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声义说的形成和演变，沈兼士（1887—1947）在1933年发表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一文里已做了系统梳理，后来的研究在思路甚至引文范围上都没有太大突破。[23]故本章以沈兼士文为据，结合相关研究，对此问题做一概述。

沈兼士指出：“文字为语言之符……故训诂之道亦应以音为枢纽。”据此，他在学术史上分出了“声训”“右文”和“以声求义”三个阶段。“声训”或“泛用一切同音或音近（双声或叠韵）之字相训释”，或以“同声母字相训释”。汉人多用此，唯其限制条件过宽，时有“傅会”之弊。“右文说”由宋人王子韶提出，大意为：“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其法“为研究一组同从一声母之形声字与其声母在训诂上之关系”，较前人更有系统而“近于真实”。此后，有不少人注意到此一现象，唯未能“明言其理”。[24]

“音声诂训相通”的具体原理到清代才大彰。在这方面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是段玉裁和王念孙。段氏研究《说文》，提出“以声为义”的条例：“古今先有声音而后有文字，是故九千字之中，从某为声者，必同是某义。”[25]王念孙说，“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故可“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26]胡奇光指出，段、王的不同在于，前者把“因声求义”放在“主导地位”，“据形说义”放在“次要地位”；后者则“不必据形说义，而要就古音求古义”。[27]其后，黄承吉（1771—1842）著有《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明确继承“右文说”：“六书之中谐声字为多。谐声之字，其右旁之声必兼有义，而义皆起于声。……凡字之以某为声者，皆起原于右旁之声义以制字，是为诸字所起之纲。其在左之偏旁部分，则即由纲之声义而分为某事某物之目。”这里把许慎以形体为纲、声音为目的关系颠倒了。

章太炎和刘师培是晚清汉学殿军，也进一步推动了声义说的发展。沈兼士说，章氏贡献有二：一是以“语根”为出发点，追溯“中国语言分化之形式”；二是据“引伸”之义，探讨“形声字孳乳之次第”。刘师培则系统阐发了“字义起于字音”的原理：“古人名物，凡义象相同，所从之声亦同，则造字之初，重义略形。”声同者即“该于所从得声之字”，而不另造新字。此后文字分化，不同意象添加不同偏旁，遂使“物各一字”，而“其义仍寄于字声”。故凡“所从之声”同者，其“所取之义亦同”；倘“所从之声与所取之义不符，则所从得声之字，必与所从得义之字声近义同”。盖无论“一物数名”，还是“一义数字”，皆“由转音而生”。故学者“就声求义，而隐谊毕呈”。[28]

根据沈兼士的描述，声义确有一“进步”过程：从随意罗列到系统考察，从现象描述到原因探究，条理更为精密，理论化程度更高，而声音在训诂学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甚至取得了压倒性优势。此后，声义说不断被人重复。黄侃提出：“讲小学不宜专究形体，必以声音、训诂为先务。”[29]钱玄同也说：“小学包形、义、音三端，而音为首要，因形义之变迁多以音之通转为其枢纽。”[30]沈兼士则不仅要推广此说的适用范围，且要用“历史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以为综合归纳之研究”。[31]不过，亦有“过度”使用这一理论的现象。章太炎在20世纪30年代对吴承仕（1884—1939）说：“来书所谓形声一项，取王氏古文之说，谓声与义必相依。此不过大体然耳。有所依之义在彼，有所从之声在此者，通其所可通，不必过求其难通者。”[32]但此说被滥用，恰表明其流行程度已近“常识”地步。

近人有将六书中形声、假借、转注均视为“音符字”者。[33]许慎谓之“形声”，郑众（？—83）将之叫作“谐声”，而班固（32—92）称之为“象声”，都从“声音”角度命名。虽然许说似更准确，但郑、班不约而同，似应反映时人的一般认知。就此而言，声义说多少回到了“象声”立场。此外，许慎明言假借是“因声托事”，一般也争议不大。不同意见较多的是转注，这里略谈一下晚清学者的解释。

所谓转注，许慎说是“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对此，历来解说纷纭。戴震（1724—1777）说，转注即古今语“转相为注，互相为训”。对此前有人提出的“转注”即“转声”，戴震认为，古今音读有异，莫可考定，如以“转注”为“转声”，则与“假借”无辨。他指出：“六书之谐声、假借，并出于声。谐声以类附声，而更成字。假借依声托事，不更制字。”[34]段玉裁也沿袭此说，并认为许慎所谓“建类一首”之“类”乃是“义类”。许瀚（1797—1866）也同意转注即互训，唯强调“建类一首”之“类”是指《说文》“字部”。[35]

对此，章太炎均不满意。他认为转注是文字孳乳的结果。盖“字之未造，语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方语有殊，名义一也。其音或双声相转，叠韵相迆，则为更制一字，此所谓转注也”。如此，则“类”既非“义类”，也非“部首”，而是“声类”：“是故明转注者，经以同训，纬以声音，而不纬以部居形体。”这样，他部分地又回到了戴震所批评的立场上。郭诚永提到，太炎此说本于清人曹仁虎（1731—1787）的《转注古义考》，唯曹说以形义并重，章氏则侧重音义耳。[36]两相比较，太炎重声的倾向更为凸显。

刘师培也认为，互训起于“义不一字，物不一名”，各地语言不通，而皆“本所称以造字”，故“许书二字互训恒系音近之字”。其中“古音相近”者，乃“转注之正例”；此外还有若干“变例”，唯“字音亦恒近”，或是“双声”，或是“叠韵”。这些都是和太炎相似的地方。不过他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转注的意义：“扩而充之，则一义数字，一物数名，均近转注。……又《方言》一书均系互训，以数字音同为尤众，则以音近之字古仅一词，语言迁变，矢口音殊，本音造字，遂有数文，故形异义同音恒相近。……即《尔雅》、《小尔雅》诸书所载其有音近可互相训释者，亦均转注之广例，特不可援以释许书耳。”[37]历代的声义说多关注形声字，刘氏则把转注字包括了进来。

章、刘以后，各家对转注的解释仍很纷杂，但除少数例子外，这些解释大多要考虑声音这一因素。例如，黄侃说：“同声同义而异字，即转注也。其或声音小变，或界义稍异，亦得谓之转注。”[38]丁邦新曾列出较重要的几位现代学者的意见：戴君仁（1901—1978）以为转注是“音符兼意的形声字”，董同龢（1911—1963）“暗示形声字中原为假借后加意符的字可能为转注”，龙宇纯将这两个说法合而为一，李孝定提出转注为“古今音”和“方言音”殊字。[39]这几家除了李说外，均同意转注字音近义通。[40]

对连绵字的认知是训诂学上的一个大问题，过去的学者莫衷一是。声义说的运用顺利解开了这个谜团。王国维在1922年同意担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时，所提出的一个研究题目就是“古文字中连绵字之研究”。他说，连绵字乃“合二字以成一语，其实犹一字也”。过去人作的《骈雅》《别雅》等书，多以“义类”为序，而“不以声为之纲领”，也就和“类书”差不多了。连绵字虽然变化无穷，“然皆有其公共之源……字虽不同，其声与义各有其相通之处”。倘搜罗一处，“经之以声，而纬之以义，以穷其变化，而观其会通，岂徒为文学之助，抑亦小学上未有之事业欤！”[41]1934年，朱起凤（1874—1948）专门研究连绵字的《辞通》出版。胡适在序文中特别强调，“用声音通假的原则来统驭许多不同形的字”乃“近二百年来学者在方法上的最大贡献”，而这就是“《辞通》指示我们的最重要的方法”，学者由此“可以养成‘以声求义’的习惯”。[42]

晚清以来，西方的语言学观念被陆续引入中国，“因声求义”的思路也很快被运用于新兴的语法研究。马建忠指出，汉语中有“同一字”而词性不同，或为“名字”，或为“动字”，“惟以四声为区别”者；“更有以音异而区为静字与动字者，或区为内、外动字者，或区为受动与外动者，且有区为其他字类者”。[43]这些现象前人亦多谈及，但将此和语法现象联系起来，却是马氏的发明。刘师培则提出，汉语中的助词、连词、副词，在上古时期，“大抵由名词假借”，具体或“由义假借”，或“由声假借”。后者如“于”“所”等字，本是“有音无字者”，即取其“同声之实字以寄其字形”。[44]这样，声义说也跨入语法学领域。

综上所述，从清代以来，声义说的使用范围一步步扩张：在训诂学中，它最初主要是一种训释形声字的方法，后来又被用于说明转注和连绵字（“假借”之一种）；晚清以后，它更突破了训诂学樊篱，被运用到对词类的认识中。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因声求义只是一种研究角度和方法，要解释其成立的原因，就不能不涉及文字与语言的关系这一问题。从前文的引证已经可以发现，学者几乎异口同声地指出“文字起于声音”，这可以看作声义说的另一个组成部分。

前边提到，小森阳一认为段玉裁已有了“声音中心主义”的观念。他的证据是段氏《说文解字段注》所附《六书音均表》中“六书说”一节：

文字起于声音，六书不外谣俗。六书以象形、指事、会意为形，以谐声、转注、假借为声；又以象形、指事、会意、谐声为形，以转注、假借为声；又以象形、指事、会意、谐声、转注、假借为形，以十七部为声。……不以十七部，不能分别象形、指事、会意、谐声四者文字之声韵鸿杀，而得其转注、假借。故十七部曰音均。均者，匀也，遍也，一部之内，其音匀圆如一也。[45]

胡奇光也引用段玉裁的话——“有义而后有声，有声而后有形，造字之本也”，谓段意是要“通过音韵去说明六书之所以然”。[46]

应该注意到，段玉裁的这些看法都是有所本的，类似的意思前人已有表达。钱大昕（1728—1804）阐述双声“肇于《三百篇》”时就说：“人有形即有声，声音在文字之先，而文字必假声音以成。”他在另一处又说：“声音固在文字之先，而即文字求声音，则当以文字为定。”[47]这两句话着眼点不同，而大意是一致的。戴震早年所作《经考附录》谈及假借时也说：“凡六书之字，古人谓之名。名者，声为之也。既已声名之，从而为之字。……上古但有语言，未有文字，语言每多于文字，亦先于文字。”[48]钱大昕和戴震皆与段玉裁同时而为老辈，他们的意思和表述方式也都很相近，则先有声音后有文字的说法在乾嘉时期已相当流行。

实际上，早在明末，方以智（1611—1671）就发表过类似议论：“有声而义生焉。音心曰意，而用于形声，其事咸宜，其义乃显。”[49]方氏曾受金尼阁《西儒耳目资》一书影响，而《西儒耳目资》一书中有一段话，恰好可以和德里达对“言语中心主义”的阐释相印证：

问曰：先耳后目者何？答曰：言、字尝喻之，虽俱内理外生之孙，内意外生之子，惟言，兄也；字，弟也。盖内意者出于人外，必先于近则有言，而后及于远则有字。学者先会言，后习字。言者无所不有，未始厌野人之蛮；字则未能尽然，独爱处文人之地。此先后之序也。问曰：然。言、字之分，是矣。盖言有于有字之先，字有于有言之后。字之音韵，言也；言之笔画，字也。[50]

方以智“音心曰意”的论说，大概便从这段话中获得了启示。

方以智被四库馆臣视为开清人考证先河的人物，甚为推重。[51]不过，乾嘉学者又很少提及《通雅》一书。[52]因此，钱大昕、戴震、段玉裁等是否从方氏甚至金尼阁那里接受了这一观念，并无直接证据。唯清代汉学受到明末清初传入的西学影响是有可能的，尽管清人对此颇多讳饰。[53]不过，他们的差异也很明显。从表述方式看，钱、戴、段的言论极为相似，金尼阁和方以智的言论则更为接近。因此，钱大昕等人和金尼阁之间即使真有观念上的继承关系，也已经过不少转折，西方色彩极为稀薄了。并且，更重要的是，早在宋末元初，戴侗（1200—1285）的《六书通释》就明确提出：“夫文，生于声者也。有声而后形之以文。义与声俱立，非生于文也。”虽然清人对戴书的评价不高，但他大概是最早提出“文字之用莫博于谐声，莫变乎假借”，因而“因文以求义”不如“因声以求义”的人。[54]因此，乾嘉诸老受其影响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且二者表述方式也更为接近。故截至乾嘉时期，声义说至少应有两个源头，一个来自宋以后的《说文》研究，另一个受到明末传教士的影响，唯后者在彼时似已不彰。

20世纪初，这种说法愈发流行。钱玄同一篇介绍汉字发展过程的文章说：自形声字出现，“一切的东西，都可以有名目了。这是因为无论甚么事物，总有个意义，所以总可以有个字去配他作‘形’。一切事物，都是先有声音，才造文字，所以这字的声音叫甚么，就可以把一个同音先造的字去配他做‘声’”[55]。刘师培更将其运用到各种讨论中，如论汉宋家法时说：“上古之时，未造字形，先造字音。及言语易为文字，而每字之义咸起于右旁之声，故任举一字，闻其声即可知其义。……汉儒重口授，故重耳学；宋儒竞心得，故重眼学。汉儒知字义寄于字音，故说字以声为本；宋儒不明古韵（惟吴才老略知古韵），昧于义起于声之例，故说字以义为本而略于字音。”又如，其论文章流别时说：“上古之时，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有声音，然后有点画；有谣谚，然后有诗歌。……盖古人作诗，循天籁之自然，有音无字，故起源亦甚古。……厥后诗歌继兴，始著文字于竹帛。”[56]

不过，清末的言说绝非只是对前人的简单重复，而已混杂了西来观念。这在刘师培1903年的一篇文章中就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上古之时有语言而无文字，造字之初，象形为首；象形之初，起于图画。中国洪岩石刻、西人埃及古碑，皆此体也。及象形不能括两开之事物，于是以指事表之，若会意、形声，皆其后起者也。”郑樵以“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即象形、指事二体，字为会意、形声二体。使用拼音文字各国，“独体为声，即字母也”。中国语言的一字一音，“虽与西文不同，然独体者为象形、指事，则亦中国之字母也。以象形、指事为中文之字母，以会意、形声为中文之孳乳，此中国文字之本也”。把独体之“文”看作“字母”，显然是受到拼音文字启发的新见。唯刘氏所谓“字母”从文字的构造入手，并不限于声音，故把表形的会意字和被认为谐音的形声字放在一起。大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戴震、段玉裁、江声（1721—1799）、桂馥（1736—1805）等清代小学大家对六书的解释，“皆不若郑氏之确”。[57]

问题在于，此处既然主要就形体立论，何以先要重弹“上古之时有语言而无文字”的老调？一方面是前边所说的，这在刘师培脑海中似已成一思维“定式”；另一方面，这实际也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社会学知识。章太炎在《訄书》中说：

吾闻斯宾塞尔（今通译“斯宾塞”——笔者注）之言曰：有语言然后有文字。文字与绘画，故非有二也，皆昉乎营造宫室而有斯制。……顷之，以画图过繁，稍稍刻省，则马牛凫鹜，多以尾足相别而已，于是有墨西哥之象形文字。其后愈省，凡数十画者，杀而成一画，于是有埃及之象形字。凡象形字，其沟陌又为二：一以写体貌，一以借形为象……乃若夫人之姓氏，洲国山川之主名，主形者困穷，乃假同音之字以依托之，于是有谐声字，则西域字母根株于是矣。[58]

章太炎曾参与过斯宾塞文集的翻译，这段话与其译文几乎完全相同。[59]其时斯宾塞学说颇为风靡，刘师培亦屡称引之，“象形之初，起于图画”那段话便显然受其启示。

这一新说与旧学如此接近，使得人们很容易地就把它们衔接在一起。1901年，喜好西学的孙宝瑄说：乾隆时期的学者“钱溉亭与某人书，论及小学，谓：自古字书，多以形为主，吾欲创一字书，以声为主者。盖语言在文字之先，必有声而后有形也。可称卓见”[60]。孙虽与章太炎颇有交情，但朴学根柢不深，显然也不太熟悉清代小学的历史，“语言在文字之先”当是他从新书里学到的知识，故而才对钱氏极表钦佩。不过，对于很多近代学者来说，这两个来源不同的观念实际已经混杂在一起，很难区分开来了。

就本章的主题而言，清人绍介的斯宾塞学说是由两个因素构成的，一是语言先于文字，二是文字由图画变来，经过象形，进入拼音阶段。此观点无疑有助于强化传统语文研究本已存在的重声趋势，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令古人意想不到的新见。在其推动下，一个汉字训诂理论最终被用作欲图颠覆方块汉字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