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霍夫曼斯塔尔长达三十余年的创作，可以从以下五方面概括其文学世界的特征：

就文学体裁而言，霍夫曼斯塔尔在戏剧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不仅从独幕诗体剧扩展为多幕悲剧，重新创作古希腊著名悲剧，而且探索试验性质的舞剧（哑剧和芭蕾剧）形式。这些新锐尝试和艰巨努力为他晚期的政治剧和宗教剧、歌剧和轻歌剧脚本创作以及与作曲家施特劳斯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霍夫曼斯塔尔的文学世界往往具有时空距离，也就是说，作品情节被披上历史外套。例如，文艺复兴和古希腊时期，发生在异域文化氛围，如阿拉伯世界。借古喻今是霍夫曼斯塔尔将深沉隐藏在表面的重要创作手法。故事情节发生在过往和异地，这一间接表现看似委婉和隐晦之辞，实则可以通过历史借镜更逼真清晰地显现关于同时代的肖像，情节的当前有效性恰恰证明故事在时间竖轴上的古今恒常，从而更具普遍性。

霍夫曼斯塔尔的文学世界常常取材于世界文学宝库，所挪用的故事蓝本既有古希腊著名悲剧、阿拉伯童话故事，也有同时代作家的作品，不一而足，可谓源于世界各国文化。对霍夫曼斯塔尔来说，最重要的显然不是故事素材的原创性，而是人与事在文化横轴上的共同性与共通处。他在创作题材上的“寄生性”基于他对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品的理解：正因为已有“言”在先，他的创作必须在语言上更加千锤百炼，这对作家来说意味着更大的挑战，而且，互文性这一背景能激励他在情节构思和人物塑造时写出新意。这还可在更广泛意义上理解为他对世界文学的虔敬态度，即他将自己的创作植根于超越时空界限的文化与文学文脉之中，作品的互文性是他与其他作者——无论古今或他国——的对话努力。

霍夫曼斯塔尔的文学世界贯穿对语言的反思。这既指《一封信》中对概念语言的怀疑和排斥，也涉及他关于身体语言（舞蹈）表现力的思考和探索。与此相关的是霍夫曼斯塔尔创作时对图画描述、信函等其他文类的戏仿，他所从事的体裁跨界游戏，所达到的边界模糊、似是而非效果。这些尝试的表面下隐藏着作者对文学虚构性的充分认识。作品中还屡屡表现出作家与（女性）人物一定程度的认同，两者的互为镜像也属于作者排演的虚构游戏。

霍夫曼斯塔尔的文学世界贯穿对个体际遇的关注，尤其关涉其生命状态、幸福求索。这在早期作品中表现为两相对照的格局，并充满突变戏剧性和辩证哲思。第一是人物布局上的鲜明对比，如提香与其弟子、商人之子与其三位仆人、克劳迪奥与三位死者、《田园牧歌》和《窗中女人》里截然对立的夫妻形象、山女王与祖母形象、艾勒克特拉与其弟弟；第二是感知状态的骤然翻转，如《途中幸福》和《少年与蜘蛛》中主人公从幸福陶醉跌落到痛苦深渊或关于痛苦的深切认识，《一封信》里钱多斯在语言危机的精神沉顿状态中体会瞬间启悟，克劳迪奥由抗拒死神转为将之尊奉成生命之师；第三是文本结构上的前后对比，如《两幅画》、《第672夜童话》和《少年与蜘蛛》；第四是空间方案上的强烈反差，这一对比是对不同生存方式的隐喻，如提香别墅与威尼斯城市、商人之子的夏季别墅与城市、《艾勒克特拉》中的皇宫之内与之外、《窗中女人》里的窗外与室内、《法伦矿井》中的地底世界与矿井主家。在黑白对立的两极塑造中还有对立面互相转化的辩证关系。例如，《两幅画》中画作内容的相辅相成，《愚者与死神》里的生死辩证。

一方面，霍夫曼斯塔尔在早期作品中对唯美主义痛下针砭，对这一生命误区做出诊断并塑造出解决之道。例如，针对唯美者远离生存的是艺术家的创造性存在，治愈唯美者的道德亏欠的是人的社会性（束缚住和被束缚）。社会性这一元素在他的创作中占据越来越重的分量，在《无影女人》里，关于婚姻与幸福的求索增加了孩子这一元素作为婚姻的基石，从人的社会性重新定义人之存在，三位一体的方案拓展和丰富了早期作品中的二元对立模式。《法伦矿井》中非此即彼的状态可以化为《无影女人》里的既此也彼，《田园牧歌》和《窗中女人》里爱情与婚姻的分野——对丈夫暴力的控诉和对婚姻机制的鞭笞——被引向婚姻幸福的重新缔结。另一方面，霍夫曼斯塔尔在中晚期的悲剧和舞剧创作中将个体置于更为艰窘的处境，在《艾勒克特拉》和《俄狄浦斯与斯芬克斯》里，父亲、母亲与孩子所处的家庭共同体被摧毁，主人公面对生存的严重断裂，婚姻与死亡变得密不可分。舞剧《陌生女孩》和《斯基罗斯岛上的阿喀琉斯》同样展现出人生存状态的二律背反，命运与个体、本真与生存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中，实现生命的价值与尊严意味着牺牲生命。由于坚守是真，转变是生，个体在这两者之间的夹缝中谋求实现生命之真义，往往舍身取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