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代以来，“文字起于声音”的观念先后扮演了三种不同角色：在传统小学中，其作用是发明因声求义的原理；在切音字运动中，其作用是为制造切音字提供理论依据；到了汉语拼音化思潮中，它就直接被利用并改造，而成为废汉字的学理基础。如果我们从线性演变的观念出发，这三个阶段无疑呈现出步步推进的趋势，而第二个阶段看起来似乎是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之间的过渡。但从实际后果看，后两个阶段与第一阶段在思路上又呈现出一个根本断裂：本来为训释字义服务的理论变成了颠覆汉字本身的力量。这和社会进化论观点下看到的历史延续性可说是两幅完全相异的图景。

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中，本章所论无疑只是一个很小的主题，但其启示意义不能低估。传统的影子在近代处处可见，怎样理解它们，却见仁见智。在“现代化”思路下，它们往往只是传统的残余，也是需要进一步清扫的对象。近些年，学界试图突破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模式，给了这些因素以更加积极和正面的审视。然而，由于仍部分受到线性史观的影响，这一思路常常更多地关注历史的延续性，不免把“现代化”论者视为近代“突破”的那些因素，径直看作传统趋势直接发展的结果。

假如一切都如同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所说，历史海洋的波涛汹涌仅是表面现象，在其深处存在着极为缓慢甚至根本就是“不变的”洋流——它们才是真正决定历史的力量；那么，晚清以来的中国史就正如沟口雄三（1932—2010）所云，仅是土生土长的“前近代”思想的“曲折展开”，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并未破坏这个“结构”，只是“促进了前近代的蜕化”并“因力量过剩造成了一些变形而已”。[134]然则，晚清人常常感叹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岂不成了精神紧张的过度反应？根据本章所揭示的事实，历史其实还有另外的面向：有时，延续性只是一种表层历史现象，向深处追究，我们看到的反而是历史的断裂。

因此，重要的不是近代和传统有多少同类项，而是人们怎样解读它们，给了它们什么意义。这就需要从不同时代文化认知图式的变化来思考问题了。每一种文化，总有一套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整体看法，构成一幅完整图式，决定这种文化对世界的基本观察视角。其具体内容可能随时处在变动中，但只要这个图式还在有效地发挥作用，所有这些变化就都可以被消化。历史的断裂实际就是旧文化认知图式为新文化认知图式所替代的过程，而不仅是一个个具体历史现象的改变。[135]晚清以来中国人遇到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底包含了多少内容，恐怕当事人自己也难以说清，但这话却极简洁地传达了他们对此“变局”的整体感受。

回到本章探讨的主题，我们大体可以从中区分出两种不同的认知图式，一个建立在传统文字学观念上，另一个建立在西式语言学观念上；前者以“象”（包括了形和声，而形较优先）为理论基础，后者以“声”为理论基础。中国传统文字观从汉到清，当然也经过了不少变化，声音地位越来越高，就是一个明显趋势，但这并不足以颠覆旧的六书观念。有一个原因是，传统文字观与天人一体的认知图式密不可分。如前所述，许慎把文字的起源追溯到八卦，两者都是取法天地自然的：八卦是伏羲仰观俯察的产物，文字则源自仓颉从“鸟兽蹄迒之迹”受到的启发。20世纪之前，这个思维图式在中国是基本有效的。[136]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霸权的建立，人们不再通过从自然万物中“比类取象”的方式激发创造灵感，而是从历史的单线进化论中获得知识准则。随着天人一体观的破裂，语言学立场也取代了文字学立场。新图式中当然还有传统因素，但其已从旧图式中抽离出来，经过“再语境化”，被整合到“语言学”中了。它们所服务的是一个与此前截然不同，甚至根本就是颠覆性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西来认知图式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影响，绝不仅仅是一个“言语中心主义”而已，它背后还有更深层的观念，如本质与现象的二分。把文字作为“符号之符号”，正如柏拉图把艺术当作“模仿的模仿”一样，深深地扎根在西人对“本质”的向往中。相反，在“比类取象”的思维方式中，这种区分是不存在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高友工提示的：在中国传统中，文字（“象”）是对自然的描摹，但又不是一个简单的拟仿，而是圣人对道的“内在”体会的显示，从中可以看到圣人“对生命的了解”。[137]那文字就绝不是简单的“模仿”了。换言之，我们不能单纯地把文字看作声音的记号——似乎声音为首，文字只是对声音的粗劣模拟——而后者正是德里达所揭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内核。自然，本书主题不允许我们对此一重大问题加以详细分疏，我的意图是以对比方式强调，西式观念已成为我们须臾不可离的思维习性，遮蔽了其他视角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思考的结论。[138]如前所述，很多学者并未认真对待其内在理路，就轻易对文字起于八卦的说法置之不理——我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这个说法一定是正确的，但我们的确应该思考，这个传说的历史意义究竟何在；把它当作“原始人”创造的“神话”而轻轻放过，其结果只能使我们错失对“象”这一概念及其更深远的宇宙观意义加以深入理解的机会。[139]

然而，我虽强调确实存在一个和过去截然不同的现代，却不主张回到现代和传统对立的二元思维。即使延续性只是表层现象，也不意味着它不再重要了。处在历史变局中的人们虽对整体性的文化断裂有着清醒认识，但当他们运用各种更为具体的思想资源时，常轻松越过两个根本不同的认知图式，在中国的和西洋的、传统的和现代的因素间自由滑动。当汉语拼音化论者援引传统声义说作为废汉字的依据时，他们未必是要刻意“利用”传统，而只是将自己早已掌握的知识与新观念结合起来，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思想的“化学反应”。如同我们要尊重当事人在整体上的变动感一样，对于他们的“不自觉”，我们也应充分尊重。正是在这种“不自觉”的掩护下，新的文化认知图式才以“继承”和“发展”的形式去颠覆了旧的认知图式。

[1] 历来论汉语拼音化运动的著作，很少注意文字观在其中的作用。对此给予了较多关注的是申小龙的《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20世纪中国语言学思辨录》（48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但他讨论的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的争论，其意图也主要在“论”而不是“史”。

[2] 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15～1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言语中心主义”亦译为“声音中心主义”。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对亚里士多德语言观的解释，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参见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286～28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3] 不过，西人对此问题的认知也不是只有一种。法国古典主义时期，有人曾认为，文字早于口语。直到20世纪，这个观点仍有接受者。（详见克洛德·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62～63页。）福柯（Michel Foucault）也指出，在文艺复兴以来的知识描述中，“视觉”占据了一个优先地位。近年来，一些社会学家亦开始反思这种“视觉中心主义”的影响。[安东尼·伍迪维斯（Anthony Woodiwiss）：《社会理论中的视觉》，魏典译，1～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瓦尔特·米尼奥罗指出：早期近代西方文化中，亦曾出现以“书写”来压制“言说”的现象。（瓦尔特·米尼奥罗：《文艺复兴的隐暗面：识字教育、地域性与殖民化》，141页。）因此，我们在援用德里达理论的同时，也必须充分注意到“西方文化”内部的复杂性。不过，本书是在高度概括的层次上涉及此一问题，目的在于通过比较研究，展示中国文字观的特性。实际上，如果从中国文化的立场上看，西人的“视觉中心主义”与“声音中心主义”之间恐怕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替代关系。唯此已远离本书主题，无法在此处展开。

[4] 汪荣宝：《法言义疏》，2～3页（卷页），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1991。

[5] 在中国历史上，文字一开始就具有相对于语言的独立性，而这应该是和其诞生之初的环境、功能分不开的。法国汉学家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通过对甲骨文的考察指出：“中国表意文字体系不是作为话语的书写被创造的，而是作为一种配置的象征体系被创造的，以直接表述占卜的参数与结果。”在“与口语完全分离”的意义上，汉字和文言是一致的，不过这不意味着表意文字系统和口语之间不存在“相互影响”。事实上，他还列表说明汉字和表音文字之间的差别。在表音文字中，从所指到能指的关系链是：

文字（能指）→发音（所指）→词意（所指）

而在表意的汉字中，这个关系是“并联串接”式的：

文字（能指）：

→词意（所指之意）

→语音（所指之意的读音）

这一叙述与我这里的看法颇为接近。（详见汪德迈：《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金丝燕译，4～5、26～27、52、104～10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不过我认为，汪德迈讲的这两种关系在汉字中实际上都是存在的，而第二种关系更能体现出汉字的特殊性。

[6] 当然，“象”一定有“形”，而并不一定要有“形”才可“象”。班固所传“六书”义，就把许慎说的“指事”称为“象事”，“会意”称为“象意”，“形声”称为“象声”。

[7] 孔颖达：《周易正义》，见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第1册，157～158、166、168页，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

[8] 陈梦家：《中国文字学》，1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9] 吕思勉：《中国文字变迁考》，见《文字学四种》，4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陈梦家：《中国文字学》，17页。唐兰：《中国文字学》，5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李孝定：《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见《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95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

[10] 高友工认为，从许慎开始，文字“才真正地”被“推到一个尊贵的地位”，形成一种以文字为“中心”的现象和“文字至上的心理”，语言则“相对地退居其后”。参见高友工：《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见陈国球、王德威编：《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138～13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11] 郑樵：《通志二十略》，340、350～3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12]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见《康有为全集》第1集，254页。

[13] 汪康年：《汪穰卿笔记》，19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14]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前言，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15] 裘锡圭、沈培：《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字学》，见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91～9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6] 傅懋勣（1911—1988）认为，“右文说”和“音近义通说”是中国训诂最重要的两个原则，而“音近义通说”是“右文说”扩充的结果。（傅懋勣：《中国训诂的科学化》，见《傅懋勣先生民族语文论集》，25～2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本书则将二者合而论之，不再做细致区分。

[17]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129页。

[18] 丁邦新：《以音求义，不限形体——论清代语文学的最大成就》，见《中国语言学论文集》，52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19] 胡奇光：《中国小学史》，26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0]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一个相对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并不严格遵循德里达的原意。

[2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饮冰室合集》第8册“专集第三十四”，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22] 小森阳一：《日本近代国语批判》，25页。

[23] 凡是讨论中国语言学史、训诂史或语源学史的著作，在涉及此问题时，基本都遵循了沈兼士勾勒的线索。除了前边提到的王力、丁邦新、胡奇光等人的著述外，亦可参见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此外，於梅舫在讨论陈澧的小学观念时，也对清儒“以声韵贯穿训诂”的取向做了清晰的勾勒，参见於梅舫：《学海堂与汉宋学之浙粤递嬗》，137～14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24] 本段和以下两段主要参见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73～1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按：诸家征引材料大同小异，为表述方便，除专门注明者外，此处引用史料皆转自沈文。后文有征引同一史料而沈文未引者，再加说明。

[25] 龚自珍：《最录段先生定本许氏说文》，见《龚自珍全集》，25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

[26] 王念孙：《广雅疏证》，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27] 胡奇光：《中国小学史》，286页。

[28] 按：以上所述均从沈兼士。黄侃（1886—1935）亦曾述及这一问题，似更为简要：“至东原戴氏，小学一事遂确立楷模。段氏王氏为戴氏弟子。段氏则以声音之道施之文字，而知假借、引申与本字之分别。王氏则以声音贯穿训诂，而后知声音训诂之为一物。溯自宋世王圣美（即王子韶）主右文之说……其说虽偏而不全，然由声韵以贯串训诂，王子韶实发其端。至高邮王氏则极其用。若由声韵、训诂以求文字推演之迹，则自太炎师始。”（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9] 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19页。

[30] 钱玄同：《林尹〈中国声韵学要旨〉序》，见《钱玄同文集》第4卷，12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1] 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120页。

[32] 章太炎：《与吴承仕》（1932年11月22日），见《章太炎书信集》，363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33] 当然，这也是20世纪的事了。宋恕1895年将六书分为“本义”“译音”两类，象形、指事、会意属“本义”，形声、转注、假借属“译音”，而“与人谈，罕有能解者”。（宋恕：《六字课斋津谈（初稿）》，见《宋恕集》上册，56页。）

[34] 戴震：《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见《戴震文集》，63～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35] 段、许二说皆转自郭诚永疏证，参见章太炎撰，庞俊、郭诚永疏证：《国故论衡疏证》，18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36] 章太炎撰，庞俊、郭诚永疏证：《国故论衡疏证》，186～187、189、184页。

[37] 刘师培：《转注说》，见《刘申叔遗书》下册，1232～1233页。

[38] 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61页。

[39] 丁邦新：《中国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兼论中国文字学》，见《中国语言学论文集》，521～522页。至于丁邦新自己则提出：“‘建类一首，同意相受’是说转注字建立一个新（声）类，属于同一部首，意义互相容受。”

[40] 陈梦家于19世纪30年代所著的《文字学甲编》也认为“转注字是说明几个字之间意义相通的形体的关系的”。参见陈梦家：《中国文字学》，114页。

[41] 王国维致沈兼士，1922年12月8日，见《王国维全集·书信》，3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42] 胡适：《〈辞通〉序》，见《胡适文集》第5册，496、49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3] 吕叔湘、王海棻编：《〈马氏文通〉读本》，70、331页。

[44] 刘师培：《论文杂记》，见《刘申叔遗书》上册，710页。

[45] 段玉裁：《六书音均表》，见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段注》，36页（篇页）。

[46] 胡奇光：《中国小学史》，261页。

[47] 钱大昕：《答问十二》《小学考序》，见《潜研堂集》，242、39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8] 戴震：《经考附录》，见《戴震全书》第2册，371页，合肥，黄山书社，1994。

[49] 方以智：《通雅》（《四库全书》本），22页（卷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

[50] 金尼阁：《西儒耳目资》上册，113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

[51] 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增订本），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5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饮冰室合集》第10册“专集之七十五”，1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53] 朱维铮：《十八世纪的汉学与西学》，见《走出中世纪》（增订本），152～157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54] 胡奇光：《中国小学史》，209、213页。戴侗语亦转引自此处。

[55] 钱玄同：《中国文字的源流》，见李中昊编：《文字历史观与革命论》，51～52页，北平，国语罗马字促进会，1931。该文原载泰东书局出版的《章太炎的白话文》，据该书编者附言，应为钱玄同所作。

[56] 刘师培：《汉宋学术异同论》《论文杂记》，见《刘申叔遗书》上册，546、712页。

[57] 刘师培：《攘书》，见《刘申叔遗书》上册，644页。

[58] 参见章炳麟（章太炎）：《訄书（初刻本 重订本）》，39～40页（初刻本）、177页（重订本）。个别地方有不同，此处以重订本为准。

[59] 曾广铨采译，章太炎笔述：《斯宾塞尔文集卷之一（续第一册）》，载《昌言报》第2册，1898年8月27日，2页。

[60]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1901年7月1日），361页。

[61] 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载《新潮》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1日，392页。

[62] 魏建功：《从中国文字的趋势上论汉字——方块字——的应该废除》，见李中昊编：《文字历史观与革命论》，230页。

[63] 汪怡：《国音字母小史》，见李中昊编：《文字历史观与革命论》，544页。

[64] 瞿秋白：《新中国的文字革命》，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30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65] 洞若：《书报介绍：中国话写法拉丁化》，载《生活教育》第2卷第17期，1935年11月1日，36页。

[66] 应人：《中国文字拼音化与中国统一语》，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202页，上海，时代书报出版社，1949。

[67] 《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时代日报“语文”周刊征求各界对于中国文字拼音化的意见》，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523～524页。

[68] 吕思勉：《字例略说》，见《文字学四种》，178页。

[69] 钱玄同：《国语罗马字》，见《钱玄同文集》第3卷，347～35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0] 钱玄同：《初中国语教育及汉字问题》，见《钱玄同文集》第3卷，191页。

[71] 钱玄同：《国语罗马字》，见《钱玄同文集》第3卷，349～350页。

[72] 杜子劲：《中国新文字问题》，见李中昊编：《文字历史观与革命论》，499页。傅均：《改革汉字底意见》，见陈其一编：《中国新文字问题讨论集》第1辑，67页，开封，河南省教育厅编辑处，1929。

[73] 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见《傅斯年全集》第2卷，19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74] 上海新文字研究会研究委员会：《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254页。按：该文由倪海曙起草。

[75] 《一九四六年七月上海时代日报“语文”周刊征求各界对于中国文字拼音化的意见》，见倪海曙编：《中国语言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521页。

[76]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106、112、11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77] 沈兼士：《研究文字学“形”和“义”的几个方法》，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4～5页。

[78] 沈兼士：《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30～32页。

[79]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118～123页。

[80] 吕叔湘：《文言和白话》，见《吕叔湘文集》第4卷，72～74页。

[81] 胡绳：《新文字的理论和实践》，12～13页，上海，大众文化社，1936。

[82] 俞敏：《万斤重的小毛锥》，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418页。

[83] 钱玄同：《汉字革命》，载《国语月刊》第1卷第7期，1923年8月20日，17～19页。

[84] 这里没有提到转注，李孝定认为郑樵把转注并入了形声。参见李孝定：《从六书的观点看甲骨文字》，见《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37页。郑樵书亦转引自此。

[85] 沈兼士：《造字原则发展之程叙说》，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10页。

[86]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见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86～87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87] 张天庐的信，见《钱玄同文集》第3卷，216～217页。

[88] 吴稚晖：《二百兆平民大问题最轻便的解决法》，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1924年1月25日，27页（栏页）。

[89] 姚居华：《通俗化与新文字》，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232～233页。

[90] 叶籁士：《一个拉丁化论者对于汉字拜物主义者的驳斥》，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94页。

[91] 曹聚仁：《别字问题》，见《笔端》，85、8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个别地方有改动。

[92] 按：所谓“别字”除了同音假借的文字外，还有一种是“半边字”。丁邦新指出，读半边字的行为“清楚地表示一种心理的趋向——希望形声字的声符完全无误地表音，或者用同一声符的形声字都读同音，同时表意的意符仍然保留。读半边字的趋势实际上就是文字影响了语言”（丁邦新：《中国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兼论中国文字学》，见《中国语言学论文集》，523页）。这个结论和钱玄同、吴稚晖等只强调语言影响文字的态度不同。

[93] 无题底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4。该底稿所在卷宗所收均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在抗战后的档案，而“国字”一词，也是1942年以后采用的概念，故而大致可以推断其时间。并且，从批语中自称为“霖”推断，批文者似乎是时任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萧家霖。

[94] 钱玄同：《〈辞通〉序》，见《钱玄同文集》第4卷，82～84页。

[95] 伯潜：《汉字的进化》，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4号，1924年2月25日，95页。

[96] 胡适：《答蓝志先书》，见《胡适文集》第2册，82～8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7] 本段和下段，参见赵元任：《国语罗马字的研究》，载《国语月刊》第1卷第7期，1923年8月20日，88～89、108页。

[98] 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476～47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类似看法可参见祝鸿熹：《章炳麟——现代汉语言文字学的开山大师》，见《祝鸿熹汉语论集》，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12页。

[99] 吕叔湘：《文言和白话》，见《吕叔湘文集》第4卷，73～74页。

[100] 黎锦熙：《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载《国语月刊》第1卷第7期，1923年8月20日，30页。

[101] 黄克武：《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12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

[102] 本段和下段未注明出处者，均参见唐兰：《中国文字学》，4～5、10页。

[103] 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见《傅斯年全集》第2卷，16页。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再次谈到这一问题时，傅斯年的语气已经有所不同：“汉语之用汉字书写之者，其始出于一事之偶然，其后成于数千年之习惯，今日混汉字汉语为一事，诚未可也。然汉语历数千年用汉字为其符号，汉语之变化惟有借汉字之符号求之，故今日舍字形之学而论字音之变，亦必有所不通矣。称中国语言学为中国文字学者，误也；舍文字之语言学，亦必遇其所不可通者焉。”（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见《傅斯年全集》第2卷，562页。）

[104] 丁邦新指出，“中国文字学这门学问是可以成立的”。不过，和唐兰不同的是，他认为中国文字学不仅要研究文字的形体，也要研究“形体所表示之意义”。参见丁邦新：《中国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兼论中国文字学》，见《中国语言学论文集》，526页。

[105] 本段和以下四段，均参见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170、176～177、174、179、181、122页。

[106] 章太炎：《与吴承仕》（1911年12月4日），见《章太炎书信集》，295页。

[107] 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15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08] 李孝定：《符号与文字——三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见《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267～272、278～279页。

[109] 20世纪一直困扰着中国语言学界的一个问题是：汉字到底是表意字还是表音字？（潘悟云、邵敬敏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语言学卷》，393～40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实际上，这个困扰本身恐怕就是“言语中心主义”的产物。

[110]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修订本），7～11页。林焘：《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见《林焘语言学论文集》，28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11] 邢公畹：《再版序言》，见罗常培：《语言与文化》，2页（篇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112]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修订本），4页。

[113] 胡适：《白话文学史》，见《胡适文集》第8册，15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4] 这八个字借自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册，60、7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115] 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122页。

[116] 章太炎：《文始》，见《章太炎全集》第7卷，16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17] 吴稚晖（吴敬恒）：《注音字母》，载《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15日，257页。

[118] 王献唐致傅斯年，1930年10月3日，转引自张书学、李勇慧：《新发现的傅斯年书札辑录》，见《近代史资料》总第91号，14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19] 戴震序、吴省钦序，转引自段玉裁：《六书音均表》，见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段注》，2、3页。

[120] 吴稚晖：《记文字起源》，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1页。

[121] 罗常培（罗莘田）：《中国音韵学的外来影响》，载《东方杂志》第32卷第14号，1935年7月16日，35页。

[122] 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154～155页。

[123] 汪德迈提出，汉字中形声方法的大量使用，“完全不是表意文字转向拼音文字”的表征，恰恰相反，它是克服“会意造字的困难”，而“使表意文字得以继续的一个上策”。参见汪德迈：《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55页。

[12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见《饮冰室合集》第10册“专集之七十五”，152页。方以智言亦转引自此。

[125] 方以智：《通雅》（《四库全书》本），11页。

[126] 卢文弨：《声音发源图解序》，见《抱经堂文集》，34～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

[127]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88～89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亦可参见钱大昕：《答问十二》，见《潜研堂集》，246页。

[128] 戴震：《书玉篇卷末声反纽图后》《与是仲明论学书》，见《戴震文集》，89、140页。

[129] 章太炎：《与叶德辉》（约1914—1915年），见《章太炎书信集》，601～602页。章太炎此话有所针对。他曾对钱玄同说，王夫之和王闿运说字皆“不重声音”，“其说遍满川楚间，康梁辈又心醉焉”。参见章太炎：《与钱玄同》（1907年8月18日），见《章太炎书信集》，101页。

[130] 章太炎撰，庞俊、郭诚永疏证：《国故论衡疏证》，25页。

[131] 章太炎：《与钱玄同》（1907年8月18日），见《章太炎书信集》，118页。

[132] 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53、55～56页。

[133] 顾颉刚：《丧文论》，见《宝树园文存》第1册，119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134] 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56～5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135] 关于中国近代文化的认知图式转换，参见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高力克、王跃译，9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136] 张隆溪则通过对《文心雕龙·原道》的分析认为，西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流行的“自然之书”的观念，与中国人把文字和自然视为“和谐一致”的观念，并无实质的不同。（张隆溪：《简论〈文心雕龙〉述文之起源》，见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一，159～165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不过，仔细看其引文可知，在“自然之书”的观念中，“书”乃是一个比喻。换言之，先有文字的出现，然后自然才被视为一本书，传达了神秘的启示；但在中国的观念中，自然在先，文字在后，文字是直接从自然中模拟和提炼而成的，它们之间并不是单纯的譬喻关系。

[137] 高友工：《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见陈国球、王德威编：《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139页。

[138] 中国学术确有重新按照其本来面目认识传统的需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近代以来的“新传统”。在这方面，丁邦新教授对汉字特色的认识就颇具启发性：“中国人说文字包括形、音、义三部分。这种说法很清晰地表示出文字本身的特色和它与语言的关系，形是属文字的，音、义二者则是由语言所赋予的。依作者的意见，对于极大多数的中国文字而言，属文字本身的除形以外，也有义。这是和拼音文字迥然不同之处。……拼音文字的字母除形以外，音与义都受之于语言；而中国文字则形体本身就包含着意义，有的形体只表示意义的大类，由语言足成之。”（丁邦新：《中国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兼论中国文字学》，见《中国语言学论文集》，517页。）丁先生并没有像不少近代学者一样，把“义”完全归之于语言，而是同时注意到字形和语言的互动。在此过程中，西学知识成为进一步了解“中学”的契机，而不是一个标准和套式。

[139] 今天的认知科学告诉我们，思维并非由语言决定，相反，无论是文学家还是自然科学家，很多时候都是通过“心象”（mental image）来思维的。（史蒂芬·平克：《语言本能：人类语言进化的奥秘》，62～64页。）这番讨论恰好可以和扬雄以“文”为“心画”的见解相印证，而这也再次促使我们评估“象”的概念。事实上，汉字本身的思维结构有助于我们对不少超出特定文化范围的“普遍性”议题提出新的观察可能，也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洞见。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参见霍大同：《无意识像汉字那样构成的——无意识的剖理》，见霍大同主编：《精神分析研究》第1辑，56～6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特别有启示意义的是，霍大同的宣言“无意识像汉字那样构成的”脱胎于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的名论“无意识像语言那样构成的”。这样，文字和语言就构成了一对既有关联又有区别的思想范畴，呈现出不同文化的“认知图式”在同一领域中的作用路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