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虽对白话文的前途怀有疑虑，但他和陈独秀、胡适、傅斯年等人的交锋，乃是同一阵营内部的激进与缓进之争。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站在维持或至少是同情文言文的立场上，对新文化运动的某些结论加以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白话文），导致胡适等人起而反驳。在他们的争论中，怎样评估汉语的发展水平，成为又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1919年，孙中山（1866—1925）在阐释其“行易知难”的思想时，罗列多方证据予以说明，其中在语言文字方面，专门举出废汉字论，作为主要批驳对象。孙中山承认，“中国文言殊非一致”，汉字仍是“古昔”之体，汉语却屡经迁变。但在他看来，这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汉字虽不变，“其使用之技术实日见精研”，汉语却只有“变迁”，而实“无进化”，乃世界语言中之“粗劣者”，以致“往往文字可达之意”，言语反“不得而传”。这是因为，“文字可传久远，故古人所作，模仿匪难；至于言语，非无杰出之士妙于修辞，而流风余韵无所寄托，随时代而俱湮，故学者无所继承”，自然无从长进。故中国“文字有进化而言语转见退步”。这和汉字的性质有关：“欧洲文字基于音韵，音韵即表言语；言语有变，文字即可随之。中华制字以象形、会意为主，所以言语虽殊而文字不能与之俱变”。但是，“此不过为言语之不进步，而中国人民非有所阙于文字。历代能文之士其所创作突过外人，则公论所归也。盖中国文字成为一种美术，能文者直美术专门名家，既有天才，复以其终身之精力赴之，其造诣自不易及”。据此，“中国文字决不当废”。[41]

孙中山此说显然不只针对汉字，实涉及白话文问题，故它一发表就招致胡适的责难。在胡适所藏书信集中，有一封1919年7月19日廖仲恺（1877—1925）的来函：“尊函得读，即以呈之孙先生。所论中国‘文字有进化，而语言转见退化’，孙先生谓此层不过随便拾来作衬，非潜深研究之结果，且于文学之途本未考求，拟请先生将关于此层意见详细开示。”显然，胡适曾写信给廖，表达对孙说的不满。至于廖仲恺自己则认为，中国“文字有进化”一语“自非实在”，但“语言退化却系事实”。他问胡：“即以白话文论，近时之白话小说、白话文字，较之前代之小说、语录，已大不如。以此为退化之征，未悉有当否？外此未审有语言不退化之征象否？”廖氏强调，说这些不是要反对白话文，相反，“惟其如此，所以我辈对于先生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惟其如此，而后语言有进化而无退化”。[42]

最后一句是何意思？原文语意不详，据上下文推断，廖仲恺的大意当是，口语入文，必经推敲锤炼，而书面语言又可反过来推动口语的进步，其思路实和孙中山的“文字进化”论同条共贯。显然，对廖氏而言，白话文的意义实际更多落在“文字”，而非胡适宣称的“语言”上。这又绝非廖氏一人之见，吕芳上注意到，其时国民党人中的胡汉民（1879—1936）、朱执信（1885—1920）等也都同意“国人善文而拙于用语”的论断。[43]如果由钱玄同做裁判，他显然会反对前半句（“国人善文”），而赞同后半句（“拙于用语”）；胡适则在这两方面皆与孙、廖等人不同。

虽然廖仲恺声明，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白话文，反而正是他们支持白话文运动的理由，但此评价在逻辑上确会导向反对白话文的结论。梅光迪（1890—1945）就在给胡适的信中说，白话“多出于市井伧父之口，不合文字学之根源与法律”，语意“含糊、无精微之区辨”，岂可用于文章？故提倡白话，实是欲“以缩小吾国文章之Vocabulary”。[44]胡先骕（1898—1968）也说，“口语所用之字句，多写实；文学所用之字句，多抽象”。故“用白话以叙说高深之理想，最难剀切简明。今试用白话以译Bergson之‘创制天演论’，必致不能达意而后已”。如此，“何必不用简易之文言，而必以驳杂不纯口语代之乎？”[45]直到20世纪30年代，类似的评论依然不绝：“就句法言之，中国人的口语实嫌呆笨，不及文言变化之多。无论写何种书籍，欲不用文言文句法之结构，殆为不可能。”[46]

然而，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的重点是使“文字”向“语言”看齐，而不是要用“文字”去提升“语言”，则在逻辑上讲，汉语必须比汉字进步，否则其结论必将全盘落空。因此，孙、廖、梅、胡的主张是他根本无法接受的。早在1916年7月，他就已提出：“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47]对于梅光迪的批评，他也强调，提倡白话，正是要“扩充”汉语的词汇，而不是要“缩小”之。[48]在1921年年底发表的《国语文法概论》中，他质问孙中山：“可曾研究言语的‘变迁’是朝什么方向变的？这种‘变迁’何以不能说是‘进化’？试问我们该用什么标准来定那一种‘变迁’为‘进化的’，那一种‘变迁’为‘无进化的’？”就语言文字的作用看，写在纸面上的文言无不退化，用在口头的语言无不进化。这进化具体表现为两个相反趋势：一是“该变繁的都变繁了”（“单音字变为复音字”，字数上的增加等），二是“该变简的都变简了”（废除了“文言里一切无用的区别”，简化了“繁杂不整齐的文法变化”，“许多不必有的句法变格，都变成容易的正格了”等）。[49]

不过，直到此时，胡适都还只说汉语是“进化”的；而在大约同一时期发表的《国语文学史》中，汉语文法已一跃成为“全世界最简单最有理的文法”[50]。此后，他不断在各种场合重复这一观点：“我们的语言，照今日的文法理论上讲起来，最简单最精明，无一点不合文法，无一处不合论理”，在“今日之世界上，为进化之最高者”（1925年）；“中国方块字写起来虽然困难，但是文法的简单可称为世界第一”（1947年）；“我们讲的话是世界上最简单、最规则、最容易学的一种语言”（1954年）。[51]这都是从语法方面说的。1960年他又从发音方面立论：汉语是全世界“最好说的”语言，“因为没有m、n的声音”。[52]胡适对汉语评价如此之高，且长期一贯，虽不能说是在孙中山、廖仲恺及钱玄同等人的刺激之下“逼上梁山”的结果，但与他们的争论无疑强化了这一观念。

孙、廖等人使用的“文字”一词是广义的，主要集中在文字的使用技术也就是文体层面，故胡适的回应也集中于此，双方实际并未围绕（狭义的）汉字是否当废的问题展开交锋。但他们在争论中，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语言和文字问题。孙中山明言不赞同废汉字，又把汉语退化和汉字的表意性质联系起来，认为其间存在因果关系。胡适则强调，“单音字变成复音字”是中国语言的“一大进化”：“现在的白话所以能应付我们会话讲演的需要，所以能做共同生活的媒介物，全靠单音字减少，复音字加多。……将来中国语言所以能有采用字母的希望，也只是因为这个缘故。”[53]前边讲过，钱玄同、吴稚晖反对汉语拼音化的一个理由就是汉语同音字太多；胡适此论显然是对此而发。据此，汉语的进化不仅为白话文提供了动力，也使得拼音化成为可能，这两大运动的同盟关系进一步被强化了。

另外，胡适和孙中山都强调汉字和汉语发展的不同步性，这样，就把二者区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认知范畴，而这也是新文化运动者的一个共识。1922年，黎锦熙指出，西洋语言学家一般认为汉语是单音语，“一字一音、一音一义”，在人类语言中最原始，实是误解：“我国的字是单音的，但与语言无关。”而汉语，则“实在乃双音语，以双音节表一意义”，构成一个完整的词，不能拆分。至于那些“纯单音的字，多数只可算是syllable”。简言之，就语法上看，汉字和汉语是性质不同的两样东西，前者是“单音的”，后者是“集合的”。如果“单音”就代表落后的话，那么，真正落后的乃是汉字，而非汉语。[54]

语言和文字打作两橛，部分挽救了汉语的声誉，也给黎锦熙带来了反驳西洋语言学家的信心（参看第六章）。不过，在黎看来，汉语虽脱离了最低一级台阶，却还远未达到“音节有屈折”“语尾有变化”的“屈折语”这一最高阶段。也就是说，黎氏对汉语的估计远没有胡适那么乐观。不过，由于和汉字划清了界限，汉语的未来仍是光明的：“我国言语由单音语向关节语进步，已有三千年了，只是被汉字所拘束，不易看出这个趋势来。”因此，“我们现在想创建一种美的国语”，那就“必须打破不进步的字，专来讲天天进步的语言”；要脱离文字限制，以语言为本位，“从语言来研究语言，从国语来学国语”。很明显，他这里所说的“打破不进步的字”，既包括了白话文运动，也包括了汉语拼音化运动。

把汉语和汉字放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模式下处理，也是傅斯年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反复使用的办法。1928年，他在中山大学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一则曰：“把语言和文字混做一件事，在近代欧洲是不会有的，而在中国则历来混得很利害。”二则曰：汉字汉语看起来虽“是‘一对一’的关系”，实际却“并没有什么生理上的关系，我们固然可以汉字写英语，也可以腊丁乃至俄罗斯字母写汉语。这里只有一个方便不方便的较量，没有不可能性”。三则曰：“把文字语言混为一谈，实在是一个大谬误。”这不但阻碍了语言学的进步，也“很足以阻止纯语的文学之发展”。从历史发展看，“中国古人尚知文、语两件事的区别”，唯自两汉以后“古文”盛行，语言和文字的分别才“渐渐模糊”，以至于“文即是言，言即是文了”。

同时，傅斯年也高度肯定了汉语的进步。他根据比较言语学知识提出，从印度语族的整体特点看，“汉语是在这一族中进步最剧烈的，固有的若干文法质素现在尚可在西藏等语中找到者，在汉语中均早消灭了痕迹，现在的汉语几乎全以虚字及‘语序’为文法作用，恰若近代英语在印欧语中一样，改变得几不是印欧语旧面目了”。[55]在同期的另一篇文章里，他更是认为：“汉语在逻辑的意义上，是世界上最进化的语言。”[56]汉字却“完全另是一回事”，它“本有进步成一种字母之可能”，然而，“或者当时没有这层需要，又因这个非字母的文字发达到甚完备的地步，且适宜于笼罩各方的读音”，故始终未曾“进步”。[57]

应注意的是，与五四时期相比，傅斯年对汉语的评估已有了不小的改变。在《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中，他虽然反对废汉语，但也提出，由于“既没有国语的文学”使语言“齐一”，“又不曾在上等人嘴里造好标准”，现行的汉语不免“杂乱”。要制作汉语拼音文字，就必须从中寻出条理。[58]在那时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他也提出，汉语“实在有点不长进：有的事物没有名字，有的意思说不出来，太简单，太质直，曲折少，层次少”。写得极好的西文，一旦译成中文，立刻“层次减了，曲折少了，变化去了——总而言之，词不达意”。而这又是言文分离导致的：“白话愈变愈坏，到了现在，真成了退化的语言。”[59]这和孙中山、廖仲恺的见解其实是非常接近的。

从“退化的语言”到“世界上最进化的语言”，不到十年，傅斯年对汉语的认知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他对汉字的看法虽然也略有改变，却基本一以贯之。此后他并未再公开倡导汉语拼音化。但是，他说汉字没有“进步成一种字母”，价值取向是很鲜明的。他坚持把汉字和汉语二分，至少在理论上保留了汉语拼音化的可能。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他还坚持说，文字只是语言的符号，“与其所代表之实体无关”。汉语采用汉字的形体，不过是“一事之偶然”而成为“数千年之习惯”罢了。“故今日可以罗马字母写汉语，亦可以汉字记英语”，并无差别。[60]其口吻平和了许多，甚至允许了“以汉字记英语”的可能，但真正落脚处恐怕还是“以罗马字母写汉语”。

这样，在胡适、黎锦熙、傅斯年等人的论述中，汉语和汉字的发展形成了鲜明对照：前者“天天进步”，甚至已是天下第一；后者则几乎停步不前。因此，废汉语已经不是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而是在价值上该不该的问题了。

当然，并非所有的白话文支持者都赞成胡适对汉语的高度评估。1921年，周作人就调侃道：“今日阅《教育杂志》的国语号，看到几件妙的事情。一位讲言语学的，以为‘分析语似乎是最文明的民族才能发生’。分析语的中国当然是天下最文明的民族，但是同语族的西藏、安南、缅甸又怎样呢？……就实际上说，这缺少前置词（除了自于两三个字）的中国语，即使最文明，也未免太简单了一点罢。”[61]他反对的主要是“中国是天下最文明的民族”这一推论，而非汉语本身，但他对汉语是最进步的语言一说显然不甚欣赏（参看第六章）。

反过来，周作人认为当时通行的白话其实还有很多问题：“简单的国语”不足以“表现复杂微密的思想之需要”，民间语言也是“言词贫弱，组织单纯，不能叙复杂的事实，抒微妙的情思”。[62]1935年在日本访问时，他还在批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用语猥杂生硬，缺乏洗炼，所以像诗与戏剧等需要精妙语言的文学，目下佳作甚少，发展的只有小说罢了”[63]。持此看法的当然不止他一个，前边引用的钱玄同及1919年的傅斯年，感受也都差不多。

然而这也未必就和胡适的判断截然对立。胡适表扬汉语最进步，主要从语法角度立论，周作人等则多着眼于词汇和表述方式。而在这些方面，胡适同样认为汉语有改进的必要。朱自清（1898—1948）就注意到，胡适之所以提出“文学的国语”的口号，是因为他“觉得我们的国语太贫弱了”。[64]也就是说，胡适和周作人的分歧仅在于观察视角的差异。这两种意见都有其支持者，而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保存的一份未署名的文稿，更把这两个观点综合到了一起：中国语具有“优越的音韵体系和优越的文法体系”，颇合“言语经济原理”；其“唯一缺点”是“词汇贫乏”，而这乃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结果，社会经济上去了，缺点自然会改进。[65]

另外，大力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化运动者中也有根据汉语语法最进步这一论点，而对废除汉字的言论表示怀疑的。刘大白（1880—1932）1929年出版的《白屋文话》，就是专门批判文言文（刘氏称之为“鬼话文”）、宣传白话文（刘氏称之为“人话文”）的专书，但在其自序中，他也有条件地肯定了“衍形文字”和“标准统一的鬼话的文腔”对促进中国文化统一的贡献。然而，这两样东西在刘大白那里的待遇却完全不平等：

咱们所用的衍形文字，因为咱们所用的语言是孤立语，而孤立语在现在语言学者估定的价值上，又被称为比较进步的；所以能不能改用拼音文字和要不要改为拼音文字，都是一个问题，而且这是另一个问题。至于现在用标准统一的人话的文腔，来做统一文化和同化异族的工具，一定合用，而且比标准统一的鬼话的文腔更合用，是可以断言的。[66]

刘大白所说的“孤立语”，其实应叫作“分析语”，由此可知其对语言学者的“估定”实际不甚了了。他既推崇白话文，又肯定汉语的进步，对于汉语拼音化虽然没有表示明确的反对意见，但显然并不以为然。看起来，即使在白话文的支持者中，对于汉语的评估和是否要废汉字的问题，也都存在非常不同的观点。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刘大白此说在新文化运动者中并不占上风。

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左翼文化人旧话重提，再次对汉语的发展程度提出质疑。瞿秋白断言，汉语仍是“比较落后的言语”[67]。40年代后期，一位福建的语文工作者施翊之说：“汉语的落后性我们是无法否认的。”[68]但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思想环境已和钱玄同提出废汉文的时代完全不同，故看起来相似的论断，其实际意义也大不相同。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也同时肯定汉语已出现了发展迹象。瞿秋白强调，中国传统语言是单音节的，但“现代普通话已经是有字尾字头的言语，字尾字头的变化恰好是又简单又合理的”，同时也“已经是多音节的言语”。和胡适一样，瞿秋白也在这里看到了汉语拼音化的可能性：“他本身已经是可以用拼音方法写的言语。”[69]这样，他们并不需要走到废汉语的地步，只要极力推动汉语已经呈现出来的发展态势即可。（关于瞿秋白理论的进一步论述，参看第六章。）

另外，瞿秋白等人强调汉语落后，也和孙中山、廖仲恺的立场不同，因为这个论断不是要肯定汉字的“进化”，相反，对于他们来说，汉语再“落后”，也要比汉字来得高明。因此，黎锦熙笔下那“不进步”的汉字和“天天进步”的汉语的对比，依然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然而，这个思路在把汉语从濒危边缘挽救回来的同时，也给了汉字致命一击：“不进步”的文字要想追上“天天进步”的语言，就必须改为拼音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