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化思潮可追溯到清末，大体又分作两个源头。一个是切音字运动（详见第一章），另一个是一批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海外留学生，特别是在巴黎办《新世纪》的吴稚晖等人所提出的汉字必废、中国应采用“万国新语”的主张。从整体上看，后者较切音字运动要激进得多，而当时在国内的实际影响并不如切音字运动。

新文化运动期间，随着白话文的普及，各种新思潮迅速风行，反传统观念甚嚣尘上，语文改革成为时人争论的焦点。其时最极端的一种意见是废汉语，采用“世界语”或其他一种外语作为“国语”（参看第五章）。唯此与现实差距太大，即使在最激进的人士中，多数也对此并不乐观。在这种情形下，汉语拼音化思潮在20年代早期盛极一时。到了三四十年代，随着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的兴起（参看第五章），汉语拼音化达到了另一个高峰。

整体来看，虽然汉语拼音化的具体方案差异很大，具体程序也有缓急不同，但要求废汉字的理由大同小异，可概括为应用和学理两个方面。前者包括三点：一是难记、难写，浪费时间；二是不便于检索和机械化（印刷和打字）；三是和西文拼音方式完全不同，不利于接受西洋文明，特别是科学。后者则大体不出章太炎转述的斯宾塞学说的范围：从文字和语言的关系看，文字是语言的符号；从文字自身的发展过程看，从象形到拼音是进化的必由之路。对此，第一章已经做过一些讨论，本章则进一步将其扩大至对整个汉语拼音化运动的考察。

前边说过，从切音字运动开始，“文字是语言的符号”一语就被反复提及。但大多数人只是将其作为制作切音字的理论依据和指导原则，并未得出汉字应被废弃的结论。新文化运动后，同样的言论再次出现，结论已是颠覆性的了。傅斯年（1896—1950）说：“语言是表现思想的器具，文字又是表现语言的器具。”既是器具，则当求其方便。“我们主张废止文言，改用国语，只因为文言代表思想是不方便的。汉字改用拼音的道理也是如此。”[61]魏建功也说，语言是“留声”的符号，文字是“留形”的符号。“留形的符号本是把留声的符号由嘴里写到纸上而已，所以文字原本是将语言记到纸上的东西”，乃是“符号的符号”。在文化变迁过程中，语言是先导，文字是追随者，“语言不绝的进化，文字也不绝的进化”。汉字的拼音化是“进化的趋势”决定的。[62]汪怡（约1875—约1960）讨论中国文化何以“落后”时，也归咎于此：“文字语言本是一事，口说的语言和手写的文字能够一样，方可适用”；中国字不达言，自应淘汰。[63]

这一说法也成为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的理论基础。瞿秋白（1899—1935）专门阐释过这一问题：“‘文字和言语一致’的科学上的基础是：思想是没有声音的言语。虽然有些科学是要用图表、公式等的形体来帮助思想，可是声音和言语是最主要的工具，没有这种工具是不能够会思想的。”这也可以在汉字发展史上找到证明：形声字的出现“足以证明文字的主要作用始终是声音的记录”。当然，文字必有形体，但“纯粹的形体决不能够适应稍为复杂一些的思想，形体的辅助作用固然是必要的，然而始终只是辅助的作用”。他还用最为新潮人士所不喜的道教符箓打比方：“只有道士画符可以不用声音，但是，符箓正是最混乱最昏迷的‘思想’的象征。”[64]换言之，清明的理性是和“声”而非“形”连在一起的。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观点更是到处可见。1935年一篇介绍中国语拉丁化的文章说：“文字应该是语言的直接记录，我们看着了一定的简单的符号，便能知道这是代表某一个声音，但是中国汉字却不能达到这个目的。”[65]另一篇文章也说，“因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语言是声音的组合，所以文字也就是用一些符号来记录这些声音的，而不是把声音写成一些不相干的图形，令人‘玩味’的”；然而汉字却只是“图形”而非“录音的符号”。[66]1946年，在上海《时代日报》的一次征答活动中，一位支持废汉字的读者表示：“语言是有声无形的交通工具，代表语言的文字自然应当注重声音。……要使人民大众能看、能读，非采用拼音文字不可。”另一位则说：“文字既然是代表语言的，而语言又是人的声音化了的，所以改革的途径一定得从人的声音这方面找出路。……所以拼音化是所有方法中最合理、最正确的一种。”[67]20世纪50年代，终于部分接受了汉语拼音化观点的吕思勉说：“文字既必代表语言，则分析语言，求其音素，而据以造字，自为今日必由之途径。”[68]

从19世纪末以来，“文字是语言的符号”这一观点先被用来制造汉语切音字，继而又被用来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文字改革的目标不断激进，这一理论却始终是活跃的能量源。从专业语言学家到支持这一运动的普通读书人，都把它当作一个脱口而出的立论前提，且到后来便有些不容置疑的味道，其普及程度之高，可以想见。

汉语拼音化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是历史进化论：从表形到表音是人类文字演进的共同道路，汉字自不能例外，且事实上也已体现出此一趋势（参看第一章）。如果说“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是从应然角度证明汉语拼音化之必要性的话，这一论据就是要从实然角度证明其实际的可能性。

在1925年的一篇文章中，钱玄同提出，“文字本是记载语言的符号，语言是用声音组成的，所以文字应该就是表示声音的符号——所谓‘音标’”。只是由于古人蒙昧，“不会分析音素，制造音标”，只有使用象形、指事、会意法造字。周秦之际，随着学术思想的发达，“这种野蛮的文字早就不能适用了”，于是产生形声、转注、假借诸法，“把事物的图画渐渐变成声音的符号”，字形不再表意，而开始表音。但汉以后复古思想作祟，没有乘势将汉字改为拼音字，遂阻碍了这一趋势的发展。[69]在同年的另一篇文章中，他再次强调：

中国文字的进化，走的路也和欧西文字相同，最初是象形，稍进是象意，再进是象声。……所未达一间者，便是未曾分析音素，改成拼音形式而已。自反切法兴而韵书及“字母”继作，注音字母承其流，拼音之法已具。再进一步，便可用通行世界之罗马字母构成拼音的新中国字了。[70]

如果象形文字源于先民智识上的缺陷，则中西文字的形式差异，实质上就是进化等级的差距。站在线性进化论立场上，钱玄同对其时流行的“汉字衍形，西字衍音”说进行了激烈批评：“象形跟表音的不同，是古今的不同，是野蛮文明的不同”；欧洲文字最初也是象形的，而“中国的象形字，到了周末，已经不成其为象形字了。秦汉畅写假借字，改用隶书乃至草书，正是走到音标的路上来。……说中国字永远是象形字，中国人永远该用象形字，好比说中国人永远是野蛮人，中国人永远该作野蛮人一样”。[71]

钱玄同从汉字发展史的角度论证汉语拼音化的可能性，影响很大，被很多人明文引用。[72]有些文章虽未提及钱文，但论证方式和论点都是一样的。比如，傅斯年说：“中国文字本有进步成为一种字母之可能，盖形声、假借都是可由以引出字母之原动力。”[73]倪海曙提出：“根据文字发展的法则，无论那一国的文字没有不是从象形表意的阶段进化到拼音的阶段的。……中国的汉字早已脱离了象形表意的阶段，进到形声和转注的那种表音阶段了。”[74]1946年《时代日报》的一位读者也说：“说到汉字，一向被人误解为象形的，其实绝大多数都是代表声音的，就是那一点点儿的象形字也老早跟所象的形都脱节了。不过汉字表示声音的方式，是最笨拙、最没有系统、不实用、不科学的罢了。”[75]

但象形文字和表音文字除了进化阶段不同外，是否还有其他关系？处在象形阶段的文字如果也是为了表音而存在，那字形又有什么意义？对此，有关论述大多语焉不详。

章太炎的弟子胡以鲁（？—1915）是少数关注这些问题的人之一。他提出，文字产生于绘画，因为“习用”而形态趋于“简略”，遂成文字。故其“代表事物之本体，非直接代表特定音声也”。此是“自古发达之文字”如罗马文字、亚述文字都经过的阶段，“而吾国文字尤为绘画直系之发达”。这一阶段，语言不但不是文字的起因，相反，语言乃因“表象”所成之“概念”而生，此为“语言之先天发展”。这之后，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才颠倒过来，先有语言，“由语言而得概念”，由概念生“表象”，此为“语言之后天发展”。就汉字而言，六书中自“象形而后，应语言而发达者也”。不过，由于汉字作为“绘画之直系发达”的性质，“虽取音标勉接近之于语言，然音标之外，意标依然，且音标不过个别之约束，不足追随语言之变迁也，意标乃转为文字之特征”，遂在语言这一“思想之听觉象征”之外，成立为“直接视觉象征”之一物，此实为“吾国文字之特色”。[76]

显然，胡以鲁主要从语文发展阶段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但同时也从中看到了汉字的独特性之所在。他的同门沈兼士则直接把文字分为“意符的”（Ideographic）和“音符的”（Phonetic）两类，前者“初不是单为语言的符号而发生的。实际上可以说是和言语同为直接传示思想的方法而别成一源。就是一方面用声音来表示思想，由口以传于耳。一方面用形象来表示思想，由手以传于眼”。这和前边讲到的中国传统文字观有相近之处，也是钱玄同批评的对象。不过，沈氏接下来的论述就和钱氏殊途同归了。他根据德国学者兰普切特（Lamprecht）的学说，将“意符”汉字的产生分为指事、象形、借象、“合体象形及会意兼象形”、会意五个阶段。至此，意符功能达到“极大的限度”，不得不“渐渐过渡到‘音符的’（Phonetic）区域而生出一种‘形声’原则来了”。[77]

之后，沈兼士在一篇涉及文字改革的文章中再次提到，汉字“最初是用形象来表示，进而用意义表示，更进而用声音来表示，其由意符的区域渡到音符的区域的轨迹，是很明显的了。可惜到了半音符阶段，却走错了歧路，遂致终于不能完全脱离意符的束缚而造成一种有规律的字母文字”。这条“歧路”就是“借字表音”——“无限制的借用一切固有文字，以为表音的符号”，不但使“所表示之语言的意义和被借为音符的文字之本身的意义”往往混淆，且养成“苟安”习惯，“不积极的去想法造那以简御繁的正式音符文字”，以致“中国语言到今日仍徘徊于语根语阶级而不能完全达到语尾语阶级”，造成许多问题，“实在不如老实改用拼音文字的好”。[78]显然，文字起源的二元论并未成为他赞同汉语拼音化的障碍。

沈兼士和胡以鲁都认为文字并不一定要反映声音，但在是否要废汉字这个问题上，二人产生了实质性的分歧。胡认为，汉字作为“绘画直系之发达”，造成了言文分离的弊端：“音标不能随语言之发达，遂为治文字者所遗忘，于是蔽于文字之形义，崇拜之，神秘之，修饰之，而言文从此背驰矣。”这是他所不赞同的，因而他指出：“文字之职用不过补语言之缺憾耳”，故在语言与文字之中，“语言象征主也，语言为思想之代表，文字更为代表之代表，对于思想盖间接也。自语言学言，文字本体且不过一种无生命之象征也”。然而，接下来他笔锋一转：“虽然，无生命之限制而能起国民崇拜心如吾国文者，则又别有因缘在。”汉字之特点就在于“保形意之面影，作思想之视觉象征，与语言相对待而发达”。它虽不能紧跟语言的变化，然其“发达至今，病理亦成为生理，有理由，有历史，决非人为之所能脱弃”。其为中国之国民精神所寄，“方珍重之不遑，又安忍而脱弃之？”只要教育普及，再加上国语统一，自可造成“纯粹国民之文学”，弥补言文不一的毛病。[79]显然，一直到言文一致这一点，胡以鲁和沈兼士还是同步的，但在是否因此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上，二人就分道扬镳了。

吕叔湘也是持文字起源二元论而主张文字拼音化的。他直截了当地提出，“文字的起源大致和语言无关”，图像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形象符号系统”。唯因“人类的情意越过越繁复，形象符号不能胜任，只有变化无穷的声音符号才可以勉强对付”，形象符号终于“被声音符号系统吸收过去做附属品或代用品”，文字也就“不再能够直接和意念发生联系，必须透过声音才能引发意义”。这一过程在西人那里早已完成，他们的字母“最初虽然也是象形的，但传到现在的欧洲民族手里，一开头就只代表声音”。中国也一样，象形文字已不象形，必须有声才能知义。同时，单个汉字虽是象形字，但“在连贯的文字里，哪怕是最早的甲文、金文，这些象形符号也已经非转换成为声音之后不能达意了”。这样看，世界各种语文已“无一不是声音代表意义而文字代表声音。语言是直接的达意工具，而文字是间接的；语言是符号，文字是符号的符号。语言是主，文字是从”。[80]

这涉及对象形字性质的理解。钱玄同并没有明说象形字是否表音，唯从上下文推断，他对此应是肯定的，只是古人用整个文字记录声音，未能分析音素而已；而在胡以鲁、沈兼士和吕叔湘看来，象形字可以直接表意，并不一定附于声音。在这一点上，宣扬中国字拉丁化的胡绳（1918—2000）的看法与沈、吕是一致的：“文字和言语是并行地从两个不同的源头发展而生成的。言语的起源是简单的声音，而文字的发展便是图画。甚至我们能够相信，在最初，声音和图画是并没有何等固定的关系的。文字和言语开始发生固定的结合，是在绘画文字变成象形文字的时候。”[81]不过，在汉语拼音化论者中，明确表达此一意见的人并不多。20世纪40年代后期，俞敏（1916—1995）还专门批评这一看法：“据洋人说：他们的文字是拼音文字，我们的方块字则是、或曾经是表意文字（ideograph）。这话根本欠通，文字是记载语言的符号，语言是传达意义的符号”，人们读书看报，都是在心里或通过嘴巴“把文字翻译成语言……再从语音中翻出语义来，世上那有直接表意的文字？”象形字虽从图像变来，但也有一个条件，即对此符号形成约定俗成的读音。[82]如此，象形字亦是记音的符号，纯粹以形达意的文字是不存在的。

在六书中，假借被认为是纯粹表音的方法，也受到了论者的特别关注。钱玄同在《汉字革命》一文中说，汉字演进到形声阶段，已是表音文字，但因“还有‘义符’去拘束它”，结果仍不能完全“济表意之穷”。假借则“由形声进化”而来，它“完全不管”形声字的义符，“凡同音的字，都可以随便乱写”。倘将此法贯彻到底，“则假借虽不统一，然大家可以专记声音，不问形体，久而久之，自然可以作到某字专写某形，而‘再进一步’的思想就容易发生了”。可是有了这个方法后，中国人还要造形声字，结果是“常常用假借字，常常造形声字，弄得大家看着字形，时而觉得是有意识的，时而觉得是无意识的，目迷五色，莫名其妙”。现代人自然应该“再进一步”，谋求“汉字之根本改革”。[83]

这里涉及六书产生的次第问题。六书说起于东汉郑众、班固、许慎，三家所述名目和次序皆不同。不过他们并没说自己所叙是六书产生的次第，许慎也只笼统地说，“依类象形”的文在先，“形声相益”的字在后。宋人郑樵认为六书以象形为本，“形不可象”而有指事，“事不可指”而有会意，“意不可会”而有谐声，“五不足而后假借生焉”。[84]如是，则纯表音的“假借”为最后出。晚清以降，各家具体说法虽亦颇参差，但基本继承了郑樵的原则。钱玄同把假借放到形声的后边，就由此而来。沈兼士则在一篇讨论六书产生次第的文章中，把“音符”文字分为“半音符”的形声字、“纯音符”的假借字和“适应语音变化”而“易其音符”的转注字[85]，也是把假借和转注放到最后。黎锦熙又在钱玄同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六书新说”，主要就汉字“演进”过程立论：指事、象形、会意“皆图象文字，是主‘形’的”，可统名为“象形”；假借、转注、谐声“皆音标文字，是主‘音’的”，可统名为“假借”。换言之，从汉字的发展来看，实际只有“象形”和“假借”两类。黎氏还指出：“这种‘音符’也可叫做‘注“音”符号’，不过比现在注音符号用拼音制度的不同而已。”[86]

近人对假借的定义与古人相似，使用范围却更广。他们将此概念扩大到“别字”中，产生了革命性的结论。一位青年读者读过钱玄同的《汉字革命》，颇受启发，发现“北京民众所用的话语中有许多音同义不同的词儿，在脑子里存着文字形体模型的学者文人听了这些土话，一定觉得可笑；但在民众是不晓得一个一个方块儿字的区别的，他只知道音同，意义就可以通用”，这就“足以证文字民众化的要求——拼音字——的紧迫了”。[87]吴稚晖也说，用声音代字是人的天性，书面语中的“我”“尔”皆是借音词；普通人遇到不会写的字，也径用同音字，如北京人用“王巴旦”代“忘八蛋”，上海人用“五车”代“乌龟”等。[88]20世纪30年代一位宣传中国语拉丁化的人士也说：“古人的假借，小学生的别字，其实好多都是在衍形的文字中避免不及的衍音的结果。”[89]因此，写“别字”虽然不对，但道理是对的。

中国语拉丁化的另一位热心倡导者叶籁士（1911—1994）也认为，写别字这种现象表明了一种“民众的要求”，不过，他将此一问题放到了“由来已久”而“于今为烈”的“象形”和“拼音”的长期对立中；更重要的是，这个对立又是社会阶级对立的一部分：“越到上层，越讲究‘古字’，也就越来得‘象形’，越来得高贵典雅，也越不和‘大众生活习惯相融洽’。而越到下层，也就越来得拼音化，如……‘铜圆’之作“同元”……可见小民不怕你加以破坏‘中国固有的文化’的罪状，还是要求拼音化的。”[90]

曹聚仁（1900—1972）更进一步提出：“‘写别字’、‘读别字’乃是我们应享的权利。”他的证据是：“汉人所谓六书，其中‘转注’、‘假借’二书，就是写别字读别字的别解。”至于“古人用词，假借之处更多”。况且“写别字读别字，并不是没有规则的。其中十之七八，有声音上的关系”，或双声或叠韵，“其余十之二三，则有字形上的关系，大抵从简化”。倘顺此趋势，由前者“可以把中国文字完全改造为新形声字”，由后者“可以把中国文字完全改造为简字”，故“社会的读别字写别字，正是改造中国文字的先导”。[91]曹氏的文字改革方案还没有“先进”到废除方块字的地步，且注意到别字的产生在声音相近外，也有形体相近的缘故；不过，用“别字”来解释“转注”和“假借”，和汉语拼音化论者是同调的。[9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有一份未署名的底稿，是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读过一位叫张公辉的作者所著《中国文字之优点和整理发扬的方法》一书的批语，时间似应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张公辉其人其事不详，似乎是一位文字改革的爱好者。其书未见，唯据信中转述，张书意在提倡同音字的“互相通假借用”，逐渐“化为一个同一字形”，最终“废除其他各字，使国字演变为一种单纯化的单音节标音文字，达到一个音节只有一个文字符号的理想标准”。批语作者指出，“此种办法即别字主义，一音只用一字表之，国音四百十一音即用四百十一字”，则此四百一十一字即成“标音符号”，已非汉字。他表示自己“并不反对别字主义，因现在之国字已多为标音之符号，扩而充之，一音选定一字，在理论上是无不可的”，他担心的只是实行的困难，“恐略知文义之人一见，即将起而反对之”。[93]虽然张公辉的具体方法和前述各位有异，但基本思路是一致的。

曹聚仁所说用词上的假借即连绵词。这被认为是汉字趋向拼音化的另一个证据。钱玄同在《〈辞通〉序》中说：“中国文字在造字时虽用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之法，而至用字时则全不管字中所表示的形义，但把它看作标音的符号而已。凡同音的字都可以作为某音的音符，凡读此音的随便写这些同音字中的哪一个都可以。”在早期的甲骨、彝器、碑碣和文献中，这都很常见。文字至魏晋才逐渐统一，之后凡写“古字”或未经前人用过的同音字即“别字”，皆被认为“不宜”。他承认，辞形统一“在应用上当然比随便写同音字要方便得多”，盖“造字时既以形义为主，而用字时偏又抛却形义，专以音为主”，可是“又不专制音标，分析因素，写成拼音文字，以至一义一辞可以写许多不同的字”，实是弊病。[94]不过，他的目的不是要“正字”，而是指出汉语拼音化的趋势与必要性。

因此，在20世纪的汉语拼音化思潮中，传统的声义说被用作极为重要的支援；而许多学者回顾历史的目的，本来亦着眼于当下的应用。1924年《东方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为说明文字“衍声”的道理，先引用陈澧（1810—1882）《东塾读书记》中的“天下事物之象，人自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再引用王筠（1784—1854）《说文释例》中的“声者，造字之本也”，最后援用明人郝敬（1558—1639）的作品说：“声既为造字之本，又为用字之方。”如此旁征博引，其结论则是：“文字的推衍，自然不得不从声音这方面发展；文字的进化，自然不得不向衍声这方面演进。”[95]问题是，“文字的推衍”一句可能真是陈澧、王筠等人的意思，“文字的进化”就逸出前人的想象了。

唯汉语拼音化论者并非一味从声音角度立论，也注意到了字形的重要性。新文化运动期间，蓝公武（字志先，1887—1957）投书胡适，反对汉语拼音化。其理由是：“文化发达以后，文字不能全凭拼音，总须借重视觉的符号。”况且英、法文字中也有不发音字母，故所谓“传声文字”其实“也不是纯为拼音”。胡适说，这话的“根本误解在于把拼音文字当作一种偏于听觉的文字。其实‘拼音文字’是双方的，拼的音是听觉的，拼成的文字是视觉的。中国文字的大病就在他偏于视觉一方面，不能表示字音”。至于“英、法文字所以有无音的字母夹在里面”，乃是历史遗留的缺陷，“并不是传声文字必须有的”。中国未来的拼音文字则既是“纯粹的表音符号，不该于表音之外带着无音的表意符号”，又是“视觉的符号，因为我们见了这字如何拼合，便知如何发音，又从发音知道如何解说”。[96]

1923年，赵元任曾在一篇长文中，举出时人反对国语罗马字的十个理由，第二条就是：“文字有文字底用处，不是专为誊录口供而设的。文字既然是给眼睛用的，自然应该以适于视觉与否定优劣。”汉字见形即可知意，看西文则必须“先把字母拼出声音来，听见了或想到了声音才想到意思。语音这东西本来已经是思想的符号了，再拿文字作符号的符号，岂不是不如直接拿文字当思想的符号好吗？”[97]有趣的是，文字是“符号的符号”，本来是汉语拼音化论者贬损汉字的一个理由，而在反对者看来，拼音文字才恰恰如此，汉字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其和声音一样，都是呈现意义的直接“符号”。

赵元任说，此言听来有理，实际却建立在两个错误前提下，一是“假定拼音文字是不重字形的”，二是“假定言语和思想完全是两样事情，一个是符号一个是本体似的”。但西人识字也不是一个个字母拼起来的，而是和中国人读汉字一样，看到一个词立刻想到其意思和声音。换言之，拼音文字不是字母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字有一个字的‘面孔’”的。并且，除了少数“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的东西”之外，“言语的成分十分之九是抽象的”，无形可象，只能通过声音加以表现，它们和声音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这样的话，意义、声音、文字是一以贯之的关系：“无论哪种言语，大部份的意义和声音是分不开的；无论何种文字，在实行的时候都是见面认字的。”职此之故，赵元任在提出国语罗马字的制作原则时，特别提出“尚形”一条。不过，他显然意识到这和时人的流行看法相左，故又特意声明：“‘文字尚形’这句话从一个主张用罗马字的人底口里说出来，似乎很足令人诧异的。但这是一件极重要的言语心理的事实。提倡用拼音文字的，常有因为不想到这层而失败的。”

经过胡适和赵元任这番辩护，拼音文字已是有声有色，较汉字来得更为全面了。这种直入虎穴以得其子的策略颇为汉语拼音化论者所欣赏，常常被人征引。但细看其文可知，辩论双方所说的“字形”其实并非一回事。反对拼音化者所谓“字形”指广义的“象形”，包括了象形、指事、会意及形声字的形旁，它们自身就是“意义”的呈现；胡适和赵元任说的“字形”则是作为物质性直观符号的文字形体，其本身并不含有“意义”，故他们对拼音文字的辩护实不足以打倒汉字在形义方面的特长。当然，对于笃信语言和思想乃是“一而二，二而一”关系的人来说，这恐怕只算一个小小的瑕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