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次论争，汉语的地位已在学理上获得肯定，新文化运动者虽然也不同程度地注意到它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不足，但也都认可，汉语不失为一种进步的语言，至少也处于正在进化的过程中。因此，它完全是向现代生活开放的，所有的不足都可以得到弥补和改善。此后，如同五四时期那样质疑汉语在性质上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论调已经很难看到了。

显然，不管对白话文运动，还是对汉语拼音化运动，这种形势都是有利的，但二者从中受益的程度并不相同。由于汉语与白话文被视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故汉语地位的稳固，也就意味着白话文地位的稳固；可是，对于汉语拼音化运动来说，汉语的进步性只能是一个先决条件，远不足以证明废除方块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说服更多信众，拼音化论者一面继续围绕汉字的特点做文章，一面又试图向白话文借力。这样，汉语的发展水平问题再度被带回讨论桌上，不过，这一次话题变了，不是汉语在本质上是否落后的问题，而是：对于汉语中存在的问题，谁要负主要责任？当然，这里边有社会经济等原因，但最直接的原因是什么？更明白地说，汉字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前述孙中山的言论对此问题实已有所涉及。他认为，汉字的非拼音特性，使得语言得不到足够的书面训练，乃是造成汉语“退化”的主要原因。这虽然受到了胡适的反驳，但不少鼓吹汉语拼音化的人士却同样持此观点。赵元任在1916年的一篇文章中表示：“口语听起来”确是“粗俗”的，这是因为人们不用口语写文章，“结果口头语言就只能跟粗俗联系起来”。[70]1935年，教育学家林砺儒（1889—1977）在一篇反对中小学读经的文章中说道，“记得敝省广东老辈读书人，每逢要说一段有条理的话，便满口之乎者也，有点像《镜花缘》里的淑士国。这是因为粤语不足发表思想，而又乏国语练习，所以只好借文言发表意思。近年回来听学生们说话仍未脱淑士国习气”，表明“今日中小学生”所“亟需”者，乃是“现代国语训练”，而不是经书。[71]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心理学家、语言学家陆志韦（1894—1970）还说：“目前的口语，因为没有文化人来写，全靠老百姓的嘴，说来说去，结果越说越土，有些方言净是骂人的话，粗俗不堪。”[72]这些言论，不管是思路还是结论，都与孙中山如出一辙，只是他们对汉字的观感和孙氏正好相反而已。

不过，若问题仅止于此，白话文运动已可竟其功，又何必要把汉字改为拼音文字？因此，汉语拼音化论者必须要证明汉字在“积极”的意义上阻碍了汉语的发展才行。这一思路在20世纪20年代初形成，到了三四十年代，已成为汉语拼音化论者反复使用的论点之一。1935年，王造时（1903—1971）指责说，中国言文分离，不但不利于语言进步，也阻碍了“文字”的成长：语言“失却文字的帮助，运用异常简狭”；文字“失却语言的帮助，内容异常枯竭”。[73]周建人（1888—1984）在194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更简明地概括了这一思路的基本内涵：中国人说话“太简短，不够明白，含胡处不容易分辨”，以致日常生活中，经常“听错对方的意思”，这些都“与写汉字有关系”。在言文一致的文化中，语言与文字能够“互相助长”，而汉字对汉语的帮助极为有限，甚至是有害的。改用拼音文字，就能为语言提供更多的表现空间，“文字与言语就都会有进步了”。[74]这里提出的说话简短、意思含糊、听不清楚等问题，分别涉及词汇、语法、语音等层面，可以看作一个总结性的批评。本章以下即以此为序，把汉语拼音化论者的有关言论做一大致勾勒。

汉语词汇不够丰富，是新文化运动者的一大苦恼。要增加词汇，来源主要有二：一是方言，二是外语。在这两方面，都有人看出了实行汉语拼音化的必要性。1922年，钱玄同提出，要扩充文学用词，就应多用方言和外国语，以“造成”它们作为“国语底资格”，甚至将来“还有成语和整句整段的话采入国语的”。但要采入这些词汇、成语，“汉字就是一种作梗的东西”：如不“酷肖”原音，就会失其神采；要传其音，就“非绝对的废弃现行的汉字而改用拼音新字不可”。[75]1931年，瞿秋白也责怪“汉字使‘新的言语’停滞在《康熙字典》的范围里面，顶多只能从《说文》里面去找‘古音古义’等来翻译现代的科学的字眼”，而不能直接“采取欧美科学技术的新名词”；若采用拼音文字，这就不成问题了。[76]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的热心参与者施効人则指控，汉字不但不能“消化方言”，还“有意的拒绝”之；即使想采纳方言入文，由于汉字字音比语音简单，实也“无法写下去”。[77]

汉语拼音化运动者对汉字的另一个攻击是说汉字阻挡了复音词的发展（有关复音词的意义，参看第六章）。1937年，胡愈之（1896—1986）提出：汉字是单音，“因此也就影响到我们的口头语。在中国无论什么地方的方言，单音的词儿总是占的很多”[78]。1946年，上官公仆也说：“中国大众的口头语，不但语汇贫乏，而且事实上不能不受汉字向内钻的恶劣影响；例如‘他的爹爹’可以说成‘他的爹’，也可以说‘他爹’。所以中国语文中‘复音语’的发展，仍旧不够发达。”[79]前边讲过，胡适认为汉语进步的证据之一就是复音词的增多，因为这有利于表述的清晰。在上官公仆所举的例子中，“他爹”与其他两种表述语义相等，而更加简洁和顺口。因而，“他爹”已经满足了胡适所举语言进步的条件。可是，上官的评价却恰好相反，似乎最重要的不是表述效果，而是“复音语”本身。[80]两人的另一点不同是，胡适指出，复音词增多，为汉语拼音化创造了条件；但上官公仆关心的却是，汉字如何阻碍了汉语复音词的发展。在这两点上，上官对汉语的指责都要更严厉些，这显然是直接服务于他的汉语拼音化主张的。

如前所述，胡适也曾表扬汉语语音的简单。但即使在这方面仍是见仁见智，反对意见不少。1928年，有人列举汉字造成汉语“不能完全表情达意”的七宗罪，第一宗就极具杀伤力——“用汉字的民族辨音力薄弱”；底下则具体包括使用汉字会“淆乱词儿（Vorto）和音节（Silabo）”，“不容易读出真切的音”，“限死语音的进步”等条目。[81]瞿秋白在20世纪30年代初指责汉字的三大罪过，前两个都和语音有关：“阻碍中国字的读音的简单化”和“使单音节制度僵尸化”。[82]也就是说，胡适眼里的简单，在瞿秋白等人看来，就是简陋。到了40年代中后期，这个观点更为流行。齐沧田说，中国语音原来很多，但因为汉字这一“缺乏伸缩性笨拙的语言代表”所束缚，只剩四百多个音，异常“贫乏”。[83]施効人则利用章太炎的研究指出，汉字早期存在一字二音的现象，只“因拘于一字一音的原则，所以连字头、字尾都淘汰净尽了，原来在语言上为双缀音的，在文字里便都化为单缀音了”。因此，汉语的单缀音是“语音单纯化”的结果。在此过程中，汉字因为“是表意字”，至少对于语音的“贫乏”具有“加强”作用。[84]如是，汉语在语音方面不但未尝进步，反而处于退化中。

需要指出的是，齐沧田、施効人以及前边提到的施翊之、上官公仆等人，都是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中国拉丁化运动属于汉语拼音化运动中的一支，其前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华侨华人中推行的“汉语拉丁化”运动，而瞿秋白正是“中国字拉丁化”方案的主要制定者之一。[85]30年代初，这一运动从苏联传入中国，在左派青年中风行一时。从目标看，其意图是采用拉丁字母制作汉语拼音文字。和其他一些拼音化方案（尤其是国语罗马字）相比，它的一个重要主张是反对拼写四声。[86]这在汉语拼音化运动者中引起了不少争论，不可避免地把汉字拉扯了进来。

汉语拼音文字是否应保留四声，曾在汉语拼音化运动中引发不少争论（详见第九章）。从学理上看，其中的关键在于判断声调是不是汉语的内在属性。中国字拉丁化运动者认为，声调是由于汉字才产生，或至少是由于汉字才保留的。瞿秋白说，汉字本没有声调，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字不够用了，但“又受着汉字制度的束缚，总只想用一个汉字代表一个意思，而十分的不愿意去造出许多多音节的字眼”，结果不得不想出四声的“把戏”，而这又使得读音变得“更加困难”。[87]施翊之也说，“汉字的本身里不许有多音缀”，只能增加文字数目；又“不许有尾辅音”“不许有复辅音”，结果是“字音贫乏到了极点”。这样一来，要区分不同意义，便“不得不在四声里求出路”，但这“顶多只能把发音数增为四倍”，实际仍不敷用。[88]聂绀弩（1903—1986）则承认声调对于汉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他认为，四声并非汉字的产物，然而“它是因为汉字底存在，才能够取得重要的位置，才能够在语言里存续到现在”。在书面上，汉字字形将不同意义区分开来；在口头上，类似的功能是由四声承担的。这样汉语就满足了能看、能听的需求，“不需要语言上的尽量的多音化，也不迫切地需要语尾变化底规则”了。可是也正是因为有此“两种宝贝”，“中国语言才苟安到没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89]

在维护汉字的言论中，影响最大的一个观点是，汉字是维护中国政治与文化统一的要角。但是，早自清末开始，就一直有人试图证明相反的观点。1907年，《时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口音之素”之所以“不统一”，皆是“字以形成，非以音成”之故。文字不能反映声音，以致“同一字也，或用唇以出声，或用牙以出声，或用喉以出声”，久而久之，不但声音变化，意义也会“渐变”。该文因而建议编写一部正音字典，采用西字注音。他特别声言：此“非真采用西字以改吾国之文字也，仅借西字以使吾国之字音有划一之规则耳”。[90]1913年，陈培琛在《庸言》上撰文，也提出，“演形之字，无支配声音之能力”，故造成中国方言日歧。[91]不过，陈培琛从保存国粹的角度出发，也不主张废除汉字。

但是，这同一个论点，到了汉语拼音化论者手中，就成为具有破坏性的武器。沈兼士在1922年提出，中国语言的纷歧杂乱是由汉字造成的。任何语言都是随时随地变异的，在拼音文字中，“声音的一部分虽然变了，还有原来音符的遗形留存，可以考查”；汉字则不然，“语言或字音一变，固有的表音作用就完全失掉而不易捉摸了，于是不得不随时随地又另借其他的字来表示活的语言”，最终导致“语言文字纷纭不一”。[92]这说得还比较客气。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字拉丁化运动中，火力就更加猛烈了。胡愈之明确地说，他之所以“主张非废弃方块字不可”，“最主要的”理由是，汉字对中国语言的分裂负有“大部分责任”。在有“统一的拼音文字”的国家，“只要是读过书，识了字的人，就会逐渐把方音改正。因此在教育普及以后地方语就慢慢消失了”。可是同一个汉字，各地人都可按自己的方音去读，“不但不能促成中国语言的统一，反而妨害了中国语言的统一”。[93]也有人直截了当地宣判：“妨害中国语言统一的最大障碍，就是方块汉字。”[94]这样，汉字不但不能维护中国文化的统一，反而成为语言纷歧的罪魁祸首，而且无法通过补救手段加以改良。

这个论证可谓直入虎穴而取其子。不过，它要多绕些弯，远不如拥护汉字的观点那么简单明了，易于动人。因而，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上官公仆还说：“为什么不统一的拼音文字能够促进中国语言的交溶，而统一的汉字，倒反而不可能呢？这些理由，凡是研究语文问题的人，似乎觉得简单到不必解释。然而绝大多数的人，却还是疑惑着。”而看他的具体理由，还是一样：汉字“没有音符，而又不适于标音”，故“不但是语言融化的障壁，是吸收外来语、方言土话的障壁，同时也是语言的纷歧的主要原因”。[95]然而，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绝大多数的人”仍然不能接受，似乎是他觉得不必要思考的。

相对来说，从语法方面攻击汉字的言论不多，而瞿秋白是其中攻击最激烈的一位。他强调，在汉字制度下，“一切实体词都用形声字来作符号，而文法上最重要的‘字眼和句子的形式部分’，就是字尾、字头、虚字眼，却没有办法用形声字来表示”，只有采取假借的办法，借用其他字表示。但这非但于事无补，而且后患无穷：

这些虚字词和字尾变化很多，所谓“形声”的汉字只能够每一个字表示一个音节，却不能够拼音，于是乎永世也赶不上实际言语的文法部分（形式部分）的发展。另一方面，实际言语的文法部分，因为没有适当的记录的工具，也就随生随灭，不能够保存，锢定的发展。这个影响，就使中国文和中国话的文法都停留在野蛮的幼稚的阶段。

重要的是，文法上的落后还影响了汉语使用者的思维水平：由于虚字不够，“所以在古代就大半省掉不写，只把有形象的实体词象画花样式的堆砌上去，等读的人去猜谜子”；但“猜谜子只能够猜到‘常识的一般水平线’上的事情，因此，抽象的思想就不容易发生，复杂的事变不容易描写，只有一些原始的、primitive的意思”。[96]在另一篇文章里，他除了指责汉语“名词不够用、形容词粗浅、动词的概念模糊，尤其是细密的前置词缺乏”外，还特别提出“动词当名词用、名词当动词用”等文法现象，认为这些都表明汉语词汇“不能够变化自己的概念来表现更抽象的意思”。[97]

胡愈之曾说，文字的书写形式是“皮”，语汇和语法是“肉”，“表现的观念形态”是“骨”。从思想上对汉语展开批评，才算触到了最深层次。在他看来，一般对汉字的争辩，“大多就只是皮的问题”；民国以后的语文革新运动触及了“文字的皮”和“肉”。但这还不够：“肉是附着在骨上面的，而皮是包在肉外面的。如果一种文字已经死了，那不仅是皮肤溃烂了，而且肉一定也已经腐化，骨一定也已经僵直。”重要的是，“这腐朽的皮和肉和骨，却又影响了我们的口头语，甚至影响了我们的头脑子，也像腐烂的死尸，把病毒传染给活人一样”。因此，要“辨别我们的文字语言中的幽灵的质素”，就不能仅仅从“皮”，也要从“肉与骨”也就是“文字组织和文字所表现的意识上面”去找。[98]

这样，汉字的“病毒”已感染了汉语的词汇、语音、语法、思想等各个层次，而这势必会给白话文的发展带来阴影。早在1923年，庄泽宣（1895—1976）就观察到：“我们把白话文用说话的情形来念，人家听了如不知道是念白话文，一定以为你讲话太文太呆，和平常讲话不同，好像外国人讲话似的。”这表明，白话文并不能真正做到“言文合一”，要使言文分离得到“最后”的解决，“非用根据于语音的拼音文字不可”。[99]1934年，温锡田也提出：“拙笨的汉字压根儿就不能代表灵活的语言。所以用汉字写白话文的无论怎样求其白话，也摆脱不了汉字的桎梏。想要写真正的白话文，非得改良写白话文的工具，就是非得改用拼音字不可。”[100]他不但与庄泽宣思路相近，连句式和斩钉截铁的语气都如出一辙。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人发动的另一场语文运动是“大众语运动”，它的主要批判对象就是白话文。瞿秋白说，白话文运动不但没有完成文学革命，反而向文言文妥协，已沦落为一种“新文言”：由于“每一种文字的特点，都在于它的所谓‘形式部分’——虚字眼、字尾、字眼的构造等等”，而白话文“随便乱用不必要的文言的虚字眼——口头上说不出的许多字眼，有时候还有稀奇古怪的汉字的拼凑。这样，这种文字本身就剥夺了群众了解的可能”。[101]在另一处，他又指出，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实际上是一种“旧小说式的白话文”：“凡是比较复杂的议论、或者描写景致的地方，一定搀杂着文言，凡是用文言的成语可以减省篇幅的地方，也一定用文言的字眼和句法”，这都是采用汉字，不能记录“真正正确的口头上说话”的缘故。[102]

把白话文视为“新文言”并归结为汉字影响的结果，也为中国字拉丁化运动所共享。叶籁士说，“凡执笔写过方块字文章的人”都知道，“一定要把他的土话经过头脑的翻译，才能写成白话文（文言文更不必说）。企图用方块汉字来容纳方言土话，有如用筛汲水，永远是落空的！”[103]“翻译”说曾是白话文攻击文言文的一个重要论据，如今却被反施其身，而攻击者想要借此达到的目标都是进行“文学革命”。齐沧田也说：“要多用活的语言，这个口号在民初文学革命时已经高高地唱过了，可是仍然没有很大的成绩，缘故是文字没有澈（彻）底地改革过。”很多已不在嘴里使用的“死字”，出于“好看”的缘故，还在文章里使用；“若是拼音化了”，这些字“一定都给不客气地加以淘汰净尽”了，而只保留“活的耳朵里认为好听的语言”。这样自然“演成一种高度发展的文字，为人民手中有力的武器”。[104]

鲁迅是大众语运动和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而作为其反面教材的，就是白话文。他的基本逻辑是：白话文的失败，主要就是汉字拖累的结果；不仅如此，如果不废除汉字，它最终也将连累大众语的前途。他承认，用大众语写作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这困难的根，我以为就在汉字”：因为“大众语文的音数比文言和白话繁，如果还是用方块字来写，不但费脑力，也很费工夫，连纸墨都不经济”。[105]结论当然就是，只有采用拼音文字，才能写出来真正的“大众语”。“而且由只识大众语的人们写起创作来，才是中国文学的新生，才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因为他们是没有中一点什么《庄子》和《文选》之类的毒的。”[106]汉语拼音化、大众语文学、思想解放，成为一个连续的整体，而居于其核心的，就是文字改革。

然而，这思路又并非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的独家观点。1939年，有人提议发起组织“国语新字运动会”，不过他们所说的“新字”不是“拉丁化新文字”，却正是中国字拉丁化运动所要打倒的“国语罗马字”。这个“运动会”的目标之一是“发展真正的国语的文学”。提议提出，“文学的要素，除了内容技术以外”，也包括“语言文字的优美”。因此，“好的文学作品，人物的个性，常借语言来表示”。这是因为，“语言是活的，听其音就如见其人。若用汉字记录语言，因为汉字是表义的文章，宜于简洁，不能标音，写不出语言的曲折变化”。国语罗马字则“写的和说的完全一致”。故“真正的国语的文学，过去用汉字写的尚不多见”，采用国语罗马字，“就可以大大发展”。[107]

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诸子都不同程度地相信拼音化是汉字的发展方向，唯他们那时的主要精力还放在与文言文的斗争上，除了少数文章外，多数论述对汉语拼音化问题都是一带而过。前边已说过，胡适曾做过语文革新两步走的设想，而这主要还是出于学理的考量：“文言中单音太多”，必须先经过白话文这一步骤，大力发展复音语，才能为拼音化创造条件。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思想环境问题：其时，连推广白话文都还遇到不少阻力，更不要说废汉字了。20世纪20年代，随着白话文被社会普遍接受，新文化运动者很快就把汉语拼音化提上了议程——国语罗马字就是其结果。钱玄同说过，在其心中，这套方案乃是“tomorrow之中国文字”。[108]

赵元任在1923年的那篇文章中（参看第四章）提到的反对汉语拼音化的一个理由是：拼音字“不能写文话”。他说：“要是在七、八年前答这问题，就有一手打两仗的困难。因为拼音文字和语体文运动是互相依靠的。”意思是说，“如今”情况不同了，白话文已站稳脚跟，可以来讨论汉语拼音化的问题了。不过，他讨论汉语拼音化的必要性，还是先从白话文讲起：文言用字简练，传情达意却明明白白；白话则往往累赘不堪。此点每被“旧文学派指破”，“而新文学的代表常常因为胆小畏缩，只得含糊过去算它不要紧”。其实，此问题极为重要。可是它不是白话文自身造成的，实际只是“汉字不合语体文的症状”。汉语的同音字太多，不得不用几个字表达一个意思，写出来当然啰嗦。要补救它，绝不能复古，只有“进一层向完全拼音文字走，这才是语体文底罗辑地必要的结果”。[109]赵元任和胡适一样，认为白话文和汉语拼音化是语文革新的两个步骤，但和胡不同的是，他更明确地指出，汉字对白话文的发展造成了障碍。能够做如此坦率的评说，显然是因为，白话文已经成为文章“正统”，不再害怕对手的攻击了。

1946年，吕叔湘在一篇长文中宣布：“汉字的优点和文言分不开，语体文的长处也必须用拼音字才能充分发挥。汉字配文言，拼音字配语体，这是天造地设的形势。”[110]比起一般反对汉字的言论，这段话要“中立”很多，承认了汉字的“优点”。但这“优点”同时又只是“过去”的，对未来已不产生作用，故很有点“不打落水狗”的意味。吕叔湘的语气很轻松，表明他对汉语拼音化的胜利已充满信心。经过他这番组合，汉字和白话文已成为两条道上的车，和五四时期的论述相比，不能不说是一大变化。时代确实不同了。[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