，后者却成为千方百计要保护的对象。其实，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盛行的文化进化论的立场上看，汉字和汉语的地位是一样的。汉字被视为象形文字，根据文字发展的三阶段（象形→表意→表音）理论，可以说仍保持在文字进化的初级阶段；汉语则被视为“孤立语”，在语言发展的三阶段（孤立语→黏着语→屈折语）理论中，同样被认为处在语言进化的初始阶段。但是，到了20世纪，随着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发展三阶段论”已经被国际语言学界所放弃，“文字发展三阶段论”却长期流行。[117]在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语言学家那里，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表现：一方面竭力呼吁汉语拼音化的必要，另一方面也在极力证明汉语的先进（参看第六章）。更重要的是，这两种观点的宣传家往往就是同一批人。

造成这种区别对待的原因，和20世纪中国学者在西方语言学影响下采取的声音本位的语言学立场是分不开的。在此立场下，文字不过就是语言的符号，它的地位是附属于语言的（参看第一章、第四章）。按照这一推论，构成“中国人”认同的基本文化要素是汉语而非汉字。换言之，放弃汉字乃是轻装前进，抛开汉语则将根本全无，等于彻底放弃了“中国人”的认同——如同前引傅斯年的话所提示的：这是比“中国”灭亡还要可怕的一件事。显然，在时人的言论中，汉语和汉字的地位虽然恰好相反，但从论述构成的逻辑上讲，两者却是彼此依赖，相反相成：放弃汉字，正是解放乃至保全汉语的必由之路。

这段追溯提示我们，必须把文字、文体和语言放在一个彼此关联的系统中，才能对那些看似只是某一领域中的言论变化有一深入的解析。本书“导言”部分已经提出一个“思想生态圈”的概念，本章的描述可以为此概念提供一个恰当的案例。如果按照朱经农的看法，新文化运动时期，在语文革新运动这一思想生态圈中，至少活跃着四大“物种”（按：朱氏的总结实不完备，此处只是大概而言），它们地位平等，竞争力也大体相仿。但经过思想界的几次争论，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个生态圈的形势已发生了显著改变。四大“物种”的第一种和第四种都被淘汰出局，只剩下第二种和第三种；其中，白话文又占了绝对优势。这种形势既为汉语拼音化运动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作为其基础的汉语被保留下来），又使其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如果白话文已经可以完成语文革新的使命，汉语拼音化还有必要吗？“废汉字以救汉语”的论点，就是拼音化论者在这种变化了的形势下所做出的策略调整。这调整当然未必是有意的，也并未给汉语拼音化带来成功；但这个运动在三四十年代的兴旺，也要在相当程度上归功于这一策略的运用。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例提示我们，只有把某一特定观念放入其所在的动态化的思想生态圈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的演变。就此而言，其意义显然已超出了一个运动本身的成败。

[1] 同样的主张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已经出现。柄谷行人指出，日本的“文言一致运动”看起来是要追求书面语的口语化，其“本质”则是“文字改革和汉语的否定”。（柄谷行人：《内面之发现》，见《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36页）中国的语文革新运动直接受到日本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合于柄谷的议论。不过，文体改革和文字改革都是“言文一致”口号的嫡生子，很难把其“本质”归结为其中之一。当然，汉字的意义对中日两国是不同的，这一论断是否适合于日本，我难以判断。

[2] 博山：《全国初等小学均宜改用通俗文以统一国语议》，载《东方杂志》第8卷第3号，1911年5月23日，9～10页。

[3] 鲁迅：《无声的中国》，见《鲁迅全集》（编年版）第5卷，34～3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4] 朱经（朱经农）：《新文学问题之讨论》，载《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163页。

[5] 朱氏原函所举第四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钟文鳌。此人是美国清华学生监督处书记，基督徒，曾在留美学生里宣传废汉字、改用拼音字母。（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逼上梁山》，见《胡适文集》第1册，140页。）但他那时身在国外，除了几个留学生，几乎没有什么人知道他，自然谈不上影响力。

[6] 本段和下段，参见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352～355页。

[7] 吴稚晖：《编造中国新语凡例》，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35～36页。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355页。

[8]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第2卷，1908年4月22日、4月29日、9月27日，565、572、619页。

[9] 钱玄同：《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载《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15日，425～426页。

[10] 钱玄同：《中国文字与Esperanto》附言，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543页。

[11] 姚寄人：《中国文字与Esperanto》，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540页。

[12] 胡天月：《中国文字与ESPERANTO》、钱玄同附言，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544页。

[13] 本段和下段，参见吴稚晖：《补救中国文字之方法若何》，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153～155、159～160、168页。

[14] 李思纯：《汉字与今后的中国文字》，见《李思纯文集·论文小说日记卷》，945～946页，成都，巴蜀书社，2009。

[15] 陈独秀：《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附言，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356页。

[16] 任鸿隽：《新文学问题之讨论》，载《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4月15日，170页。原文“除非”二字下衍一“人”字，此处径为删去。

[17] 胡适：《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附言，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356～357页。

[18] 朱经（朱经农）：《新文学问题之讨论》、胡适附言，载《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163～164、166页。

[19] 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载《新潮》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1日，394页。

[20] 张月镰：《汉文改革之讨论》，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534～536页。

[21] 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载《新潮》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1日，397页。

[22] 钱玄同：《革新文学及改良文字》附言，载《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177页。

[23] 钱玄同：《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载《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15日，428页。

[24] 钱玄同：《写白话与用国音》附言，载《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第649页。

[25]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3年8月19日，见《钱玄同文集》第6卷，64～6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26] 钱玄同：《中国文字与Esperanto》附言，载《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542页。

[27] 黎锦熙：《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载《国语月刊》第1卷第7期，1923年8月20日，36～37页。

[28] 钱玄同、黎锦熙：《钱玄同黎锦熙致蒋梦麟书》，载《语丝》第4卷第52期，1930年1月7日，42～43页。按：此函收入《钱玄同文集》第3卷（引文见第295～296页），未出黎锦熙名，题目改为《抗议“北平”音译违式致教育部长蒋梦麟书》，文末注谓“本篇发表于1925年11月9日《语丝》第52期”，有误。

[29] 钱玄同：《各省名称的罗马字写法》，载《国语周刊》第8期（合订本），1931年10月24日，426页。

[30] 钱玄同、黎锦熙：《钱玄同黎锦熙致蒋梦麟书》，载《语丝》第4卷第52期，1930年1月7日，43页。

[31] 国语罗马字的主张是1923年召开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届大会”的两份提案中提出的。一份是黎锦晖提案（陆基、钱玄同、黎锦熙、秦凤翔、马国英联署的《请教育部令全国学校使用新文字案》），一份是钱玄同提案（钱玄同、黎锦晖、汪怡联署的《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案》），均载于《晨报副刊》1923年9月13日第1版。

[32] 钱玄同：《对于许锡五君的“国语字母钢笔书写法”说的话》，载《晨报副刊》，1923年10月2日，第2版。黎锦熙等人说得更直白：“我们对于注音字母，最好是让它去自由活动：寄生于汉字也好，脱离汉字也好。到末末了，任它跟汉字同归于尽！”（陆基、钱玄同、黎锦熙、秦凤翔、马国英联署：《请教育部令全国学校使用新文字案》，载《晨报副刊》，1923年9月13日，第1版。）罗常培也提出：“用注音符号辅助汉字的读音，用国语罗马字拼造未来的新文字。”（罗常培：《国音字母演进史》，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33] 钱玄同：《各省名称的罗马字写法》，载《国语周刊》第8期（合订本），1931年10月24日，426页。

[34] 陆基、钱玄同、黎锦熙、秦凤翔、马国英联署：《请教育部令全国学校使用新文字案》，载《晨报副刊》，1923年9月13日，第1版。

[35] 那位英国传教士“利君”就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他强调，中国要进行语文改革，但只要“增新字、变文体”即可，并非要用外语代替汉语。至“他日者新籍流行，有可循习，必仍用其旧有之语言。盖中国之所乏者，不在语言而在文化也”。他认为“华文”的适应力极强，“不独可应格致之用，无论何种专门，亦可借以传达”。故“华文之所欠阙者，不在不足而在难通”。（佚名：《论中国语言变易之究竟》，载《外交报》壬寅年第1号，1902年3月4日，14～16页。）

[36] 任鸿隽：《新文学问题之讨论》，载《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170页。

[37]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353页。

[38] 如前所述，钱玄同废汉文的基本理由在清末已经由吴稚晖等人提出。不过，那时吴说在国内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只是引发了章太炎和刘师培的几篇回应文章。要等到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开展，这一观点才真正产生反响。

[39] 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载《新潮》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1日，394页。

[40] 郭惜龄：《写白话与用国音》，载《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648～649页。

[41] 孙中山：《建国方略》，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180～18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按：此段原出自1919年春出版的《孙文学说》卷一《行易知难》，后编入《建国方略》。

[42] 廖仲恺致胡适函，1919年7月19日，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62页，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

[43] 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359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44] 梅光迪：《致胡适信四十六通·第三十七函》，见《梅光迪文录》，170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45] 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见《胡先骕文存》上卷，2页，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

[46] 余景陶：《小学读经与学习文言文》，见任重编：《文言、白话、大众话论战集》，23～24页（类页），上海，民众读物出版社，1934。

[47]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2册，1916年7月6日，416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同一时期赵元任亦云，中国方言“文法比起书面语的文法来要有规律得多”，只是因为“书面语更多地依赖现成的词组”而阻碍了其发展。（赵元任：《中国语言的问题》，原载《中国留美学生月报》1916年第5期，转引自《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672～67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此时胡适与赵元任就语言文字改革问题交流甚多，此论或是二人共识。

[48] 胡适在梅光迪信中的批语，转引自《梅光迪文录》，170页。

[49] 胡适：《国语文法概论》，见《胡适文集》第2册，338、340～348页。此文是根据1921年7月和8月在《新青年》第9卷第3、4号连载的《国语文法的研究法》修改而成，收入1921年年底出版的《胡适文存》时添入《国语的进化》一段，并改为此题；这里引用的文字都出自新添部分。由此看来，胡适虽然一直对孙说不满，但具体的意见应是在1921年下半年思考成熟的。

[50] 胡适：《国语文学史》，见《胡适文集》第8册，22页。

[51] 胡适：《新文学运动之意义》《白话文运动》《白话文的意义》，见《胡适文集》第12册，25、47、8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2]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0年3月4日，51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

[53] 胡适：《国语文法概论》，见《胡适文集》第2册，342～343页。

[54] 本段和下段，参见黎锦熙：《国语学大概》，载《晨报副刊》，1922年12月31日，第2版；亦可参见黎锡熙：《国音学序三》，见高元：《高元国音学》，1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55] 本句与上段，参见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见《傅斯年全集》第2卷，15～16、18页。文中自注已删。

[56] 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见《傅斯年全集》第2卷，252页。

[57] 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见《傅斯年全集》第2卷，18～20页。

[58] 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载《新潮》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1日，405页。

[59] 傅斯年：《怎么做白话文》，载《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178、180页。

[60]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见《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562页。

[61] 周作人：《国语》，见《周作人集外文》上集，354页，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标点略有改动。

[62] 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17号，1922年9月10日，9～10页。

[63] 长濑诚作：《中国文学与用语》，朱自清译，见《朱自清全集》第3卷，6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

[64] 朱自清：《新语言》，见《朱自清全集》第8卷，292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65] 佚名：《中国文字改革运动前途展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3。这份文稿写在教育部的公函信笺上，作者与具体时间皆不详，从内容和文件所放位置推断，当是教育部主持的某一期国语师资培训班的讲义或讲稿的一部分，时间似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

[66] 刘大白：《白屋文话》，214～215页，上海，世界书局，1929。

[67] 瞿秋白：《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212页。

[68] 施翊之：《文字革命的问题》，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442页。

[69] 瞿秋白：《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216页。黑体字原文加有着重符，后同。

[70] 赵元任：《中国语言的问题》，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708页。

[71] 林砺儒：《林砺儒先生的意见》，载《教育杂志》第25卷第5期，1935年10月，114～115页。

[72] 陆志苇（陆志韦）：《谈中国语文改革》，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425页。

[73] 王造时：《中国问题的分析》，7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74] 周建人：《论为甚么要用拼音字》，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402页。

[75] 钱玄同：《国音学序二》，见高元：《高元国音学》，12～13页。

[76] 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168页。

[77] 施効人：《表意字与中国语的特性》，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453页。

[78] 胡愈之：《有毒文谈》，见《胡愈之文集》第3卷，554～55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79] 《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时代日报“语文”周刊征求各界对于中国文字拼音化的意见》，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537页。

[80] 事实上，在有些中国字拉丁化运动者那里，增加“复音语”，确有趋于公式化的危险。1947年，舒风曾有过生动评述：“老百姓是得什么字眼儿用着不合适的时候儿，自然而然的，字眼儿里就会钻出革命家来，把不合适的老字眼儿给杀了。就像这些年来，谁也没提倡，老百姓嘴里的复音语直个劲儿的增加，文人笔底下的复音语也直个劲儿的增加。”可是“因为两方面需要的不一样，增加出来的复音语也不一样。你写你的，我说我的，谁也管不着谁。可是现在有人楞要把老百姓根本用不着的复音语塞给老百姓，你说‘学’，我非叫你说‘学习’；你说‘走’，我非叫你说‘行走’。这上哪儿说理去？”说穿了，“咱们造出来的字眼儿，跟僵尸一样，总不能跟那活蹦乱跳的真话比。要想提高，说不定又跟说话跟写字走了两岔于（子）道儿”。（舒风：《跟俞敏同志谈谈》，载《时代日报·新语文》，1947年8月13日，第6版。）如此，则“复音语”仍是文人所造，仍非大众语，仍是言文不一。此处上官公仆所说，就是一个绝佳的例证。

[81] 黎维崧：《读“废止中国字，用拼音文字”惹起的话》，见李中昊编：《文字历史观与革命论》，438页。

[82] 瞿秋白：《汉字和中国的言语》，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264、269页。

[83] 齐沧田：《中国文字也应该赶快民主化！》，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411页。

[84] 施効人：《表意字与中国语的特性》，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446、449页。

[85] 聂丽·米兹（N.G.Mizj）、德米特里·安洽（Ancha）：《中国人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历史篇章（1870～1938年）》，胡昊、刘俊燕、董国平译，315～31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顺便一提，在苏联华工中推进汉语拉丁化工作的主要机构是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其领导人就是第一章提到的那位晚清来华的青年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

[86] 汉语拉丁化运动和其他一些汉语拼音化运动的竞争情形极为复杂，并涉及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此处无法详述。

[87] 瞿秋白：《汉字和中国的言语》，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264页。

[88] 施翊之：《文字革命的问题》，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442页。

[89] 绀弩（聂绀弩）：《四声是不是天然的存在》，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216页。

[90] 华通斋：《改良文字会之缘起》，载《直隶教育杂志》丁未年第8期，1907年6月25日，110页。

[91] 陈培琛：《中国文字议》，载《庸言》第1卷第22号，1913年10月16日，1页（文页）。

[92] 沈兼士：《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33页。

[93] 胡愈之：《新文字运动的危机（续）》，载《生活日报周刊》第1卷第9号，1936年8月，116页。

[94] 应人：《中国文字拼音化与中国统一语》，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202页。

[95] 上官公仆：《区际语和语文统一的问题》，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512页。

[96] 瞿秋白：《汉字和中国的言语》，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270～271页。

[97] 瞿秋白：《罗马字的中国文还是肉麻字中国文》，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212页。

[98] 胡愈之：《有毒文谈》，见《胡愈之文集》第3卷，553～555页。

[99] 庄泽宣：《解决中国言文问题的几条途径》，载《晨报副刊》，1923年8月22日，第3版。

[100] 温锡田：《“连书”什么“词类”》译后记，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第409页。

[101] 瞿秋白：《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37页。

[102] 瞿秋白：《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240～241页。

[103] 叶籁士：《一个拉丁化论者对于汉字拜物主义者的驳斥》，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92页。

[104] 齐沧田：《中国文字也应该赶快民主化！》，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413页。

[105] 鲁迅：《汉字和拉丁化》，见《鲁迅全集》（编年版）第8卷，22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106] 鲁迅：《论新文字》，见《鲁迅全集》（编年版）第9卷，27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107] 《国语新字运动会成立宣言》，1939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5。

[108] 疑古玄同（钱玄同）：《为什么要提倡“国语罗马字”？》，载《小学与社会》第1卷第37期，1935年，11页。

[109] 赵元任：《国语罗马字的研究》，载《国语月刊》第1卷第7期，1923年8月20日，91页。

[110] 吕叔湘：《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汉字改革一夕谈》，见《吕叔湘文集》第4卷，114页。

[111] 这里的判断只是与新文化运动前后比较而言，并不是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没有了反对的声音，也不意味着汉语拼音化思想已在此时的中国文化界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至于汉语拼音化运动在20世纪末的式微，则是另一个话题，与此处所言40年代的情况并不矛盾。

[112] 据云，毛泽东1958年接见墨西哥共产党代表团时，如何废除汉字是他讨论的一个重要主题。（杜维明：《全球化与文明对话》，见《对话与创新》，2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13] 鲁迅：《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119页。

[114] 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篇》第3卷，168页。

[115]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80页。

[116] 需要说明的是，胡适在此问题上的看法，后来有些变化。据唐德刚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期，他曾问胡适：“汉字要不要改革？”胡适的回答是：“一定要简化！一定要简化！”那么，“汉字要不要拉丁化呢？”“‘兹事体大！兹事体大！’胡氏以肯定的文言文，不置可否地回答我。”（唐德刚：《国语·方言·拉丁化》，见《胡适杂忆》，186～187页。）可见后来胡适的态度要慎重很多。

[117] 聂鸿音：《从文字发展史看汉字的现状与前途》，载《语文建设》1993年第5期，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