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语文革新运动由若干个相对独立而又彼此相关的子运动构成。其中，白话文运动和汉语拼音化运动都把“言文一致”当作鹄的。它们的学理基础和思考逻辑不无相近，参与人员方面亦颇有重合，可以视作一对“孪生”运动（参看第一章）。[1]但二者的差异也很明显：汉语拼音化运动的目标显然要比白话文运动来得激烈。这当然也影响了它们的结果：白话文很快就被接受，登堂入室，成为“正统”；汉语拼音化运动虽也颇觉热闹，遭遇的社会阻力却要大得多。事实上，即使那些鼓吹汉语拼音化的人士，许多也只把它看作一个努力的方向；不像白话文那样，可以立即执行。

1911年，一位署名“博山”的作者提出，汉字确实不利于教育普及，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该被废除。事实上，只要多作“通俗文”，就能弥补其间的损失。[2]显然，在这个计划中，白话文是作为汉语拼音化的代偿品出现的。与之形成映照的是1927年鲁迅的一次演讲：“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因此，要想实现“平和的改革”，就得宣传一种“更激烈的主张”。比如，新文化运动时期，钱玄同提出了激进的废汉字论，就使得白话文乘机“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通行了”。[3]把这两段话放在一处，博山所言仿佛是要为鲁迅提供一个例证一般，颇为有趣。

而这两个例子也提示我们思考：除了平行和交集之外，白话文运动和汉语拼音化运动是否还存在其他关联？鲁迅注意到的是，汉语拼音化为白话文的推广提供了一个反向助力；本章所关注的，则是问题的另一面：白话文的迅速成功，也为汉语拼音化运动的开展提供了若干方便。简单地说，我将这两个运动放在一种动态关系中，不是要仅仅思考它们在思想结构上的静态联系，而是要讨论，白话文之争怎样改变了语文改革运动的思想生态，又进一步造成汉语拼音化运动论证策略的调整。其实，我们也不能仅仅着眼于文字和文体，而必须把语言层面考虑进来。这是因为，在新文化运动者那里，白话文和汉语常被认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密不可分；同时，它也必然受到汉字形式的影响。语言问题和文字问题都从白话文上透露出来。这也就不难理解，何以自白话文运动兴起之后，如何评估汉语，怎样处理汉语和汉字的关系等问题，一直争议不断。

从本章的视角看，有三个议题最值得关注。第一，汉语是否适用于现代社会？用下文将要引到的陈独秀的话说，这直接关系到语文革新的范围：“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第二，汉语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它和汉字之间如何匹配？在讨论这两个议题的基础上，第三个问题被提了出来：汉字在汉语的发展史上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它们的关系又将对文体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这些讨论中，白话文和汉语拼音化被结成复杂的联动关系，丰富了“言文一致”的思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