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载光阴荏苒，在社会科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会研究）里算得上漫长。不仅社会发生了变化，学术程序也是如此。单单因为代际继替本身，就一定会发生某种学科变化，因为每一代年轻学人都必然会开凿新的适合自身的地盘，以求有别于前辈，而他们的开凿所针对的材料必然就是老旧学科本身。因此就有了风格和词汇的流变，就有了主导范式的转换。米尔斯在著书立说的时候，乃至整个（20世纪）60年代，管理性研究都是一门朝阳行业。有鉴于此，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单挑它出来重点关注，也重点抨击。处在“冷战”的阴霾之中，“抽象经验主义”不仅对公司企业有用，对政府机关也是如此。但钱总会花完，对于政府资助的规划和米尔斯所称“自由主义实用取向”的信心也会消散。因此，今日之“抽象经验主义”已经不再像米尔斯那时那般声望隆盛。无独有偶，今天会让他暗自好笑的“宏大理论”就更可能是米歇尔·福柯，而不是塔尔科特·帕森斯。在20世纪50年代的结构功能主义里几乎什么都不是的权力，在福柯这里几乎成了一切。
凡此种种，使得人们愈发惊奇地看到，值此千年之交，《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的绝大部分说法依然像以往一样确凿有效，并且十分必要。40年前，米尔斯确认了社会学的主要趋向，其切入角度今日观之依然大体有理有据：“一套科层技术，靠方法论上的矫揉造作来禁止社会探究，以晦涩玄虚的概念来充塞这类研究，或者只操心脱离具有公共相关性的议题的枝节问题，把研究搞得琐碎不堪。”[25]他在捍卫社会学的崇高宗旨时所指出的缺陷，今日依然如故：文学、艺术与批评在相当程度上未能将智识上的明晰带入社会生活。[26]政治灵薄狱（limbo）的感觉又一次成为可能。按照米尔斯的描述，在西方世界，“可以肯定……有两桩关键政治事实：能吸引人的合法化往往缺失，大众漠然盛行于世”[27] 。“富裕”尽管分配不均（今天的不平等程度远甚于1959年），却再一次呈现为对于所有社会问题的万能解决之道。不幸的是，米尔斯的这些宣示已经证明基本上预言成真。
不过，40年毕竟是40年，比米尔斯自己的成年时光还要长。社会变迁实实在在，他的见解也需要与时俱进，这并不令人奇怪。首先，米尔斯关注的是隐含的权威，为人所默认，被面纱遮掩，因此并不被当作公共生活中的争论议题。在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国，大家稀里糊涂地混日子，势力强大的公司企业彼此抱团，并未遇到有说服力的批判（回想一下，《社会学的想象力》问世之后一年多，艾森豪威尔才呼吁世人警惕“军事—工业综合体”的权力）。左派形同虚设，右派更执迷于共产主义的危险，而不是机构集权化所导致的权力侵夺。不仅如此，国内富裕，国际“冷战”，形成了笼罩一切的融合，而整体人口在相当程度上都满足于这种状况。当政府权力四处扩张，筑造州际高速公路，融资城郊住区，资助研究型大学，反对的人也是寥寥无几。反观今日，各式各样的权威更有可能遭到质疑、嘲笑和蔑视，而非隐然不可见。“冷战”不再能用来作为政府权力的辩护理据。由于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激变，以及无法阻断地迷恋于通过商品实现人身解放，造成对于几乎所有制度/机构和传统，从政府部门、工商企业、劳工阶级、大众传媒到专业群体都不予尊重，并且已成常态。剩下的政治信仰就是尊奉有关市场的神话体系，这种制度与其说是一套牢固的结构，不如说是一团神秘的气氛，因为它代表着许多局部性制度的共存，包括各种政府优待与补贴。从某种意义上讲，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也是反建制的，即罗伯特·贝拉及其同行们所称的“表现型个人主义”（expressive individualism）。[28]历经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罗纳德·里根的当选后，对于米尔斯原本力求克服的自由主义实用取向的信念业已大大失色，因为政府行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合法性，除非当治安行动和监禁成为争论议题，或者地方政治拨款[29]有待大量拨付。
同样，今天已经不再能说“大量私人不安就这么得不到明确阐述”[30]。恰恰相反，在美国，奇怪地同时存在着对于绝大多数社会安排都安心自得，与对于它们普遍感到焦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作为复数的多种焦虑，因为五花八门的不满与疏离并没有围绕着单一的冲突轴线汇聚一处。“不适与漠然……构成了当代美国社会的社会风气和个人倾向。”[31]就此而言，它们与许多弥散的对立并存，各类利益群体和标签迅猛滋生，美国人相信，他们可以通过指认这些来为自己的困扰负责。对于保守派来说，要指认的是自由派媒体、世俗人文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爱国主义的崩溃或自以为是的少数族群；对于自由派来说，要指认的是保守派媒体、卷土重来的资本、种族主义或右翼基金会资助的市场意识形态；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要指认的是父权制/男权制（patriarchy）；而对于后者立场上的人来说，要指认的则是女性主义。《社会学的想象力》刊行之时，公共示威游行还是非同寻常，极不和谐。要搁在今天，它们可是寻常之事，甚至落了俗套。政治情感的表达已经走向职业化，借助意见动员技术来组织。20世纪60年代的动**已经成功响应了米尔斯的呼吁，将私人困扰转变成了公共议题，但也往往被扭曲成“人造草皮”[32]和“草根领袖”（grass-tops）之类的伪运动。
米尔斯对于民主参与的复兴满怀希望，但他并没有充分估计到，美国人对于获取并使用消费品所投入的热情会如此高涨。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民主社会里的大多数人会在为市场生产的商品的迅猛增长中找到满足，甚至找到临时替代的一种或一组身份认同。米尔斯低估了这种趋势的程度。他眼中的美国还靠着工作伦理这一清教威慑在抵挡着享乐主义。不过，他的确提前呈现了或许是自己最强劲的对手丹尼尔·贝尔的一个令人瞩目的观点：在公司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新教伦理）获取与（通过享乐伦理）开销之间的张力居于核心位置。[33] 其实，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仅是有钱可花，或者愿意借钱来花，而且还把这种休闲找乐的精神疏导到了技术上的各种新奇玩意儿上。并且，他也率先研究了流行文化的制度化趋势。《权力精英》中讨论名人的那一章，就体现了对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名人的兴起的研究，这是社会学史上最初的主要思路之一。
这让我想到了1959年之后的另一场转型，即传媒的日益普及。除了过去习惯说的大众传媒，即单一的共同发送器将其信号播送给千百万台接收器外，由电视、广播、杂志、游戏、互联网、随身听等共同组成的整个充满动量、彼此增益的混乱世界，将跨国集团与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小聚落相关联，以参差多样的方式渗透着日常体验，总之是占据了公共关注的相当大的比重。这场转型还在进行之中，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崭新应用，这一点米尔斯很清楚（他计划写一部书探讨“文化机器”，由于英年早逝，结果胎死腹中）。他要是置身流行文化的汪洋大海，看到私人生活的语言已经如何渗透到公共价值的冲突之中，就像克林顿政府时期各种国民政治文化的冲撞，充斥着忏悔、“相互依赖”和“感同身受”之类的语言，想来会被吓到，不过不会惊讶。在这个意义上，米尔斯的话依然成立：“不仅有许多私人困扰，而且有许多重大公共议题，都被从‘精神病学’的角度来描述。”[34] 时至今日，讨论“精神病学”已经不太可能采用精神分析的术语，而更可能使用自助、十二步疗法（twelve-step programs）、忏悔之类的语言，就像电视脱口秀那样。纵然如此，这也不是米尔斯所谓将私人困扰转换成公共议题的用意所在，而更像是误入歧途。
对于种族这个聚讼不已的核心问题，米尔斯对其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运用得并不充分。他本人憎恨种族歧视，但尽管他经历了民权运动的早期岁月，对于种族在美国生活中的动态发展，他却令人惊讶地甚少着墨。他对民权运动里的学生们倒是有兴趣，但只是将其视为全球范围内步入历史舞台的许多年轻知识分子群体之一，至于种族认同如何塑造并扭曲了人们的生活机会，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今天，在美国的社会结构和话语中，种族已经变得如此凸显，有时甚至湮没了其他相与竞争的力量。自米尔斯去世以来，其他非关阶级的身份认同维度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长，作为等级量表区分出各类特权和机会，作为棱镜折射着现实，反射着美国人（以及其他人）用来看世界的光线。生理性别与性态（sex and sexuality）、宗教以及地域等，是今天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必须考虑的一些其他因素，并且是核心要素。事实上，自20世纪50年代以降，社会学已经取得的进展恰恰出现在这些地方：分析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gender）的动态变化、种族与族群性的动态变化。而其中有些正是受到了米尔斯本人的呼吁的激励，就是将私人困扰理解为了公共议题。
最后，当代文化中有一桩事实令人好奇：不仅在政治言说中，而且在日常谈话里，社会学的语言在许多方面已经变成一类寻常元素，尽管说往往在形式上档次有所降低。借助笼统含混的文化那种乏味的讽刺笔法，给短暂即逝的事件加上点儿社会学的注释，现在已经成了通俗新闻报道中的惯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社会学成功进入学院课程体系的某种致敬。记者和编辑们都上过课，学习分析谈话。他们不再自信地觉得，即使没有专业技能，他们也能把握社会变迁的主要轮廓。[35] 可结果却是，无论在学院中，在广告机构和政治顾问的幕后工作中，还是在大众沟通和传媒中，社会学的想象力都由于成功而反倒显得浅薄轻浮。在今天，没有任何一部商业电影、游戏或电视剧集在获得成功后，不会有评论蹦出来，诉诸当代的种种“张力”和“不安定”，来“说明”其何以成功。企业雇用顾问，靠着对社会趋势的草率解读，来预测或塑造需求。就连我本人，也经常被要求用社会学的黑话来做出诸如此类的占卜。我观测着传媒对于那种由专家发布、看似蛮有道理的逸闻的嗜好，如何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愈演愈烈，成为传统消遣版面的主打。同属某类型的两部电影骤然热映，或者某款新游戏、时装、术语或候选人瞬时走红，究竟意味着什么？在媒体上，小秀一下社会学角度的理解，已经成了趋势分析中可以接受的元素，最终几乎成了必不可少的步骤，能为报道提供担保，纵然担保并无理据，也证明其煞是严肃，胜过粉丝闲聊。文化研究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状况。在那里，昙花一现的流行现象被提升地位，成了值得长篇大论地考察的研究对象。[36]流行社会学（pop sociology）是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淡化版（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lite），是营养的快餐版，是往时代的商业大潮里滴洒圣水，是将深刻犀利变成浅薄轻浮。
米尔斯不仅在诉求社会学的想象力，他还出色地践行了它。即使是戴维·里斯曼这样审慎的批评者，认为米尔斯所刻画的白领劳工未免过于阴郁，面目单一，却也承认他所刻画的景象富有洞见，他所践行的研究理据确凿。[37]就算他的生命戛然而止，他的大多数研究的生命力也胜过了与他同期的其他任何批评家。在社会学中，在社会批判中，乃至于在艰难但必需的关联这两者的努力中，他所发出的声音都是振聋发聩，不可或缺。他是一位不知疲倦、全心投入、充满魅力的道德家，探求重大的问题，开掘知识分子生命的内涵。他的著述如同清风使人振奋，往往还仿佛疾风令人激越，即使你读到不赞成他的地方也会有此感受。你一读再读，感到遭遇了超出自己既有常识的挑战，吁求自己最出色的思考，最高等的评判。对于这样一位属于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不可能再有比这更高的赞誉。
[1] 托德·吉特林是纽约大学文化、新闻与社会学教授，著有《60年代：希望岁月中的狂野时日》（The Sixties：Years of Hope，Days of Rage，Bantam）、《共同梦想的黄昏：文化战争何以倾覆了美国》（The Twilight of Common Dreams：Why America Is Wracked by Culture Wars ，Metropolitan/Henry Holt）以及小说《牺牲》（Sacrifice ，Metropolitan/Henry Holt）。本跋部分内容曾以不同形式见于Todd Gitlin，“C. Wright Mills，Free Radical”，New Labor Forum ，Fall 1999。
[2] 我特意选用了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意识形态的终结：论50年代政治观念的衰微》中不为人注目的副标题中的一个词。Daniel Bell，The End of Ideology：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 ，New York：Free Press，1960.
[3] 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运动的主要代表。前身为学生争取工业民主联盟所属的一个学生组织。成员主要是白人大学生。旨在通过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建立一个摆脱贫困、愚昧和非人道状态的没有战争与剥削的自由民主社会。1962年在密歇根州休伦港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海顿为同盟主席，并通过由他起草的《休伦港宣言》为同盟纲领。宣言指出，尽管大多数美国人生活优裕，但社会贫困与利润积累同样迅速，而罪魁祸首则是军事—工业综合体，它影响着美国的外交和国防，把国家引向战争，牺牲了公民的自由和社会福利。——译注
[4] 此人即贝勒（A. A. Berle， Jr.），也是大力宣扬现代企业中管理方已经从股东那里夺取控制权的观点的干将。贝勒是《现代企业与私有产权》（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1932）有影响力的合著者，其关于企业良知的观点曾遭到米尔斯的抨击［Mills，The Power Elit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第125页注、第126页注］。对于那些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来说，即将到来的辩论甚至更像是一场最后摊牌。
[5] 引自米尔斯1957年秋天写的一篇致“达瓦里希”（Tovarich，即俄语的“同志”——译注）的文章，这是他想象中的一位典型的苏联人物。C. Wright Mills：Letters and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C. 赖特·米尔斯：信函与自传材料辑录》），edited by Kathryn Mills with Pamela Mills，ms.p.276.我要感谢凯瑟琳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的娜奥米·施奈德（Naomi Schneider）允许我阅读并引用即将于2000年出版的此书书稿。
[6] Mills to “Tovarich”，C. Wright Mills ，ms.p.30.
[7] Mills to “Tovarich”，C. Wright Mills ，ms.p.278.
[8] Mills to “Tovarich”，C. Wright Mills ，ms.p.279.
[9] 米尔斯“达瓦里希”笔记本中1960年6月的笔记，in C. Wright Mills ，ms.p.340.
[10] 卡米洛（Camelot），相传为英国传奇人物阿瑟王宫廷所在地，以追求正义、勇敢的他为首的“圆桌骑士”是一群见义勇为的神话英雄。后借指人间乐园。20世纪60年代初期，此词被借用来作为肯尼迪政府的美称，后来随着肯尼迪政府一度引起的希望的幻灭，此词带上了讽刺作盛世文章之徒的意味。——译注
[11] “新边疆”（New Frontier）：1960年7月，肯尼迪在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演说中提出“新边疆”的口号。1961年就任后制定“新边疆”的施政纲领。内政方面，实施长期赤字财政政策、制订太空探索和登月计划、实施老年医疗保险，提出解决种族隔离的民权法等。外交方面，推行称霸世界的全球灵活反应战略，建立“和平队”，制造古巴猪湾事件，加强对拉美的控制，提出“宏图计划”，试图将西欧纳入以美国为主体的大西洋共同体之中。——译注
[12] Mills，The Causes of World War Three ，New York：Ballantine，1958，1960，pp.185-186.
[13] Mills to 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November 7，1944，C. Wright Mills ，ms.pp.83-84.感谢基金会，他赢得了资助。该款针对的是一项耐人寻味的研究主题：当社会学正逐渐僵化，囿于米尔斯正确抨击的那种套路，它是怎样未曾彻底僵化的。这使得该学科领域的领军人物们有可能对米尔斯高看三分，认真考虑他的申请，至少欣赏其早期工作，虽说日后对他敬而远之。
[14] Mills to Harvey and Bette Swados，November 3，1956，in ms.，p.241.
[15] 参见里斯曼为1961年版写的序：Riesman with Nathan Glazer and Reuel Denny，The Lonely Crowd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pp.xlii-xliii.
[16]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225.
[17]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p.18n.
[18]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p.33.
[19] 有关“理论阶级”（Theory Class）所隐含的政治问题，我已经在《社会学为谁？批判为谁？》一文中做了详细讨论，参见“Sociology for Whom？Criticism for Whom？”，in Herbert J. Gans ed.，Sociology in America ，Newbury Park，CA：Sage Publications，1990，pp.214-226.
[20]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p.133.
[21] The Marxists ，New York：Dell，1962，p.12.着重格式为米尔斯所加。
[22]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p.192.
[23] 参见《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出色的一章“论理性与自由”，in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pp.165-176.
[24]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p.166.
[25]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p.20.
[26]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p.18.
[27]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p.41.
[28] Robert N. Bellah et al.，Habits of the Heart：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Harper & Row，1985.
[29] “local pork barrels”，指为了竞选拉票等政治目的而给予地方项目资助拨款的政治分肥。——译注
[30]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p.12.
[31]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pp.12-13.
[32] 所谓“人造草皮”（astroturf），原为著名的阿斯特罗人工草皮品牌名。现指表面看似基于草根的公民团体，其实主要是由企业、产业工会、政治利益集团或公关公司构想出来并/或提供资助。——译注
[33] Bell，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Basic，1976.之所以说米尔斯预见到了这一重要的主张，例证不少，其中之一参见The Power Elit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6，2000，p.384。贝尔写过一篇文章，严厉批评《权力精英》（以“美国有没有统治阶级？关于《权力精英》的再思考”为题重刊，作为《意识形态的终结》的第三章），正确地指责米尔斯淡化了新政（推行新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是民主党人——译注）与共和党政府之间的差别，但又抨击他过于强调作为暴力的权力——可那是在20世纪中叶！而米尔斯则在1958年12月2日致函汉斯·格特，对“贝尔先生的论点”不屑一顾，说自己不打算自降身份公开回应（C. Wright Mills ，ms.p.299）。这太糟糕了，因为贝尔的绝大多数论点原本可以给予直接而有说服力的驳斥。
[34]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p.12.
[35] 有关社会学术语的通俗化，参见Dennis H. Wrong，“The Influence of Sociological Ideas on American Culture”（《社会学观念对于美国文化的影响》），in Herbert J. Gans ed.，Sociology in America ，Newbury Park，CA：Sage Publications，1990，pp.19-30.
[36] 参见Todd Gitlin，“The Anti-Political Politics of Cultural Studies”，in Marjorie Ferguson and Peter Golding eds.，Cultural Studies in Question ，Newbury Park，CA：Sage，1997，pp.25-38.
[37] Riesman，review of White Colla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6（1951），pp.513-515.米尔斯的“中层权力”这个概念（middle levels of power），乃是直接针对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的“否决群体”（veto groups）。不过，尽管他俩存在分析上的差异，但里斯曼是热诚的反国家主义者，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积极介入和平运动，这与米尔斯对权力精英的疑虑就有了诸多交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