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音字运动反对汉字的理由中，有一个建立在特定的文字观上：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汉字却是象形文字，不能满足记音需要，因而是低劣的（参看第一章）。[1]尽管如此，切音字运动者却没有推翻汉字的想法（参看第二章）。但这个观念本身就蕴含着一种颠覆性的力量，因而毫不奇怪，它也受到更加激进的汉语拼音化主张的青睐。这个观念无疑是西来的。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有一个著名论断：西方文化中一直存在一种“言语中心主义”倾向——在意义、声音、文字三者中，“言语与存在绝对贴近，言语与存在的意义绝对贴近，言语与意义的理想性绝对贴近”。文字是言语的记录，是“中介的中介”，“外在”于意义。[2]在此观念中，意义、声音、文字构成了层层推扩、一线传延的关系。[3]这和中国传统文字观存在极大差异。根据许慎的说法（参看第一章），文字源自对天地物象的摹写，字形显然比字音更重要。他当然没有排除声音的地位，不过，“依类象形”的“文”是“字”的基础，“字”又是“形声相益”的结果，故形体的重要性是声音难以比拟的。这样，西人极重视的“声”，只是汉字的认知要素之一；西人很少关注的“形”，在许慎那里却是首要的考虑对象。

汉字认知的这些特征建立在传统文化的观念基础之上。首先，在意义、声音和文字的关系上，中国同时存在两种意见。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的《法言·问神》篇云：“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这句话反过来也就意味着，书是用来达言的，言是用来达意的，这是与西人同的一面。同篇又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4]“言”与“书”似乎又都各自直接对应于“心”，意义可以分别通过语言与文字两条途径表现出来（前引宋育仁所谓“字之形所以绘出人心中之意”即文为“心画”之意。参看第三章），这是和西人异的一面。综合起来看，文字既是语言的记录，又可以不是语言的记录。[5]

其次，字形的优先地位与“象”的概念密不可分。[6]《周易·系辞上》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据此，“象”的特点，一是简要以驭繁，二是可见能达意，不为“言”所拘，这与前引扬雄言是相通的。又《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7]第一章引用过的许慎之言显然脱胎于此，却做了一处关键修改，将八卦和文字的发明联系了起来。[8]近代学者对此多有批评，以为八卦和文字无关。[9]但书阙有间，此事已无法搞清。比这重要的是，许慎的修改体现出什么样的观念？大概仍和“象”有关。不论是八卦还是文字，都可归入“象”，而许慎正是由此角度切入问题的。

许慎的话被广泛征引，成为20世纪之前最有影响的文字理论。[10]这又和中华文化传统中（特别是自两汉开始）重眼学胜于耳学的特点有关。宋人郑樵（1104—1162）曾云：“梵人尚音”，“华人尚文”；“华以目传”，“梵以口传”；“梵人别音，在音不在字，华人别字，在字不在音”。他甚至说：“今梵僧咒雨则雨应，咒龙则龙见，顷刻之间，随声变化。华僧虽学其声而无验者，实音声之道有未至也。”[11]类似说法还有很多。晚清以后，这一经验又因与欧美文化的接触再次得到强化。康有为说：“中国自有文字以来，皆以形为主”，外国字则“以声为主”；“盖中国用目，外国贵耳”。[12]汪康年也曾引用明人王鏊（1450—1524）《震泽长语》里的话：“梵人别音，在音不在字；华人别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有无穷之音，华有无穷之字。梵则音有妙义，而字无文采。华则字有变化，而音无锱铢。梵人长于音，所得从闻入。华人从见入，故以识字为贤。”这里的“梵”，对汪康年来说，也就是康有为所谓“外国”。而汪氏认为，这就是“近人欲改华字为字母之义”。[13]

这一倾向也对中国传统语文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王力（1900—1986）指出：“古人治‘小学’不是以语言为对象，而是以文字为对象的。”历代学者都不明白“文字本来只是语言的代用品。文字如果脱离了有声语言的关系，那就失去了文字的性质”，故一向“重形不重音”。[14]裘锡圭等人也说，在近代以前，研究者中“很少有人直接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绝大多数人不能正确处理语言和文字的关系。因此在‘小学’研究中形成了以文字统帅语言的局面”[15]。

唯汉字本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字音在传统语文理论中并未被忽视；相反，宋元以后，特别是有清一代，声音在小学中被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16]王力说，清人段玉裁（1735—1815）、王念孙（1744—1832）认识到“文字既是代表有声语言的”，同音甚至音近的文字，便“有同义的可能”。这在中国训诂学上是场“革命”。[17]丁邦新也说，现代学者“都知道文字只是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中相关的甚至相同的语词可能用不同的文字来记录。如果只看文字的话，就会泯灭许多形体无法表达的语词之间的关系”。但这是在西学影响下的结论，中国传统学者“都以文字形体的研究为其间架，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够跳出文字的范囿之外”。王念孙提出“以音求义，不限形体”，是“清代语文学研究的最大成就”。[18]胡奇光也指出：“从许慎到段玉裁，研究文字的角度已从文字学观点向语言学观点过渡，相应地，研究文字的主要方法也由就形以说音义转向就音以说形义。”[19]

以上诸家对“因声求义”说（以下简称声义说）都给予了极高评价，而他们的根据和主张汉语拼音化的人士有共同之处，都强调文字是语言的记号。显然，20世纪以来的中国语言学已深受西方“言语中心主义”的影响。[20]另外，若从线性发展的观念看，这一重耳学的倾向似乎又和清代小学存在一种传承关系。梁启超曾言，清人的音韵学研究，“其动机本起于考证古音，而愈推愈密，遂能穷极人类发音官能之构造，推出声音变化之公例。刘献廷著《新韵谱》，创字母，其书不传。近世治此学者，积多数人之讨论折衷，遂有注音字母之颁定”[21]。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化之间，存在根本性质的差异，但一间之隔，也不是不可逾越。事实上，不少提倡汉语拼音化的学者，同样热衷于援用清人的成果作为论据，其转折点就在“声音”上面。直到近年，日本学者小森阳一还在段玉裁那里发现了“彻头彻尾的声音中心主义或者说俗语中心主义”[22]。前述几位学者的表述更有节制，思维方式却如出一辙。自然，对于那些深信进化论的人来说，两者本来就应是统一的：清学的成果与西人的理论殊途同归，恰好证明了其正确性。

但进化论对现代学者而言已成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也常将我们的研究导向一个早已预定的答案。倘尽力回到历史本身，同样的现象便可能展示出另一种关系。本章试图摆脱进化论的思路，对汉语拼音化思想和清代小学“以声求义”说的关联做一探讨。当然，如同后文将要说明的，受到“言语中心主义”影响的中国学者未必就赞同汉语拼音化，但汉语拼音化运动无疑以最尖锐的方式反映了“言语中心主义”对现代中国的影响。不过，由于这一论题牵涉大量语言学专业知识，已远超笔者学力，不得不仰赖专业人士的既成著作。笔者的意图是把有关现象放到更广泛的文化变迁中，讨论一种“传统”如何成为“自我颠覆”的力量。这个过程并不是传统观念经过“辩证否定”而升华的过程，毋宁是新思想通过“继承”的方式“颠覆”旧思想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