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从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入手，还是从汉字自身的“象声”化趋势立论，“声音”在汉语拼音化思潮中无疑扮演了核心角色，而这还只是整个中国现代语言学“声音转向”的一部分。

这一转向首先体现在“语言学”这一名目的确立上。一般认为，今日所谓“语言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对应概念就是“小学”。1906年，章太炎提出，“小学”一词名实不符，应改称“语言文字之学”，主要包括字形、音韵、训诂三部分，分别处理文字的形、声、义。学者通常将此视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建立的标志，因其“明确指出，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不仅是文字，而且是语言”。[98]不过，单从名目上看，章太炎是把文字和语言并列的（尽管有先后的不同），且其实际研究范围也还没有超出传统小学。

当然，历史本是一个连续体，一定要从中选取一个事件作为标志，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时也是不得已的“权辞”。故本章并无意否定前人成说。然而，也应注意到的是，后来通行的“语言学”一名，较章太炎所谓“语言学”范围更广泛，实际是用“语言”涵盖了“文字”。吕叔湘说得很清楚：“因为语言和文字有主从之别，语言可以包括文字”，西文“语言”一词（如language）即如此。[99]黎锦熙则说：“原来‘语言文字’，向来是可以连串着成一个兼词的，在中国则不然，语言和文字早已分家，要制作新文字，只须依据真语言，万不可再根据旧汉字。”[100]黎氏表面也是把语言文字放在平等地位，实则其所谓文字以语言为鹄的，与吕叔湘一致，故才有抛开“旧汉字”以造“新文字”之说。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是，黄克武发现，傅斯年在严复所译的《穆勒名学》一书中有段眉批，谓严氏将philology译为“字学”不当，应译为“语学”。[101]此例简洁地传达出“文字”和“语言”在严复和傅斯年这两代知识分子间权势易位的情形。

唐兰是反对汉语拼音化的，也是较早在“语言学”观念的笼罩下为“文字学”争地位的人之一。他明确提出：汉语的“文字学”一词，在西文中并无对应概念。因“西方人的语言和文字差不多一致，研究语言也就研究了文字”；中国则不然，“语言和文字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不一致，从文字上几乎看不到真实的语言，所以，在中国，几乎可以说没有语言学”。西方的语言学和中国的文字学实“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充分表现出两种倾向不同的文字里所造成的极明显的差别”。为此，他甚至不同意把philology译作语言文字学或语文学。他指出，语言学虽有前途，“但千万不要以为这一套新兴的科学是万能的，忘记了中国文字的特殊情形，把语言和文字的界限混淆了，而抹杀中国两千年来固有的文字学”。[102]

在学界几乎一面倒地走向“言语中心主义”的路程中，唐兰的提醒无疑是个异数。但他似乎也走得稍过了些。他提出，将“久已独立的音韵学”和“应该独立而还没有找到出路的训诂学”皆划出文字学之外，“剩下只讲形体的文字学”——这样，文字学的范围“非但没有缩小，倒更充实，更扩大了”。这看起来和文字、音韵、训诂的传统三分法一致，实际却大不同，盖前者虽三分而为一体，后者却是真的分家了。傅斯年曾云，“文字学”中“只有形体是文字学”，其余的声音、训诂“都是语言学”；如果不能把语言学和文字学分清楚，“语言学永远不能进步”。[103]就此而言，唐兰虽是要逆“言语中心主义”而行，但其观点实际也被对手塑造了。[104]

事实上，汉字原本就是形、音、义的综合体，研究语言学，只要把汉字包括在其中，就不可能完全抛开字形。但现代不少趋新学者确有抛开形体不论的意思。如前所述，沈兼士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一文是近代学者最早对传统声义理论加以系统总结的文章，其目的是从形声字中“推测古代之字形（表）与语义（里）”，属于传统训诂学范畴。[105]文章完成后，曾征求几位学者的意见，发表时一并收入文中，而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须从语言学观点处理此问题。

李方桂对沈兼士的做法非常赞赏。他强调，汉语比汉字古老许多，要理解汉字产生之前的语言状况，“就非抛开字形，而用语音作根据不可”，这“固然有借重字形的地方，但是一旦我们得了一个较可意的周秦语系”，就可以“一步一步的以音作根据向上进展”了。他还提出了一个研究原则：“字既然是音符，从音符的构造上虽然可以知道当时语音的系统的大概，但是字形的分化演变，与语音语义的分化演变，是没有直接并行的关系的。”李方桂从沈兼士那里发现了“字形与音义没有并行关系的证据”，以为此是“前人所不及处”。

魏建功则对传统的“右文说”提出批评：“‘右文’之说，与谓字学，宁称语学。国内言语学至不发达，历来学者徘徊瞻徇于文字音韵之间，而不肯由语言着眼者有以致之。”为此，中国学者必须放弃文字学的习惯，转换到语言学的思维方式上来。林语堂（1895—1976）更直截了当，认为沈文把“形变”与否作为区分分化词和引申义的标准是错误的，应“脱离字形，纯立乎语言学立场”。他进一步对沈兼士使用的“孳乳”一词提出质疑：“‘孳乳’二字，不知应如何限定用法，若限于字形，则形声会意字皆孳乳字，若在语言学立场，‘分化词’亦可称为孳乳字也。”显然，林语堂最大的不满是沈兼士还受到字形的限制，没有站在纯然的“语言学立场”思考问题。

这三人对沈文虽评价不一，但都强调抛弃字形，从语言学观点看问题。对此，沈兼士一方面强调：“拙著所述仍为训诂的研究，而非言语的研究，故不能抛开文字，专论声音”；另一方面表示，即使专门研究中国语言，也不能完全抛弃字形：“鄙意以为即欲研究言语，亦非先将文字训诂之体系研究清楚，殆无从着手。盖中国字之偏旁，音义交错，颇具微眇之消息，故虽至赜而不可乱。我辈正当于此中参悟语言文字之三昧，譬如彼钓，必待‘得鱼’，乃可‘忘筌’。”

汉字集形、音、义于一体，且相互依赖，要研究任何一面，都不能完全脱离其他两面。同时，汉语和汉字也是相互影响的。因此，完全抛开文字不顾的纯粹“语言学立场”对于汉语汉字的研究是不恰当的。但就中国学术发展的结果来看，毕竟是语言学立场占了上风，这也对文字学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正如沈兼士所暗示的，不少研究文字的学者，最关注的仍是语言，所谓“得鱼忘筌”也。1911年，章太炎在给吴承仕的信里说：“文字者，语言之符，苟沾沾正点画、辨偏旁而已，此则《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已优为之，终使文字之用，与语言介然有隔，亦何贵于小学哉！”[106]如此，则研究文字的最终目标仍是语言，不能辨析音韵，只顾分析形体，即使不是无用，也是低级的。1940年4月13日，杨树达（1885—1956）在日记里抱怨说，“中央研究院前请各大学教授选举评议员，同人皆有选举权”，唯独他与曾星笠（1884—1945）没有，“盖彼所谓规定者，谓教文字学义训及音韵者有选举权，而专教形者则无之”。[107]这是学术界轻视字形研究的一个例证。

同样，对声音的记录水平也成为判断“文字”成立与否的标准。如前所述，胡绳已经指出，从绘画向象形文字转变的关键时刻就是文字和语言的结合开始“固定”之时。胡绳并非专业的语言学家，但这话却是近代语言学家的一个共识。前揭俞敏的看法虽与胡绳颇有出入，在这点上倒是一致的。

这也鲜明地体现在后来学界对汉字起源问题的争论中。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李孝定、郭沫若（1892—1978）等先后提出史前陶片上的符号是汉字的雏形。对此，裘锡圭、汪宁生（1930—2014）、姚孝遂（1926—1996）、高明（1909—1993）等持反对意见。据李孝定总结，这四人的一个共同理由就是：“只有表音字出现，文字才能成为记录语言的工具。只有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的文字，才算是真正的文字。”（汪宁生语）史前陶文“无语言的基础，也不代表语言，因而既无词义，亦无读音，只是一种记号”（高明语）。对此，李孝定指出，符号与文字“并非截然不同的两种事物”。当图像和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在一个小社区中被大家接受，“自然也可以代表这些概念的固定读音”成为文字，未被大家接受的符号自然被淘汰。[108]

可以看出，无论是赞成方还是反对方，都有一个共识：固定读音是符号成为文字的关键。换言之，不管字形是否单独体现意义，作为文字，它首先还是声音的记录。比较一下六书观念就可看出，最早的文字是否表音，中国传统学者并未关注，或者说它并未成为一个“问题”；而在现代学术中，不但声音成为界定文字的一个标准，文字学本身也成为语言学的组成部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言语中心主义”的倾向，在此可见一斑。[109]

这种“言语中心主义”的倾向自然受了西学的影响，或可说是以西学为模本的。但从前文也可见出，传统学术中也确实已存在着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比较相近的取向。因此，论者说中国现代语言学是“中西结合”的产物是没错的。[110]邢公畹曾说，中国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本身不能不要求发展，要发展就只能走更进一步的‘科学化’的道路。先进的西方语言科学能够‘移植’进来（不是生搬硬套），说明传统的中国语言学具有可以接受这些先进理论的‘内因’”[111]。西方既代表了“先进”，中国学术又必然走上同一道路，实际上是在向西洋看齐。何九盈更明确指出：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带有补课的性质”。[112]因此，中西“结合”并不意味双方是平等的，西学无疑是主导者。

这一认知的背后有一未明言的前提，即人类历史发展遵循同一进化路径，不同文化仅有先进与后进的不同，而无实质差异。当然，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国似乎获得了某种“自主”地位：假如在没有任何外界干扰的情况下，中国迟早要和西方一样，那么，西学东渐的意义也不过就是为中国人提供了一面镜子，使得传统学术中已存在的某些“自发”现象的“历史”价值凸显出来，从而转化为学者“自觉”的追求。不过，在这种“自主性”下，中国学术显然并未消除追随者的身份，反而强化了这一地位（但仍存在超越的一面，参看第六章）。

在这方面，汉语拼音化可以作为一个例证。前边说过，它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受到“言语中心主义”影响的集中体现，也展示了中西文化在进化论叙述中的“结合”：西方文明已经展示了从象形文字走向拼音文字的完整过程，汉字本身又已产生拼音化倾向，拼音文字代表了文字发展的必然归宿，自然也就无可怀疑了。换言之，在他们看来，西学和中学虽隔了一条堤坝，实际仍是同一条河流；现代学者所做的，不过是顺此趋势，将中源导入西流而已。胡适说得很清楚：“历史进化有两种：一种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种是顺着自然的趋势，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以叫做演进，后者可叫做革命。演进是无意识的，很迟缓的，很不经济的，难保不退化的”，革命则“是人力在那自然的缓步徐行的历程上，有意的加了一鞭”，因此可以缩短自然演进的路程。[113]

但问题是：如果中国早已出现“言语中心主义”趋势，何以直到清末才出现废汉字的想法呢？

对此，最可能见到的一个回答是：20世纪之前，中国发展过于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不管是物质还是社会文化生活，都未发生根本变化，故方块字虽有弊端，仍可从容应付一般应用，文字拼音化的必要性自然也无法彰显；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文化的冲击使得中国的物质和社会生活都出现了飞跃性变化，汉字的“不适性”也一下子暴露出来，从而加快了拼音化的步伐。但这一看法本身便以文字拼音化的必然性为前提，不过是对社会进化论基本信条的重申而已，并未提供任何直接证据。

实际上，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进化论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不再诉诸社会发展阶段或历史局限性一类的空泛托词，而真正回到历史本身。正面而言，首先应将表面上相同或极相似的现象分别还原到具体的时空脉络中，以理解其各自的意义，而不宜从后见之明出发，“单线直上，旁若无人”[114]。在注意历史现象一脉相承的同时，注意其实际语境的转换：在不同语境下，看似相同的历史现象，其意义（meaning）和功能却可能完全相异。

如前所述，传统声义说主要是一个训诂理论，考虑的是怎样正确解释字义。它针对的不是所有的文字，而只是许慎所云“字”那部分，主要是形声字（也包括假借等）；且它仅是形声字的训诂原则之一，并非所有的形声字都符合这一原理。沈兼士已注意到：“训诂家利用右文以求语言之分化，训诂之系统，固为必要。然形声字不尽属右文，其理至明，其事至显。而自来倾信右文之说者，每喜抹杀声母无义之形声字，一切以右文说之，过犹不及，此章氏（章太炎——笔者注）之所以发‘六书残而为五’之叹也。”[115]章说见《文始》：右文虽多验，“然以一致相衡，即令形声摄于会意。夫同音之字，非止一二，取义于彼而见形于此者，往往而有”。后人妄加推衍，其结果“则六书残而为五”。[116]因此，因声求义的前提仍是对六书原则的尊重。即使明言“不限形体”的王念孙，亦是就六书的一部分而言；且“不限形体”者，不为形体所拘之谓也，绝非不论形义。近人从中看到的汉语拼音化趋势，自然是清代学者梦都梦不见的。

即使是所谓音韵学，也不能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因为它所关注的实在乃是字音，而非语音。换言之，它仍是围绕着“文字”展开的，实际的兴趣乃是对古音进行纸面上的模拟，而不是对时人中通行的口头语言进行精密的分析（当然也不是说毫无关系）。这和前边所说的语言学观念完全不在一个立场上，而深受现代学者批评。吴稚晖模仿清人江永（1681—1762）的话说：“古音虽经卫古之士时时争持于纸上，而节节失败于口中。”[117]王献唐（1896—1960）也说，自己“晚岁渐悟清人所治之声音训诂，多为死音训诂，古自古，今自今，结果之造成一种古董式之学术，供人玩赏而已”[118]。

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清人所说的“文字起于声音”一语的真正意谓。此言似乎涉及对文字性质的整体性判断，不过，通读上下文即可发现，这些话基本都和声义说连在一起，其目的在于解释“因声求义”何以可能。以前文引用的几家说法为例：钱大昕说文字“假”声音以成，是要回答何以“三百篇”时代即有“魏晋以后”才为人所知的“双声”现象，意在强调双声叠韵出自天籁，并不是说文字只是记录声音的符号。戴震说文字乃“为”名而造，意在阐发“假借”特别是“同声假借”的原理。至于段玉裁的意思，则必须放在《六书音均表》中才能理解。这是一部讨论古音的著作。戴震序文说，此书“不惟字得其古人音读，抑又多同其古义。……夫六经字多假借，音声失而假借之意何以得？”吴省钦（1729—1803）则说，此书之所以冠以“六书”二字，是因“知此而古指事、象形、谐声、会意之文，举得其部分，得其音韵。知此而古假借、转注，举可通”。[119]据此二家之说及段氏原文，段说仍是从假借方面发明六书文字的读音。换言之，他们的判断实际都只是针对特定的文字现象，并不涉及整体上的文字性质问题，故而也绝对谈不上什么“声音中心主义”。相反，废汉字论者说的“文字起于声音”，则是对文字整体性质的判断：文字应该是声音的摹写，不能摹写声音的文字当然不是一种好文字。

简言之，声义说和汉语拼音化的不同在于，二者尽管都从“声音”角度着眼，但前者是遵守六书原则去“解字”（“求义”），后者则是推翻六书原则去“造字”，它们看似有连续性，实质已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事实上，只要认可六书原则，无论如何强调声音的重要性，都难以走到拼音之路上。前引钱大昕那句“声音固在文字之先，而即文字求声音，则当以文字为定”就是一个明证。对此，前人已多有注意者。吴稚晖就说：汉字“主之以象形而辅之以谐声”，所谓谐声“仍以象形诸类之偏旁而谐其声耳，其实犹夫象形也”。[120]罗常培更明快地说：“中国的造字方法最后虽然演进到了‘谐声’，可是谐声字所用的声符仍然离不了方块的汉字，从方块字的本身是分析不出什么‘音素’来的。”[121]这等于说，因声求义和汉语拼音化根本无法衔接。瞿秋白则说，汉字乃“是太古时代所谓‘结绳而治’的蜕化”，而“根本不是记载声音的制度”。以此为基础，“再发展出什么‘指事’、‘会意’、‘转注’、‘假借’，甚至于‘谐声’，压根儿就脱离不了象形制度的蠢相”[122]，因此，拼音化是绝不能从方块字里发展出来的。这和钱玄同等人试图从声义说中寻找汉语拼音化证据的思路明显不同。[123]

不过，近代学者中，也有不少人认为方以智已是汉语拼音化的前驱。他们的证据主要是《通雅》卷一的一段话：“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梁启超谓此言“极骇人”：“创造拼音文字之议，在今日才成为学界一问题，多数人听了还是咋舌掩耳”，方氏“却已在三百年前提起”，可知其“见识气魄”了。[124]但需要注意的是，此书卷首却另有一段话：

人之所贵者心，而不离五官。始造文字，皆意也，而不离五者，则当以意为第一。朕先形、事者，以就可见起意也。名为五官，同时并用；名为六书，一字并存。如见日月之形（即指日月之事，即有日月之声），而指为日月之意即含焉。特以因形立事，附声见意，而意多字少，转借为多。总而言之，惟形与声两端，而意在其中。意、事与形、声为两端，而转解寓焉。[125]

很清楚，方以智并重形声，并非弃形而重拼音。其实，细读常为学者所征引的那段话可知，其所谓“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是用来说明“事属一字，字各一义”的，未必有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之意。后人心中先存了“拼音化”的念头，自然从中读出“骇人”之论。

因此，同样主张“文字起于声音”，却不一定得出废汉字的结论。其中关键在于论者对六书的态度，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人们对华夏文化的信心。方以智虽深佩西学，但文化自信完好，故可从容吸收西学优长。后来卢文弨（1717—1795）曾云：“吾尝闻西域贵耳，中国贵目。贵耳故以能审音者为贤，贵目故能以识字者为贤。字母所以辨声，虽多寡不同，而大较多出于西土，然中国之达于音者，或分之，或合之，则未尝不即其说而益求精焉，安在其独贵目？且彼西域之所以诧于中国者，则以其致力也专，故其精之也易”，中国学人之精研此学者，“彼西土之人岂复能远过乎！”为此，他赋予音韵学以极高的文化价值，以为可以“雪中国有目无耳之说”。[126]卢文弨讨论的议题和结论在乾嘉学者中并不罕见。钱大昕就曾说，“声音”之学不“出于梵学”。[127]戴震也提出，反切韵学出自东汉孙炎，本为中土自产；其源自西域之说，乃释氏之徒所造。[128]不过像卢文弨这样愤愤不平的语气，在同时代的学人中似乎也不多见，唯其情绪虽激烈，文化信心仍是充足的。

降至晚清，西化乃成潮流，但仍有人力主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立性，这也直接体现在他们对汉字的态度上。

如前所述，章太炎对声音极为重视，他在致叶德辉的一封信中强调，《说文》“为语言之纲纪也，非专表彰形体，如《干禄字书》而已”。盖“语言之发，宣于声音”，学者“由《说文》形声以推音韵，略于形体符号，独明语言迁易，文字孳乳所从来”，才是治小学的路径，岂可“沾沾求之形体间耶”？[129]但他在《小学略说》里又特别强调：“大凡惑并音者，多谓形体可废。废则言语道窒，而越乡如异国矣。”[130]他还说：“中国文字既以形体相联，自不得作破体别字。……然小学之业，非专书正体而已，言其高者，则言语文字相互为根。他国皆有语学，中国宁独无之？欲知语学，非以《说文》为本，辅以《尔雅》、《方言》诸书，则无其道径。”[131]

据此，汉字的特点就在于“言语文字相互为根”，既不能忽视声音，也不能废弃形体。章太炎说得很清楚，他之所以在声音方面花了很大力气，实是为中学争胜，而不是认为字形是可以抛弃的。这可以和卢文弨的话相互印证。唯卢氏强调的是中国不仅“以识字为贤”，也长于“审音”；而章氏强调的重点恰好相反，是“贵目”的重要性。世风之变，于此可见。不过，二人皆以“西学”为对手的心态却是一样的（虽然他们所说的“西”又不同）。

我们前边已经征引过与章太炎交好的刘师培关于汉字之贵“惟在于形”的论述（参看第一章），这里不再赘述。类似地，章门弟子黄侃一方面强调：“语言先于文字，故吾人语言多不能书出者以此。夫言不空生，论不虚作，万无无此语言而虚造此字者。故凡文字之作，为语言而生，息息相应。”六书中最早产生的象形字与指事字皆“以未有文字时之言语为之根，故其声、义必皆相应，而即所谓本字也”。另一方面，他指出，研究声韵学，又必须从“本字”下手：“语音虽随时变迁，然凡言变者，必有不变者以为之根。由文字以求文字，由语言以求文字，固非求本字不可也。”同时，中国语言的特点也决定了文字的形式：“中国语言为单音，故必以形体为主。”[132]

这几位都认为文字起于声音，却竭力反对汉语拼音化。钱玄同、沈兼士的小学训练都出自章太炎，在这方面的主张却与其师背道而驰；胡以鲁则似徘徊在二者之间，但在结论上仍回归师门。显然，具体的学术观点和废汉字的主张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这也可以从学者对文字起源的争论上看出：钱玄同力主文字无表意、表音之分，目的是从历史进化论立场打倒汉字；沈兼士、吕叔湘、胡绳等恰好相反，都认为文字的起源完全可以和语言无关，却和钱玄同殊途同归。同时，也有人坚持把汉字起于象形作为反对废汉字的理据，如1914年的顾颉刚就批评“用罗马字易汉字”的主张：“人能方物，爰有象形，此制作所必经；欧非之文，寻其古昔皆然”；汉字虽“已泯象形之迹”，然“用之不为陋，不用不为进”；国势衰落，实与字体无关。[133]凡此种种都表明，论点和论据之间的组合关系乃是异常复杂的。故对于“文字起于声音”一类论断，绝不能单纯从字面意义理解，必须放到论者的整体文化观念中才能获得确切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