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8月，《新青年》发表了朱经农（1887—1951）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信中把当时国内各种“文字革命”（即本书所谓“语文革新运动”）的主张归纳为四种：第一，“‘改良文言’，并不‘废止文言’”；第二，“‘废止文言’，而‘改良白话’”；第三，“‘保存白话’，而以罗马文拼音代汉字”；第四，“把‘文言’、‘白话’一概废了，采用罗马文字作为国语”。[4]朱氏所用“文字”一词是广义的，涉及文体、狭义的文字和书面语言等不同层次。这四种主张均与白话文运动有关，但一种比一种激进：前两种都还集中在文体层面，第三种已涉及汉字存废，第四种所谓“采用罗马文字作为国语”者，实际是采用西方“语言”（包括世界语）作为“国语”的意思，则更是把汉语、汉字、汉文一网打尽，全部推翻。
在这四种主张中，《新青年》同人最热心的主要是第二种和第三种，但也有人支持第四种，其中最积极、影响最大的是钱玄同。[5]1918年4月，他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明确表示反对“改汉字为拼音”。钱玄同认为，中国不但言文不一，而且方言纷歧，要靠几个人的力量“在十年八年之内”完成统一语言的事业是不可能的。然而语言不一，“即断难改用拼音”，何况汉文乃“单音文字，同音者极多，改用拼音，如何分别？”更重要的是，汉文本来就缺乏“新理、新事、新物”，如用汉字造新词，“既改拼音，则字中不复含有古义，新名词如何造法？难道竟译Republic为Kung-huo，译Ethics为Lun-li-hsuh吗？”盖译义容易造成对原文的曲解，不利于新思想的传播；若在文中直接夹杂西字，“则一文之中，用西字者必居十之七八，而‘拼音之汉字’，不过几个介、连、助、叹之词，及极普通之名、代、动、静、状之词而已”，又有何必要？[6]
但钱玄同这样说绝不是要拥护朱经农所讲的前两种主张，相反，他实以为汉字已无可救药，必须废除，代以“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今通译‘世界语’——笔者注）”。用Esperanto写作，意味着汉语至少已不能作为书面语使用；而钱氏是要求言文合一的，则口头语也势必行用Esperanto方可。显然，他的“废汉文”实已不止废汉字，且是要废汉语了。如果放在朱经农划分的四种主张里看，他不但选择了最激进的那种，还选择了其中最激进的方案（用世界语而不是某一种西方语言）。自然，他也知道这很难一下办到，故建议“在过渡之短时期中”，采用“某一外国文字”如英文或法文“为国文之补助”，同时限制汉文字数，以“减杀”旧文字的“势力”；对于输入新学问，则应“直用西文原书”。
钱玄同的这些观念是有所本的。他在信中专门抄录了吴稚晖的一段话，以为张目：“中国文字，迟早必废。”为“暂时改良”计，可“限制字数：凡较僻之字，皆弃而不用”。这样，“凡中国极野蛮时代之名物，及不适当之动作词等”，就都可以“屏诸古物陈列院”了。若“发挥较深之学理，及繁赜之事物，本为近世界之新学理新事物”，而汉字又难以表达的，“即可搀入万国新语（即Esperanto）；以便渐搀渐多，将汉文渐废，即为异日经用万国新语之张本”。[7]这段话出自吴稚晖190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不过，吴文发表时，钱玄同还是一个虔诚的国粹主义者，追随章太炎研习国学，对吴说极是反感，曾在日记中痛骂之。[8]然而，十年之后，随着他自己观点的改变，吴文也就从批判对象变成了思想资源，甚至是称引的权威。
不久，钱玄同再次强调，中国人要“生存于二十世纪”，必须全盘西化，“凡道理、智识、文学，样样都该学外国人”。这其中当然就包括“学外国文，读外国书。那固有的汉语，因事实上不能立刻消灭，只好暂时留住一部分勉强可用的”。可是只能将之用于日常交流，不能用于“学术”。“至于汉字之代兴物，我以为与其制造罗马字母的新汉字，远不若采用将来人类公用的Esperanto。即退一步说，亦可采用一种外国语来代汉文汉语。”这要“比制造什么罗马字母的新汉字，上算得多，有用得多”。[9]据他的估计，中国全面改用世界语，只要“十年廿年”即可。[10]这样，和统一汉语各方言所用的时间差不多，却毕文字、语言、文体三个方面的改革于一役，岂不美哉！
钱文发表后，一位读者立刻致函《新青年》，加以响应。他的理由也和钱玄同差不多：按照进化的公例，“世界合一”之势“终无可逃”，届时各国语言均将废弃；汉字是“单音单义的文字”，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极为“拙劣”，与其费力改革，不如“将改革的时间精力移到Esperanto上去”，其效或可更速。[11]另一位读者则提出，用一门外语作为“第二国语”，可能会“先入为主，阻碍世界语之进行”；建议“一方面鼓吹废弃汉文，一方面则提倡采用世界语，彼此乘除”，不须“第三者之侵入”。这却是连钱玄同也觉得做不到的。[12]
应钱玄同之约，吴稚晖也写了文章参与讨论。他提出，制造汉语拼音文字不出两种心态：一来，既是“向汉人改革”，用汉语自然比较“便当”；二来，“汉语用什么替代”，难以悬断，故唯有仍以汉语“承乏”。但这只是“应急”，未考虑长远需要。即使费心费力，制造成功，也将得不偿失：新理新事多由西方引入，未来汉语的大部分词汇势必采用外来语，只余下少数不重要的词汇与人“立异”，不过是“叫世界上添了一种七分相像、三分不像的‘拼音文字’”而已，何以主动“加进大同的计划”？至于“现在只好用汉语的时候，莫妙于把汉文留着，将一种‘拼音’帮他的忙”。但他特别声明，这里说的仅是粗糙的“拼音”，仅为“辅助文字”之用，绝不是精密的“拼音文字”（参看第二章）。[13]
吴稚晖的看法与钱玄同大致相同，也以为改革汉字只是应急，凑合一下即可，不应投入太多精力。不过，在是否可用世界语直接替代汉语的问题上，二人就有了不同意见。吴稚晖说，这“倘使做得到，真是一种可以要得的东西”，但这“是不大容易做得到的”。故不如采用“和平”方式推行之，且应把这和“代替汉语”视为“两个问题”，较为“妥当”。在这方面，吴的态度要相对稳健，不过二人的终极目标仍是一致的。对于“采用一种欧洲文字作为第二国文”的主张，吴稚晖则一口赞成，并力推法语担当此任。
后来给人留下“保守”印象的李思纯（1893—1960），那时却很支持吴稚晖。1920年，他在巴黎写了一篇文章说，汉字有功又有过，“功罪相当”；但人类将来总归大同，故“世界用共同语言文字，至多不过数世纪后，便要实现”，而这种共通文字，“必以衍音文字为粉地”，汉字“必不能与世界公共文字相衔接”。因此，“费大力”制造中国拼音文字，只为“过渡”之用，实无必要；不如一边“保存汉字，救以注音”，一边“竭力推行各种的外国语”——英语、德语、法语乃至Esperanto均可，以“使中国人的脑筋，渐渐的与拼音文字接近，造成了普遍化，自有一种彻底的解决在后”。[14]
其时，世界语在中国的新派人士中甚为风行，新文化运动诸子多少都受其影响。他们大多认可，在“大同”时代，会有一门世界通行的语言，很可能就是Esperanto；但是，一二十年内就用世界语替代汉语，即使在激进的《新青年》同人中，也难以找到知音。
陈独秀在给钱玄同的回信中，表示完全支持废汉字，因汉字“既难传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但他也提醒说，这首先得搞清楚，“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这是两个“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的问题，必须分开来讲。废汉字只是换一种书写形式，其语言基础还是汉语；如果连汉语也要废掉，就是根本的颠覆，“戛戛乎其难哉”。陈独秀指出，“国家”“民族”“家族”“婚姻”这些词汇，虽“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然“根底甚深，即先生与仆亦未必能免俗，此国语之所以不易废也。倘是等观念，悉数捐除，国且无之，何有于国语？”故“当此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新名悉用原语，无取义译；静、状、介、连、助、叹及普通名、代诸词，限以今语”。这样做“虽稍费气力”，已较汉字“便于进化”多多。[15]显然，陈氏所谓“废汉文”，仅只是废汉字，而不包括废汉语，与钱玄同所云不同。
然而，陈独秀的话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汉字是“腐毒思想之巢窟”，所以当“废”；汉语更有许多“野蛮时代”的遗存物，何以就当“存”（即使是暂时的）？任鸿隽（1886—1961）就表示，废汉语和废汉字乃是一丘之貉，本无差别：“我想钱先生要废汉文的意思，不是仅为汉文不好，是因汉文所载的东西不好，所以要把他拉杂摧烧了，廓而清之。”任氏讥讽道：
这却不是根本的办法。吾国的历史、文字、思想，无论如何昏乱，总是这一种不长进的民族造成功了留下来的。此种昏乱种子，不但存在文字历史上，且存在现在及将来子孙的心脑中。所以我敢大胆宣言，若要中国好，除非中国人种先行灭绝！可惜主张废汉文汉语的，虽然走于极端，尚是未达一间呢！[16]
胡适则说：“独秀先生所问‘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实是根本的问题。”对于“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的办法，他“极赞成”。他也认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唯“凡事有个进行次序”，不能操之过急：“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17]这段话提出的语文革新的两步走方案，代表了《新青年》同人中大多数人的共识。至于制造汉语拼音文字以后，是否还要废汉语，胡适未提。大约在他看来，这是一个过于遥远而不切实际的问题吧。
另外，胡适本来也认为学习外国语和世界语并不容易。朱经农说：“罗马文字并不比汉文简易，并不比汉文好。”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加以证明：“就是英文，我也算读了几年，动起笔来仍是不大自然。”问题是：“并不是我一人如此。虽说各人天分有高低，恐怕真正写得好的也不甚多。试问今日如果把汉文废了，要通国的人民都把娘肚子里带来的声调腔口全然抛却，去学那ABCD，可以做得到吗？”况且，欧洲诸国也各有方言与文字，“彼此不能强同，至今无法统一。……何以中国人却要废了汉文，去学罗马文字呢？”胡适马上肯定：此言“极有道理”。[18]
陈独秀和胡适都从办到办不到的角度考虑问题，傅斯年则想到，假如废汉语的主张真正实施，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他在1919年发表《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激烈表示：“中国可以不要，中国的语言不可不存。”这是因为，“外国语是极难学的，更不是中国人都能学得的，万一改用外国语当做国语，大多数的中国人登时变成哑子，意见不能发泄，岂不要闷死人呢？”[19]语文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普及教育，打破上流人士和“引车卖浆者流”间的社会隔阂；废汉语却势必导致少数会说外语的上层人士和只会讲汉语的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大，这是傅斯年完全无法接受的。
实际上，钱文发表后不久，一位叫张月镰的读者就表示：Esperanto固然可能是“最善文字”，却是“理想中之大同世界”用的，“非二十世纪东方人之责任；而且万万非我辈之责任”。中国的文字改革，“并非完全抱大同观念，不过为产于亚东大陆之四五亿同胞争存保种起见”。他提出，中国缺的不是学者，而是“技术家”。要迅速造就“多数之技术家”，应多多灌输科学知识，并不需掌握高深学理，故并无人人研习外语之必要。因此，对白话文，他坚决拥护；对制造汉语拼音文字，便“未能十分赞同”；至于废汉文，更是“绝对的反对”。[20]张氏自称是工科学生，关心实业的发展，和傅斯年立意不同，但注意到废汉语会给大多数普通民众造成严重困难，不利于普及教育，则和傅斯年是一样的。
张月镰对汉语拼音文字也不大赞同（虽亦不全部反对），傅斯年则因“一边觉得汉文用起来不方便，一边又觉得外国语用起来不方便”，故把“全力”都用在了“替汉语造一个拼音文字”上。不过，废汉语的议论对他刺激不小，因此，隔了几页，他又一次回到这个主题：“制造拼音文字只是制造拼音文字，并不是改造汉语。我们主张汉语改用拼音文字，不过把这四四方方的单音字去了，换上以字母集合、横行的拼音文字，丝毫不碍汉语相干。”[21]
其实，钱玄同在1918年8月就承认：“文字易废，语言不易废。”故他建议一方面采用外语作为“第二国语”，“以求学问”；另一方面采用汉语拼音文字，“以适于普通说话，粗浅记载之用”。[22]不久，他又发现，汉字也“一时不能废去”，故不妨用注音字母“补偏救弊”。[23]但废汉语的念头一直盘踞在他心中。1919年10月，他说，虽然“明明知道”废汉文“不是旦暮间就做得到的事，但我总觉得‘人定可以胜天’”；故废汉文能否做到，“全在人为”。[24]四年之后，他又对周作人表示：“我近来废汉文汉语的心又起了，明知废汉文容或有希望，而废汉语则不可能的。但我总想去做。”唯此时他已不再反对制造汉语拼音文字，只是希望以此为过渡，达到“全用外国语”的地步。[25]
钱玄同为何明知废汉语不可能而欲为之？这当然是因为他那时是主张激烈西化的。具体来说，则有如下几个原因。首先，正如任鸿隽所观察到的，他因不满汉字汉语所表达的思想而迁怒于汉语文本身。其次，他相信世界大同很快就能实现，届时汉字汉语必将消失。最后，他也认为汉语本身就存在很大缺陷：一方面，汉语是“单音”，其“代名词、前置词之不完备，动词、形容词之无语尾变化”，使其“意义极为含糊”；另一方面，“各省土语不同，互相非笑，绝不肯彼此都牺牲一点，使他慢慢接近，因之全国不同的语言，少说些，也必有一千种左右”——这都使它无法“适用”于现代生活。[26]
不过，从整体上看，废汉语论只是昙花一现，并未引起大规模响应。事实上，就在钱氏宣布“又起了”废汉语之心的同时，他和黎锦熙共同主持的《国语月刊》推出了一期“汉字改革号”，乃是“汉字革命”史上最有名的文献之一。在这上面，黎锦熙就公开声明：“汉字革命，为的是要使汉语脱离汉字，得到一个‘真切的表现’。质言之，是改革本国的文字，不是废除本国的语言；并且是用改革文字的手段来保存语言，整饬语言，提高语言，修饰润色语言。”[27]这和傅斯年是一致的，都是要在汉语拼音化和废汉语之间划清界限；而比傅斯年更进一步的是，黎锦熙还指出这二者之间存在更为积极的关联，特别提出了“保存语言”四字，以消除读者有可能的反感。这意味着，废汉语的激进提法，已经对拼音化这样稍显“温和”的提议，在社会心理上造成了障碍。要推动汉语拼音化，必须与之撇清关系。
事实上，在那之后，钱玄同也很少再在公开场合宣扬废汉语了。他甚至撤回了以某一外语作为“第二国语”的主张。1928年年底，他曾与黎锦熙联合署名，致函时任教育部部长的蒋梦麟，在函中指责“中国无论公私各机关，都喜欢于中文名称之外，另译一英文名称”的现象，以为“是一件很奇怪、很不合理的事”：“咱们中国自己的机关，为什么要加上外国文字？若说为便利外国人起见，那么何以他们外国的机关，不加上中国文字？”在他看来，“这种到处写英文的恶习，乃是从南京条约以来，屈伏于大英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所造成的，实在是中国民族的大耻辱！”[28]在几年之后的一篇文章中，他更是激烈评论道：中国人沿用洋人对中国地名的拼法，如把“广东”写作Canton、“辽宁”写作Mukden、“北平”写作Peking之类，“或是读音不准，或是地名弄错，或是沿用旧名，因为洋大人这样写的，便也‘钦此钦遵’的照写，这是何等可耻的办法！……呜呼！奴性！”[29]
地名采用英文的拼法尚不可，更何况用外语作国语！显然，此刻钱玄同的民族主义情绪又有反弹，不过这次并没有回到清末的“国粹主义”时代。他的这种信心，也部分地建立在汉字改革的成绩上，那就是国语罗马字的制定和公布：“汉字有一个大缺点，就是有形无声”，而国语罗马字采用了“世界公用的罗马字母”，弥补了这一缺陷，用它来“把本国的名称写成拼音字的形式”，便利国民识字，虽然看起来很像是英文，实际却“与另译英文名称，用意全然相反”，而这就在语言文字上维护了“中国之自由平等”。[30]
因此，要理解钱玄同思想转换的脉络，就必须高度重视国语罗马字的颁制在他脑海中的重要性。制造国语罗马字的设想，是1923年由钱玄同、黎锦熙、黎锦晖（1891—1967）、汪怡等人提出来的，意在采用罗马字母拼读汉语，暂时以注音字母作为国音统一和教育普及的主要工具，而以国语罗马字作为“国音字母”的别体。[31]但钱玄同早就做过明确交代：“我们研究国语罗马字的终极的目的，便是要废除汉字，将国语文字改用罗马字母拼写；但‘兹事体大’，自然不是旦暮之间便能干得成的，现在第一步便是用罗马字母来做注音字母的别体。”至于其长远意图，则是将注音字母和汉字一起“送终”。[32]因此可以说，钱玄同回到了废汉字而存汉语的立场上，而国语罗马字就是这个转换中的一个踏板。这使他可以理直气壮地主张，尽管采用罗马字母的形式，但所拼写的仍是中文：“罗马字母现在成了世界的拼音字母，所以用罗马字母写中国的词类，和用汉字或注音符号写中国的词类一样，是中国字并不是外国字。”只要拼写的是中国的词类，那便是中文：“‘I、You、one、two’这是英文，难道‘Woo、nii、i、ell’也可以说是英文吗！”[33]
显然，这背后的一个根本认知是：语言是文字的本源，文字不过是语言的符号。因此，只要保证了汉语的存在，汉字改革的损失不过只是一个形式性的变化而已，得到的则是语言整体的解放。实际上，当初黎锦熙等提出制造国语罗马字时，一个考虑就是，这样便于“输入许多欧美通用的新旧语词”。为此，他们还特别加了一个小注：“注意——欧美的语词，用汉字去翻译，无论译音译意，都是绝对的瞎闹，倒把我们的意识界弄得稀糟；应该直用原文混合于直表汉语的拼音文字中。”这样一来，“粗疏鄙陋的国语”，便可得到“改善”。[34]这种做法部分解决了曾经困扰钱玄同一时的汉语素质问题（详见下文）。
不过，废汉语论虽未被接受，却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对现代生活来说，汉语是不是“适用”的？新文化运动诸子极力推动的白话文以及他们视为理想目标的汉语拼音化，都建立在对汉语的地位加以认可的前提之下；若钱玄同所言正确，汉语本身就存在重大缺陷的话，白话文和汉语拼音化岂不是也要随之垮台？反过来，如果白话文可以成功，就证明汉语完全可以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即使存在一些缺陷，也可以改造弥补，废汉语自然就是不必要的。[35]任鸿隽就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讽刺“《新青年》一面讲改良文学，一面讲废灭汉文”，乃是“自相矛盾”：“既要废灭不用，又用力去改良不用的物件。我们四川有句俗话说，‘你要没有事做，不如洗煤炭去罢。’”[36]换言之，废汉语和白话文、汉语拼音化的主张，在逻辑上是不能兼容的。
在这场讨论中，以废汉语为一方，白话文和拼音化为另一方，也确实存在一条分界线。钱玄同之所以思及废汉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白话文缺乏信心：“白话用字过少，文法亦极不完备；欲兼采言文，造就一种国文，亦大非易事。”[37]同样，他和吴稚晖又都反对制造汉语拼音文字，以为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添乱。这都源于他们对汉语适应现代社会能力的怀疑。[38]而那些既反对废汉语又力主语文革新的人，则都把白话文视为一条出路。胡适与陈独秀不用说了，前边引用的傅斯年那句“中国语言不能不存”之前，就还有一句话：“老实说罢，我近来对于白话文学主义竟是信得狠坚。”[39]这两句话显然存在一种因果关联：正是因为相信白话文足以担当开启民智的使命，傅斯年才会满怀信心地捍卫汉语的生存。张月镰一边坚决反对废汉语，一边明确赞同白话文，也可以从同一思路理解。虽然他们对汉语拼音化的意见不同，但这只是源于对汉字认知的差异，并不妨碍他们在废汉语这一点上站在一条线上。
当然，这条分界线并不总是清晰而稳定的。在具体的个人那里，它更时时处在变动中。钱玄同就是最好的例证：废汉语的主张受挫后，他转而支持汉语拼音化；再之后，他更把主要精力都投入推行注音字母（相当于吴稚晖所谓“拼音”）和编制简化字方案中，实际又后退了半步。当然，从终极的意义上讲，钱玄同似乎并没有完全放弃废弃汉语的理想，这些退让都可以看成是权宜性、临时性的。但这里也有一个由“量变”引起的“质变”：废汉语的前提是大同世界的到来，而后者遥遥无期，这临时之计也就成为“永久”之务了。
简单地说，钱玄同的徘徊往复，一部分源自他自己在不同时期的心态与观念上的变化，另一部分恐怕也和这一时期的舆论形势分不开：立废汉语这种极端主张，即使是新文化运动诸子也难以接受；汉语拼音化在新文化运动领袖群体里的知音倒不少，但社会上的反对声音也很大；至于白话文，虽也遇到不少阻力，然较之其他主张，同情者毕竟要多得多，更为切实稳健，可行性更高。实际上，在钱玄同的废汉文论发表后，他的朋友郭惜龄就劝他，此论既遭人“非议”，也难以一下实行，空说无益；还不如集中精力于“言文合一”，待到民智已开，“那就一切改革的事都容易下手了”。[40]郭并没有表示反对废汉文，他的考虑完全从对舆论环境的估量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