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勒克特拉不能摆脱充满痛苦的回忆，治愈过去的伤口；痛苦的巨大尺度和无处不在左右着她的当下存在。回忆与复仇的意志伴随着强烈的憎恨情感。她在憎恨和哀悼这些负面**中不断感受痛苦，从事绝对的自我牺牲。这一牺牲过程瓦解着她原有的性别和阶层身份（女性和公主）。她的回忆是尼采所说的一再“反刍”——没有新的食物，缺乏对当前现实的经验。因此，复仇完成后，她无法再活下去，只有面临死亡。这一无前景的结局是霍夫曼斯塔尔在构想这部悲剧之初即已确定的，他在1904年回顾道：“剧终也马上出现：即她不再能继续活下去；故事结束时，她的生命和内脏都必须倾颓，就像荆棘鸟，它在让雌鸟受孕后，带着授精的尖刺，内脏和生命同时倾颓。”（RA Ⅲ 452）

艾勒克特拉通过动物比喻来诋毁人的**，霍夫曼斯塔尔在此则采用荆棘鸟的**画面来比喻生殖与亡命/牺牲之间的关联。作者的这一自我阐释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就时间而言，艾勒克特拉经年累月的漫长牺牲与荆棘鸟的**事件形成反差；第二，雄鸟的生殖场景与剧中对艾勒克特拉的刻画截然相反。她在想象中是被亡父所派的仇恨新郎所凌辱的对象，必须弃绝女性存在，包括受孕分娩，在此却被调换为雄鸟授精的形象。这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作者试图通过比喻画面掩盖剧作里的男性暴力。性与死亡的紧密联系在此被淡化和合理化为在自然界所观察到的生物学法则。

霍夫曼斯塔尔挖掘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神话作为悲剧蓝本，显然不是旨在重扬古希腊的和谐之美，而是为了塑造现代主体的形象。同时代的文学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讥讽霍夫曼斯塔尔是“从事改编的作者，拔去动物尸首的尊贵毛皮，以便在其中安葬可疑的尸体”[1]，作者自己也说，他的创作意图“完全缺乏虔敬，希望作品对我们时代的人产生影响”（RA Ⅲ 309）。为此，他在对神话的重新塑造中聚焦于个体的极度痛苦，将神话故事转化为心灵戏剧。霍夫曼斯塔尔相信，他的新作“对于将来的读者肯定会十分明显地带有其创作时期——20世纪初——的特征。[…]在我看来，古希腊人物仿佛永恒的容器，代代新作家总可以在里面盛装新的灵魂内容。”（RA Ⅲ 376）

1900年世纪之交，以心理分析和文化史为基础的关于两性差异的话语成为新的知识焦点，心理分析的新知识所引发的文化危机充分展现于女性身体与心灵。女性成为科学研究——尤其是歇斯底里研究——的客体，同时是备受艺术和文学青睐的塑造对象。作家以此建构关于性欲与性别的美学新方案，由此可以看出世纪之交关于性别角色和两性权力结构的愿望形态。

艾勒克特拉通过想象的性暴力获知父亲被杀的真正原因，这一知识对她的身心状态造成深远影响。她失去羞耻感，所想所言尽是血雨腥风或肉欲横流，从而突破社会规范所制约的女性形象，打破女性谈性的禁忌。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男性知识霸权受到新知识女性的篡权威胁，作者采用两个策略钳制这一角色：第一，艾勒克特拉获取男性知识的方式是通过想象的身体被施暴，这一知识是被强加的；第二，她虽心知肚明父亲被杀的原因，却不能做出复仇行动，只能扮演悼亡者角色，被限制于传统性别角色分配。这就造成她的生命意义终止于复仇的完成；伴随着母亲的死亡，她的生命走至终点。对于这一创作方案所蕴含的悖谬，学者温特尔（Hans-Gerd Winter）剖析道：

作者当然试图通过赋予艾勒克特拉受苦者和牺牲者角色来平衡她最深的威胁性和毁灭性。这样，读者或观众所感到的不寒而栗可以掺杂进欣赏和同情。通过这些感情冲突，霍夫曼斯塔尔最终得以造就崇高印象。[2]

艾勒克特拉的形象对于霍夫曼斯塔尔创作的划时代意义体现于她的承受痛苦和自我牺牲。这一生存态度与霍夫曼斯塔尔先前作品中的人物——如《第672夜童话》里的商人之子和《法伦矿井》里的埃利斯——的逃离生活截然相反：“艾勒克特拉不逃遁。”[3]《愚者与死神》中的克劳迪奥在死亡时刻所明白的生命真谛，即束缚和被束缚，是艾勒克特拉以悲剧方式实践的生命原则。在《提香之死》中，众弟子对现实生活的遥想画面——“迷醉、折磨/憎恨、精神、鲜血”（GD Ⅰ 147） ——成为艾勒克特拉的生命写照。生存恐怖侵入她的生命，谋杀与**、血与床的紧密关联反映出存在的苦痛和冲突。她执着坚守而又备受逼迫的自我在牺牲过程中经历痛苦之地狱：“读者的印象是，个体人性被还原为受苦的自然物，被妖魔力量主宰。”[4]霍夫曼斯塔尔在1899年塑造的角色埃利斯否定所有情感的价值，抹杀痛苦与愉悦之间的差异，在艾勒克特拉这一新世纪的女性形象中，痛苦则被赋予崇高的光彩。人的内在与尊严在痛苦经验中得到奠定和印证。同时代文学家凯斯勒尔指出：“我认为《艾勒克特拉》与别的悲剧不一样。这部作品首次尝试将人的整个内心浓缩于一个悲剧性时刻，也就是说展示心灵的横截面，也包含所有的生理暗层。”[5]在等待与守候之间，艾勒克特拉的痛苦成为生命的基本图式。

在剧作《俄狄浦斯与斯芬克斯》中，父亲、母亲、孩子所组成的家庭整体首先因父亲企图杀死儿子遭到损害，最终因儿子的弑父娶母被彻底摧毁。在直系血亲关系中，三位家庭成员处于魔力三角形中，每一位都成为他者的加害者和牺牲品：

只有在此，它[这三角形]意指真正矛盾的张力区域，打开戏剧的情节空间在此敞开。它在此象征着近乎于悖谬的命运纠结，这一纠结将主要人物之间最紧密的自然共同体关系颠倒为最为痛苦的对立。[6]

[1] Karl Kraus：Die Fackel.Mai/1912.S.349.

[2] Hans-Gerd Winter：Mythos und Liebestod in Hofmannsthal Opernlibretti ?Elektra“und ?Ariadne auf Naxos“.In：Mythos und Krise in der deutschsprachigen Literatur des 19.und 20.Jahrhunderts.Hg.v.Bogdan Mirtschev.Dresden，2004.S.187.

[3] William H.Rey：Weltentzweiung und Weltvers?hnung in Hofmannsthals griechischen Dramen.Philadelphia，1962.S.59.

[4] Grete Schaeder：Die Gestalten.Berlin，1933.S.80.

[5] 摘自凯斯勒尔1907年12月7日的日记。转引自：Psychoanalyse in der literarischen Moderne.Eine Dokumentation.Band 1.Einleitung.Wiener Moderne.Hg.v.Thomas Anz/Oliver Pfohlmann.Marburg，2006.S.109。

[6] William H.Rey：Weltentzweiung und Weltvers?hnung in Hofmannsthals griechischen Dramen.1962.S.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