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边讲过，切音字运动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运动的提倡者们拥有一套“言文合一”的文字观，而这又是和他们对“声音”的认知联系在一起的：相较于文字，声音是“天然”的、“自然”的，因而也被认为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参看第一章）。另外，声音的“天然性”与“自然性”也使其最能直接打动人心。苏易指出：“古者语言文字相去不远，故虽妇人小子，声入心通，不待甚学而解。”[1]王炳耀则说，他写的《拼音字谱》“书出口之音，运之入心。不由耳而由目，使目见者即明；犹以口宣言，使耳闻者即达。声入心通，别无难义也”[2]。二人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声入心通”一词，绝非偶然，因为这四个字最简要地概括了切音字运动的理论前提。这一点，他们的对手也非常清楚。1908年《中外日报》上发表的一篇反对切音字的文章就说：“所谓拼音得字，声入心通者，亦唯天地人物、眼前诸名物字则然耳。若夫动词、助词、动静字之形容词以及语助词、嗟叹词，一切种种，则非讲贯不可。”文章作者还特意在文中加了一个小注：“诸家造作简字者，皆侈言曾试教其家人妇子，莫不声入心通，数日而能读写，以是为易于推行之证。”[3]看来，切音字运动诸子喜言“声入心通”，也已被当时不少人所留意到。

声音可以直达人的心灵，其力量之大，可想而知。陈虬在温州新字瓯文学堂的演说中就提出：

天地间声音的作用狠多，现在统没有人替他发达起来，如那光学、汽（气）学、电学一般，只好先用他来治国治病。这话说起来，似乎有些稀奇，不知道古人听见乐声，就晓得那朝那国的治乱兴衰。这宗道理，是有人听过的。说那音可治病，未免有些不信，那晓得上古祝由遗编禁咒，都载在黄帝造的医书《内经》里头呢！还有一件，古人药（藥）字从草从乐（樂），岂不是一个绝妙佐证么？[4]

这段发挥与造字其实没什么关系，而陈虬津津不已，正可看出声音在他心中所具有的那种神妙功能。不过，他是中医出身，此处又举《黄帝内经》作据，绝非信口胡言。[5]实际上，“声入心通”的确有其医学上的认知基础：我们在《黄帝内经·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中就可以读到“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6]这样的句子。当然，近人用此四字，显然已与其本义相去甚远。但此一观念源远流长，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自然更便于接受。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些论者是有意识地采纳这几个字，相反，他们很可能是在不自觉中使用了这个习语，以理解和表达此一崭新的观念。

陈虬发挥“音学”旨趣，是把各种不同来源的知识混在一起，而这也是其时新学家们的共同特质。热衷于切音字的叶瀚（1861—1936）便试图运用佛教术语和生理解剖学知识，解释象形字和切音字在学习难易上的差别。他告诉孙宝瑄：“象形不若切音之速达于脑而易记，盖耳根去脑近，眼根去脑远。象形以目治，切音以耳治也。”[7]这是典型的臆说。不过，关键不在于他的推论是否能够成立，而在于他这段话的语气表明，耳学易而眼学难，已经成为一个无须证实的定论，所需要的只是解释其道理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声音”的注意绝非切音字运动的独家特色，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勃兴的整个“声音文化”的共同取向。所谓声音文化，我这里特指一系列围绕着声音和口头表达形成的文化现象。其中既包括宣讲、演说、辩论、国语、无线电播音、大合唱乃至喊口号等用口头形式传播的文化，也包括切音字、白话文、速记、注音字母、标语以至标点符号等以“文言一致”为目标的书面文化，同时，学术界对方言、民谣、戏剧等“口头传统”的兴趣日益增长，展开了系统性的调查与整理工作，也可以归入其中。这些文化形式中，有一部分（辩论、切音字、速记、口号等）基本可谓新生事物，也有一部分（宣讲、国语、白话文）在不同程度上乃是一些早已存在的文化现象在社会新环境下的改造或凸显。它们已经与传统的形式有了相当大的差异，在思想言说中的地位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提升，揭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和社会中一个新取向的出现。[8]

实际上，“声入心通”四个字可以算是整个“声音文化”的起点，几乎无所不在。比如，1905年《大公报》上一篇鼓动演说的时评说：“如今最于开通风气有力量的，就是演说。因为演说一道，对著众人发明真理，听的入在耳朵里，印在脑子上，可以永久不忘。日子长了，可以把人的心思见解变化过来。”[9]“入在耳朵里，印在脑子上”，不就是“声入心通”的直译吗？又如，1922年12月，时任总统的黎元洪（1864—1928）这样描述世界语的功效：“凡国际之交涉，商务之贸迁，学问之研究，行旅之往来，皆须声入心通，始可推行尽利。”[10]再如，黎锦熙谈及注音字母时说：“仅仅知道字母的人，依着字旁的注音读书报，‘声入心通’，本是极经济的一种神法。”[11]显然，“声入心通”是将所有这些相异的面相贯穿在一起的一条红线。

“声入心通”背后所隐藏的假设是，声音才是进入人心的最佳渠道，面对下层民众，尤其如此。因此，在上述两类声音文化中，“口头文化”乃是核心。但是，演说、宣讲等毕竟是面对面的交流形式，受制于特定的时空范围，且“话语权”操于演说者之手，听众离不开讲说者，无法做到“无师自通”，显然是被动的。切音字运动者则是要向民众提供一种化被动为主动的书写和阅读工具，步子较演说等迈得更大。他们反复强调只要掌握了切音之法，也就获得了自学能力，相对更倾向于以“下流社会”为本位。且就“开民智”这一总体目标而言，上引诸文的作者也只是强调以“声教”济“文教”之穷，则“声教”乃不得已而为之，使人民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始终是更根本的追求。

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切音字、白话文既是以“声音”为本，也就必然受到“口头文化”的影响。这里边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何处理方言和方音问题。一般说来，在通用语言尚未广泛流通的情形下，要与下层社会的民众“发生交涉”，势必要使用普通人民熟悉的方言。1906年《南洋日日官报》上一篇指导教学法的文章说，“大凡教人，总要学生心里真能明白，真能仿照先生所教而自为之”，这样，便“最好是本地人做先生”。[12]这就是取方言才易为当地人所知晓之意。教学如此，演说、宣讲何独不然？切音字既然强调“言文合一”，则为方便普通民众接受起见，其所切合者自然以方音为佳。在此思路指导下，其时出现了大量方音切音字方案。

这一点仍可从附录的一览表中看出。这35种方案里，除了拼音标准不详的6种外，其余大略可分（南方）方音、官话音和韵书三类。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谓“官话音”均指北京官话音。“韵书”类著作则不以某一地语音为准，意在提供一套全国各地皆可通用的语音方案。就意在“通用”而言，其与官话方案的取向相类。但既“通用”，同时也就意味着它是可以拼写方音的。例如，郑东湖方案就号称“无论何省均可使用”[13]，可知其心中是想及此点的。杨琼、李文治方案更号称汉音、洋音皆备，“此可知中声之无所不含也”[14]，则已不仅包囊中国，也涵括“万国”了。不过，就我们的主题而言，只需注意，此类方案和专门针对某一特定地区而制订的方言方案是不同的。

唯所谓方音方案也并不尽是为拼切方音所用。比如，沈学的著作原为英文，题为Universal System（《天下公字》），中文改题《盛世元音》，号称能“译天下音义”[15]。这均可看出他心中的理想并不限于一方，和杨琼、李文治所说是同一意思。事实上，对不少制订方音方案的人来说，这也仅仅是推行切音字的一个步骤，其长远目标仍是全国通用（详后）。我们在附表中之所以把这些方案归入方音类，主要是按照有关著作的实际拼音标准来定的，基本限定在操作层面上。

抛开相对模糊的“韵书”方案，附录的表中方音类方案占13种（卢戆章的第二套方案虽有泉州、漳州、福州、广州音，但以北京音为主，未计入），接近一半。不过，动态地看，方音方案明显呈现走下坡路趋势：到1907年，方音切音字方案累计已达12种（同上），但在1908—1910年出版的9套方案中，方音方案仅有1种，官话音方案却陡增至6种（其中黄虚白的2套方案乃是一年之内出版的，如果只算1种，则还有5种），可谓后来居上。

方音方案和官话音方案此消彼长，部分和切音字作者籍贯的变化有关。戊戌年前切音字的作者均为南方人，除了长期为官的蔡锡勇采用官话音外，其余均采用方音标准。盖南方各地方言和官话系统差异较大，方音切音字是为便于南方地区民众识字而设。实际上，这也是历史上传教士制作拼音文字所针对的主要区域，而早期的切音字创制者大抵出自这些地区。庚子年以后，北方人注意到这一问题者增多，王照、刘孟扬、马体乾是直隶人，黄虚白是河南人，他们的加入自然会使官话音方案陡增。

不过这也不能完全解释这一现象，实际上，也有一些官话音方案并不出于北方人之手。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个。一是力捷三的第二套方案。倪海曙引罗常培的话说，此方案是力捷三在其1896年出版的第一套方案《闽腔快字》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16]而第一套方案又不过是蔡锡勇方案的闽音版。力氏其时鉴于“闽俗土音，与正音迥不相侔，自形隔阂”，虽有蔡锡勇的“快字正音，惜闽人未获窥其堂奥”[17]，故将蔡书按闽音重新改造。但六年之后，力氏又将闽腔改为官话，一往一复，颇值玩味。另一个是卢戆章1906年出版的第二套方案。这个方案以北京官话音为主而附有泉州等方音版本，较之他第一套的纯方音方案改变甚大。这当然有可能只是“操作顺序”设计造成的结果（即先推行方音版，再推行官音版），但更重要的，恐怕和庚子年以后“国语统一”思潮的涌现及由此导致的北京官话地位的提升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