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熙曾云，中国现代国语运动有两大口号：“当国语运动的第一期，那些运动家的宗旨，只在‘言文一致’，还不甚注意‘国语统一’。国语统一这个口号，乃是到了第二期才叫出来的。”[18]黎氏所云国语运动的第一期划在1900年以前，第二期划在1900—1911年，合起来也就是本章所谓“切音字运动”时期。这里需要略做辨析。整体来看，庚子年之前思考到语言统一问题的人的确不多，这一思想也远远没有作为一个“口号”被提出，更不要说引起一般人的关注了；但在庚子年之前，切音字运动者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国语统一”的重要性，有的人甚至同时将其和“言文一致”一起，列入切音字运动的目标。进一步说，从思想逻辑上看，“言文一致”口号对“言”的重视，已经将语言问题拉入人们的视野之中，也为“国语统一”的提出打下了基础。
早在1892年出版的《一目了然初阶》中，卢戆章已经提议：“以切音字与汉字并列，各依其土腔乡谈，通行于十九省各府州县。”与此同时，“又当以一腔为主脑”：
十九省之中，除广、福、台外，其余十六省大概属官话，而官话之最通行者莫如南腔。若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则十九省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之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无言也。而凡新报、告示、文件，以及著述书籍，一经发出，各省人等无不知悉，而官府吏民，亦可互相通晓，免费传供之枝节也。[19]
则卢氏实际主张一面推行方音切音字，一面以南京官话为标准（同时也就意味着以南京话切音字为“正字”），统一全国语言。
1898年，卢戆章的同乡林辂存上请推广切音字折时也提到：“倘以卢戆章所创闽音字学新书，正以京师官音，颁行海内，将见皇灵所及之地，无论蒙古、西藏、青海、伊犁，以及南洋数十岛国，凡华民散居处所，不数年间书可同文，言可同音。而且妇孺皆能知书，文学因而大启，是即合四海为一心，联万方为一气也，岂不懿哉？”[20]林、卢不同之处在于，卢氏以南京音为“正音”，林氏则主张以北京官音为“正音”（卢氏后来也改变了主张）。在推行步骤上，卢戆章把推广方音切音字放在第一步，再求以“正音”统一国语；林辂存则主张先确立北京话为准的，再将切音字推向各处，毕“书同文”“言同音”之功于一役。
抛开这些差异，卢、林二人均指出统一语言以抟聚民心的重要性，林氏更明确提出凡“皇灵所及之地”乃至“华民散居处所”均应教以“京师官音”，则其目标不仅是要提升民众的识字水平，也是要通过语言构筑民族认同。这里的“言同音”一语尤值注意。中国上层社会自来流通“雅言”“官话”一类“标准语”，且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不过其具体情形要复杂得多，参看第九章）。[21]顾炎武就曾说过：“五方之语虽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士而操一乡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至于著书作文，尤忌俚俗。《公羊》多齐言，《淮南》多楚语，若《易》传、《论语》何尝有一字哉。……是则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盖必自其发言始也。”[22]顾氏明确针对“天下之士”，不涉“匹夫之贱”，故尤为强调文“忌俚俗”，恰和切音字运动诸子的目标相反。然其提出“通天下”当“自发言始”，与国语统一的思路不无近似（参看第十章）。
大约甲午年、戊戌年之间，另一位福建士人高凤谦（1869—1936）也提出：“中国地大人众，而积弱至此”，主要就是“凡民识见污下，又无相亲相爱之意，故生齿日繁，而才士日少；壤土日辟，而畛域日分”的缘故，其根本原因又可以归结为“字与言离”。高氏认为，应“以天下之字使附于音，齐天下之音使归于一，然后能言之人无不能文”，庶“可以反三古之盛”。他对齐一语音的关注，与其个人经历有关。高氏自称“闽南鄙人，足不出户，于各省语言无所通晓”。他曾一度出省，发现“自出闽境，便为聋哑”，故于“回闽之后，深自怨艾，思稍涉猎京语。从朋辈中得《切音》一书，将其字母考究半日，略能上口。虽京语未通”，但以为“按字求音，颇复简易”。[23]高氏并未明言拼音方案和推行语言统一的具体步骤，然他同时注意到语言和文字两个方面的变革及其逻辑关联，思路和卢戆章、林辂存都有类似之处。
不过，语言本身就具有方域性，切音字既以音为准，同样免不了“畛域日分”。沈学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有曰：既天下方音不一，即有母子能切天下方音，欲观其属，知其语，除非生长其地、熟悉其言才好。”汉字象形，“虽写读难，而意义尚易判别”，故可通行东亚，以笔谈之。倘“用切音，虽欲求笔谈将不得”。但沈学根本认为此系“浅见”：“夫言语有方音，更有官话。方音宜一乡，官话宜一国。夫文字有元音，更有元义。元音切天下人音，元义切天下人义。元音元义，自可互用。文字之任，能载音载义已耳”，至其“通行与否，非文字之责也。安知无非常人出，括地球为一家，同文千古乎？”[24]沈氏这里说的“非常人”显然就是他自己，则其所作既包“元音”，又蓄“元义”，其书所示虽是吴音，原理却不被方域所限。唯细看其文，实不知其“元义”何指，又怎样“载”入“元音”中，则其解答有一半只是“写意”耳。
王炳耀也虑及“用文字十八省可通，拼切土音则彼此不达”的可能，但他认为：
中国土音各异，因所成之字，谐声者鲜，故十八省如十数国。倘以有义之字写土音，忽兼取义，忽独取音；若音不尽肖，则取其近者代之；且有无音可取者，每自造一字，而所造之字亦各不同；如是一句中之字，或有取义，或有取音，或有无音而自造者，其杂如此，似不若以有义之字归之文学，另立拼音之字拼写土音。二者分途而用，较为合宜。今用此拼音字，非不用文字，惟拼土音通行本省，后用北音成书。待铁路兴，各省学北音必易。斯时十八省如一省，斯诚一国也。[25]
将“土音各异”归咎于字不“谐声”，乃是后来汉语拼音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论点（参看第五章），但王氏此处未加详说，使人难以明其意旨所在。而细读此段可知，他实际承认，独用切音字确有可能造成十八省“彼此不达”。而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有两个要点，一是文字双轨制，二是将切音字的推行分为两步，即先学土音，继学北音，更辅以交通事业的发展，语言自然统一。可这就使其论述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逻辑漏洞：既然方音众多皆因字不“谐声”所致，保存“有义之字”，岂非治丝益棼？
就事论事，沈学和王炳耀的解答都不成功。这部分是因为，尽管早期的有些切音字运动者已经注意到“语言统一”的重要，但对他们来说，这一议题仍不及普及识字来得紧迫：不考虑语言统一，仍不害其为切音字运动；不考虑普及识字，切音字运动岂非无的放矢？事实上，中国长期以来有一个重“眼学”轻“耳学”的传统，对于文字和书面语言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对口头语言的关注（参看第四章、第九章）。[26]在1897年出版的《采风记》中，宋育仁（1858—1931）虽然也注意到，英国人“语言即文字，简易易知”，可是他认为拼音文字“便于直陈器数，难于曲达义理”。更进一步说，这种办法也只能限于方隅。书中所附《与英国麻博士议修各国通行字典说例》就明确指出：
五方之音不同，由于地气所限，又童而习之，至难更改，故古人但言同文，不言同音。文者，以形相别之字也。字之形所以绘出人心中之意。凡人出言，唇齿之音有异，而心中之意相同，故音则百里不同，意则环地球无异；音则数百年一变，意则千万年无改。因人之意，造字之形，认准此一字之形若何，便知此一字意云何。虽出诸口，其音不同，而入于目，则其意同达。今欲造通行文字，必须以形为主，一意造一形，一形为一字，一字读一音，所读之音，各随其方俗唇齿之便，不必强同，但须同用此文，览其文便能同其意。[27]
其后他更举日本人用汉文与中国人笔谈为例，而畅想到未来全球“同文”之可能。虽然类似的想法莱布尼茨就曾提出，但那也是受到汉字的启发；对于宋育仁所言，这种观点就更来自一个中国读书人的典型经验。
早期的切音字运动者虽然多是中国文化的“边缘人”（参看第一章、第二章），而且在这件事上的看法也和宋育仁恰好相反，可是他们仍然生活在此一重文轻语的文化环境中，自然无法逃避其价值取向的深刻影响。其实，尽管他们提倡切音成字，可那还是一种读写工具——说穿了，在他们的意向中，仍是以“识字”为先。在这里起作用的，仍是士大夫的习性。因此，尽管他们的论述已涉及普及识字和统一语言的先后次序、切音字在统一语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国语”的语音标准等问题，但并没有机会将其各种可能性彻底展开。直到庚子年以后，“国语统一”作为口号被正式提出，这两大思想之间的相互缠绕才日益凸显。
与普及识字一样，国语统一的思想也是外来的。1884年，花之安批评中国读书人缺乏学习语言的兴趣，故而教化亦不能推广：
今之中国，即云、贵、闽、浙等方言，十八省亦如十八国，亦鲜有全能通晓者，况异国乎？且如释教之流入中土如此其久，而梵音、梵字，亦绝无考究其音义者，况异国乎？至若广东之苗子，海南之黎人、瑶子，居中土千百来（原文如此——笔者注），终莫由使之归化，未尝非言语不通之咎也。窃以为起化之要，端藉乎言，如有能先学其语言，与之交通，继学其文字，与之习熟，而后与之讲道德、课人情，在异服异言者，彼知人不轻视于己，则气味相投，虽顽谗亦引为良善，感孚为较易耳。
他的主要意图是劝说中国人多学外语，但也顺便提示了统一语言的重要性，其中“十八省犹如十八国”一语，后来成为主张国语的人挂在嘴边上的口头禅；“起化之要，端藉乎言”，更与顾炎武所谓“通天下”当“自发言始”的意思相贯。况且花之安也确实提出了一套统一语言的具体方法：他建议“在上者”制订一部拼音法则（称之为“夹字之法”），“颁行每省，以正音为准”，使“各书塾熟习此法，相观而善”，即可渐收统一之效。[28]
不过，这些建议并未受到足够的关注。在整个19世纪晚期，中国人对此问题都只有零星议论。除了沈学、王炳耀、林辂存等人之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提出富国六法，其二为“铁路”，其益之一是“便于通言语，一风气”[29]，但也仅此而已。这个观念变得重要起来，是在新政时期。而中国人对它的接受过程，则可以吴汝纶的经历为一例证。1902年，吴氏前往日本考察教育。6月30日，他拜会了大学总长山川。山川告诉他：“凡国家之所以存立，以统一为第一要义。教育亦统一国家之一端，故欲谋国家之统一，当先谋教育之统一。”其要者有三：“（一）精神；（二）制度；（三）国语。”他在谈到国语问题时特别强调：“国语似与教育无直接之关系，然语言者，所以代表思想，语言不齐，思想因此亦多窒碍，而教育之精神，亦必大受其影响。此事于他国无甚重要，以贵国今日之情形视之，则宜大加改良，而得一整齐划一之道，则教育始易着手。”[30]从吴汝纶留下的考察记录看，这是他第一次在日本接触到“国语统一”这一观念。
与此同时，吴汝纶也逐渐注意到言文一致对提升国民识字率的重要性。7月25日，他致函日本国字改良部干事小岛一腾，感谢小岛所赠《言文一致》一书，谓：“吾国文字深邃，不能使妇孺通知，今学堂中均须研习外国公学，无暇讲求汉文。执事此书，大可携回敝国，与教育家商酌改用，使国中妇孺知文，即国民教育进步也。”[31]9月23日，吴汝纶在致土屋伯毅的信中再次提及此一问题：
惠书论贵国以五十音施之初级教育，其进步之速以此；欲令敝国采用此简便之物，以达教育速奏之效；至“中流以上居百中之一，不可以教育百中之一之方施之九十九人之众”，可谓片言居要。某近颇筹思普通施教，不宜过高。国人王某，曾为省笔字……可以赅尽敝国之音，学之数日可明。拟以此法传之敝国，以为初级教育，庶几所谓九十九人者皆得识字知书，渐开智慧，是亦与来教之旨暗合者。[32]
此处所谓“省笔字”即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该书第一版于1901年在日本出版，故吴氏很可能在那里获见此书，而他与小岛一腾和土屋伯毅的交流恐怕是一重要机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封信中，吴氏对王照字母的看重，主要还是在其有利于普及教育这方面。至于“统一语言”一节，虽经山川提醒，但此时他似乎尚无亲切体认。这一点，看他在几天后和日本著名教育家伊泽修二（1851—1917）的会面就可以知道。
据现存笔录，伊泽提醒吴汝纶：“欲养成国民爱国心，须有以统一之。统一维何？语言是也。语言之不一，公同之不便，团体之多碍，种种为害，不可悉数。察贵国今日之时势，统一语言，尤其亟亟者。”这和山川的意思完全一样。但吴氏此时仍颇表疑虑，问道：“统一语言，诚哉其急！然学堂中科目已嫌其多，复增一科，其如之何？”显然，后边的才是重点，前一句不过是客气而已。对此，伊泽修二果断表示：“宁弃他科而增国语。”他指出：“前世纪人犹不知国语之为重，知其为重者，犹今世纪之新发明，为其足以助团体之凝结，增长爱国心也。”他还以德国与奥匈帝国为例子，表示一国语言统一即“强盛”，不统一则“紊乱”。吴汝纶这才茅塞顿开：“语言之急宜统一，诚深切著明矣。敝国知之者少，尚视为不急之务，尤恐习之者大费时日也。”伊泽云：“苟使朝廷剀切诰诫，以示语言统一之急，著为法令，谁不遵从！尊意‘大费时日’一节，正不必虑。”[33]
吴汝纶壬寅年九月初七日（1902年10月8日）的日记记载，“访伊泽修二……谆谆以国语一致为统一社会之要。且谓：‘外国语尚欲学，喑者尚教之言，安得畏难！’其言颇有英气”[34]，殆即此次会晤也。如是，则吴汝纶向土屋伯毅提到王照字母的时间当在此之前。吴氏对统一语言重要性的认识远不及对教育普及意义的认识来得那么迅捷。不过，伊泽的谈话显然很成功，吴氏对其“英气”印象甚深，他的谈话使吴汝纶顿改昔见。就在与伊泽谈话四天之后，吴汝纶写信给张百熙，推荐王照的“省笔字书”，除了表彰它便于妇孺学习读写之外（参看第一章），还专门指出：“此音尽是京城声口，尤可使天下语音一律。今教育名家，率谓一国之民，不可使语音参差不通，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吾若效之，则省笔字不可不仿办矣。”[35]此论兼顾普及识字和统一语言两个方面，对后者的强调至少不比前者为少。其中“国民团体最要之义”云云，直接照搬伊泽原话，再次证明此次会谈对吴氏触动之深。
吴汝纶是个留意时务的人，思想甚新。他说中国人对统一语言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乃是实录。1902年春，《外交报》转载了一篇“英传教士利君”综论中国语文的演说，其中以大量篇幅谈到语言统一问题，如谓“中国语言，至为错杂，然通计民数，操官话者有四分之三”，“中国将来铁路大通，彼此交涉更繁，焉有不尽人而操官话者乎？”[36]可是，《外交报》编者在文末所下按语中所强调的乃是“自尊国语”的重要性——这个“国语”，就是“中国语”，不是“标准语”。[37]按语对语言统一问题几未涉及，大约正是“视为不急之务”的缘故。
1904年，正在办《安徽白话报》的陈独秀（1879—1942）用“三爱”的笔名，发表了一篇宣扬国语教育的论说，其开篇就道：“现在各国的蒙小学堂里，顶要紧的功课，就是‘国语教育’”，也“就是教本国的话。我说出这话来，列位必定好笑，以为只有人学外国话，那里有人本国话还不会说，也要到学堂里去学的道理呢”。吸引了读者的眼球之后，陈独秀接下来详细论述了国语教育的两大意义——一是俗话教学，二是统一国语，并强调后一意义尤为重要：中国地方既大，方言又多，“十八省的人，十八样话。一省里各州县的说，又是各不相同”。见了本国人“和见了外国人一样，那里还有同国亲爱的意思呢？”因此中国“若是再不重国语”，又“还成个什么国度呢？”[38]其实，“本国话”如官话也是需要学习的，对国人来说，这并不完全是个陌生观念（参看第十章）。但问题是，是否要学官话，在20世纪之前，主要视个人需求而定；但是根据陈独秀这里的描述，国语教育成为学堂里的正式功课，带有相当程度的强迫色彩，当时确乎令一般人听来“好笑”了。
不过，其时形势已经有所改变。据黄炎培（1878—1965）回忆，蔡元培在南洋公学任教期间（1901年9月至1902年12月），“以方言非一般人通晓”，就曾令学生学习国语。[39]1904年2月，天津青年会在《大公报》上发布广告，宣布开设一所夜馆，讲授内容除了英文、法文、德文、日文之外，也有官话。[40]在天津这种京畿腹地都有传授官话的机构，其“髦得合时”，可想而知。1907年，浙江宁波各学堂教师以“各操其乡音以授课，诸多不便”，有设立国语研究会的提议。[41]同年，温州瑞安中学堂校长孙诒让（1848—1908）更聘请专门教习，明令教员每日“就学京话一小时”。[42]孙氏是当世大儒，此举的示范作用不容低估。温州绅士张棡（1860—1942）宣统二年（1910）十一月初十日的日记曾记录下鲜活的一幕：
永嘉林玉麟锡年大令于九点钟到中学堂演说。……其宗旨在于学堂宜注重官音，而温州土腔尤与官音隔阂，不实行练习，必至学生毕业入高等、京师大学言语不通，种种窒碍，即作教员于客地，而口音不对，无以唤起学生之兴味，亦难久任教席。因自述从前初入仕途时吃言语之亏等不少，反复引申，言言中肯，听者无不击掌。……林君演毕，继由曹志旦先生登台演说，谓言语不通即不能合群，不合群何以兴国，说到亡国之惨，声泪俱下，听者亦交相击掌，时演毕已十二点钟。[43]
讲者“声泪俱下”，听者“交相击掌”，场面之热烈，可想而知。
其时有关国语统一的言论到处传播，在爱国志士中受到广泛欢迎，亦有不少人试验各种推广之法。比如，田廷俊除了编订切音字方案外，另著《正音新法》一书，呈送学部审查。[44]虽未知其详，想来还是要利用切音字的。1910年11月6日，《大公报》为庆祝出版3000号，向社会征文，列出八道选题，其中就有一道“论统一国语之方法”。[45]显然，至少在《大公报》的编者看来，“统一国语”已从宣传阶段进入实行阶段了。而各界应征者亦众。《大公报》从中选出若干篇，在11月、12月连续刊登，颇为醒目。至于新兴的出版商，更是乘势推出多种国语教科书。[46]
官方对此问题也重视起来。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高等小学堂要学习“通行之官话”。[47]其后不久颁布的《新定学务纲要》更要求“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48]。1908年，御史谢远涵（1874—1950）奏称，中国文字艰深，“方音复杂”，“文语”不易推广。“现立宪预备，以简易识字为要图，海内人士亦多研究其法，然别立字母，以音统字，其创造最工者不过在发音，并只能网罗各处方音而已”，不能通行全国。他提出，“欲推广教育，不宜专注意于文字，并宜注意于语言”，建议学部限定若干“通行必要之字”，编成小学国语教科书，以求语言文字“渐相融合”，不唯普及识字，亦能“统一方言”：只需“将书中所有之字通列为表，使各省人就其方音之中合本字之京音者，分注于下；无其音者，则用两字合音之法，务使儿童每习一字，兼知此字之京音为何，异日出游四方，就其所素习而道之，当不至大相悬远”。[49]1909年，学部决定进一步推广国语，不但令“各项学堂”都“添设国语”，还设立了官话研究所，又编订官话书籍以作各省宣讲之用。[50]1911年，出使义国大臣吴宗濂（1856—1933）又递折建议“设立国语专科学堂”。[51]锣鼓渐密，热闹一时。
如前所述，山川和伊泽修二对吴汝纶讲说国语统一的重要性，均瞩目于其抟聚民心的功能。而其时外国人常谓中国民心涣散，无爱国观念，列强欲“瓜分”中国的消息又不断传出，国家分裂在即，人心惶惑，国语统一既有此功效，当然迅速流行。细看此一时期的有关言论，只有个别论述从国语对个人益处的角度立论，大多数阐释都集中在凝聚国家意识方面。1904年《大公报》发表的一篇来稿提出：一国之中，“治以同一之法律，颁以同一之正朔，服以同一之衣冠，则其人民之感情宜若彼此相吸集，相团结，相捍卫，不致如兄弟胡越，同室之陌路者”，从来国家“皆不能外此通例也”。中国则不然，“虽受之于中央政府者事事同一，而独其感情上南北分党，胡越不亲。合全国区划虽为十八行省，而就其感情团体上言之，直与十八国无异。呜呼，以人种相同、历史相同之民族，何其彼此乖违以至于此？虽原因复杂，不可缕指，而国语不能一致，殆亦最大之病原也”。该文作者强调，“我中国设一旦瓜分之祸见诸实行，则全部人民分隶于各国范围之内，于此再欲其结集同胞，以图恢复，则前此之休戚既漠不相关，后此之感情岂遂??合无间乎”[52]，清楚提示了现实的政治压力在国语运动中起到的推动作用。
1905年4月，《东方杂志》转载的上海《新闻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不但“语言文字歧而为二”，“即语言与语言，亦限以地理而各异；文字与文字，亦限以家派而各异”。所谓“文字与文字”之异，指的是不同学术流派如汉学与宋学对于经文的解释之争，与本书主题有关的是语言与语言之异：
齐语登得，楚语於菟，犹曰春秋列国分疆，自为风气也。秦汉以后，国势统一，乡音各别。顾亭林曰：君子通天下之志，始自发言。则知我国语言不待世界交通之日，而早当知所变计。今以闽、粤之人与吴、楚之人语，词气钩棘，已不相通，何论幽燕，何论山陕？呜呼，以语言不合之人而欲其结合团体，共谋公益，虽有智者，从何借手？[53]
1910年，曾经担任北京拼音官话书社编辑员的庆福等在上资政院请推广官话字母的说帖中也说：“夫语言必须一致，理由至多。如各省常备军临有战事时抽调编制，审判员各省人互用及组织议院等事，必须语言一致。”然此“犹其小焉者也。关系最重者，其在感情乎不洽，何有团体”。举例来说，山东、山西俱邻直隶，“而山东人与畿辅人联合营业，农工商贾，无微不入。居处言笑，如无省界”，山西人就不然。“推求其故，惟言语一小异一大异为之也。”又如，“苏常淮徐同省也，而淮徐人对北省人情意较对苏常人反似加亲，亦言语为之也。而各省胥视乎此矣”。说帖还引用了江谦之言：“岂有合言语不通情意不达之部落而得为同胞者？”[54]
这样，“国语统一”遂被赋予了打破“各各独立之社会”以使人民“相吸集，相团结，相捍卫”的使命。1906年，有人在《中外日报》上提出：“语言合一，为固结民心最要之原质。中国不欲合群则已，欲实行合群，则必谋所以统一国语。盖语言互异，则交通为难，感情乌有？”[55]名报人林万里（1874—1926）也说：“国语统一，为教育统一之基础。秦越肥瘠，相视漠然，则于国民感情联络上为必要矣。泽潞魏博，屡致哄争，则于军国主义实行上为必要矣。”同时，这对促进“言文一致”也非常重要。盖“语言既一，则文言一致之基成，而士乃得以其余力治他之学艺矣。……如是，则国民智识无偏锢之忧，精神无泛散之形，斯统一之效可奏也”。[56]
这些言论集中在国语对融洽国民“感情”的作用上，其内在理路依然是“声入心通”。何凤华等云：“夫国人所赖以相通相结者，语言也。言不类则心易疑，此涣散之本也。”[57]1910年，美国传教士丁义华（Edward Waite Thwing，1868—？）也提出，中国要实现“联合”，“第一件当设法使国中的言语划一，以便交接来往”。中国方言太多。“言为心之声，言语既然不同，彼此的心气怎能合一呢？所以当先要划一言语。”[58]丁义华是个“中国通”，此处使用“言为心声”一词作为“言语划一”的理由，可说是“声入心通”的另一种表述。如果说切音字运动相对更偏重于“开民智”方面，国语统一运动则更偏重于“淑民情”，不过它们的基本假设并无二致。这样，“声入心通”便把时人关注的“民智”与“民情”两个层面联为一体，而现代国民的形象则是联结的核心所在。
前边讲过，统一语言的考虑原本就存在于切音字运动之中，唯地位尚不及普及识字，而自吴汝纶之后，论者明确将之并列为切音字运动的两大任务。1904年，直隶学务处在对何凤华等呈文的批复中说，“字母之利，大端有二，一则可为教育普及之基，一则可为语言统一之助”[59]，大约就直接来自吴汝纶。顾奎在1906年注意到，其时思想界喊得最响的四个口号是：“开通民智”，“改良社会”，“合一语言”，“普及教育”。[60]其中至少有三个与语言文字直接有关，而两大目标赫然在焉。1906年，卢戆章推出北京官话版的切音字教科书，也说切音字有两大益处：一为“统一语言，以结团体也”，二为“语言文字合一，以普及教育也”。[61]须知他在1892年虽也提到语言统一问题，但主旨还是着眼于普及识字，这里则不但把“统一语言”正式提为切音字目标之一，且列为首位，显然是根据思想界的新潮流所做的调整。
这里也涉及一个官话的标准音问题。一般认为，明清时期所谓“官话”有南北之别。学术界此前大都认为自明代以来的官话皆以北音为正，但目前也有不少学者主张，清朝才开始出现南音渐弱、北音渐强的情形，北音成为正统已经是19世纪中叶之后的事了。更有学者强调，直到20世纪初，“官话”一词才基本上特指“北京官话”。[62]不过无论如何，在这一时期，北京官话已经占据上风，而国语统一观念的提出，使其地位得到大幅提升。吴汝纶等特别提到王照的字母是“京城声口”，就是一例。《大公报》上论国语统一的文章也说，各地人民各有自己的语言，“孰肯舍己从人，曲为迁就？”好在各种方言中“最通行者莫如说官话，况京师为一国之首都，而其地语言又为各省游宦者之所共习，此其普及之力较诸各省语言最易为功”。日本便以“东京语言为通行之语”，中国以官话统一国语，“殆亦师其成例也”。[63]杨琼、李文治亦云：“今欲托文字于音韵，务使全国同声，则不得不使之统一。惟京师之音，阴平、阳平不相悬绝，促声之高正与四准相符。考音者，惟以直隶省之音为主，俾二十四行省皆折衷于此，固统一声音之要法耶。”[64]前已讲过，卢戆章最早是主张以南京官话统一全国语言的，后来却改用北京官话，大约正受到此流行见解的影响（进一步的讨论，参看第七章）。
不过，“国语统一”口号的提出，也使得切音字运动中隐伏的一些内部冲突显现出来。吴汝纶和直隶学务处等强调切音字可以同时兼收普及教育和统一语音的功效，是特指王照的官话字母而言的，方音切音字显然不能同时做到这一点，因而也就不得不面临在二者之中以何为先的选择。这原本也是卢戆章、王炳耀等都遇到过的问题，但彼时“国语统一”尚被视为“不急之务”，甚至切音字本身也只是引起了一小部分新学之士的关注，故此问题并未明朗化。20世纪初，随着切音字和国语统一都吸引大批参与者而真正发展成为一场“运动”，二者之间既有交集又有歧异的错落关系也逐渐被揭开来，引发了众多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