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机会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样子的美国社会学。”早在1944年，米尔斯在填一份古根海姆基金申请表时，就有胆子这么写。[13]他告诉基金会，自己为意见刊物和一些“小杂志”写稿，因为他们采纳正确的话题，“甚至更多的是因为我希望去除自己身上那股羸弱残缺的学院文风，培养一种明智通达的方式，让现代社会科学与非专业化的公众相沟通”。那一年，这位特立独行者只有28岁，就已经希望这样来自我说明了。这位自由写作的政治人希望与能讲道理的公众站到一边，但不会放任公众实施那种令人窒息的遵从，作为赢得其支持的代价。一方面是通俗易懂，他乐于通过这种手法来推广自己的观念；另一方面是对于过一种自由的生活的欲望，而这是不可化约的。米尔斯明白这两方面之间的差别，因为（到了40岁，他在一封信里写道）“骨子里看，系统地看，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14] 。

话说回来，他并不是什么老派的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当然，他也不是什么智识上的蠢汉。他尊崇严谨，渴慕治学技艺的崇高天职，对严肃的批评意见通常毫不畏惧，乐于做出回应，喜欢直截了当的论战的那种粗粝与混乱。是技艺而不是方法论，这差别至关紧要。方法论宛如尸僵（rigor mortis），刻板生硬，陈腐固化，成了玄秘难解的统计技术，被如此盲目崇拜，乃至于研究中真正的要害反倒显得黯淡无光。而技艺是工作起来要尊重材料，明确目标，并且对学术生活的起伏跌宕与攸关利害有敏锐的体察。技艺同样具备严谨，但严谨不能确保具备技艺。要灵活掌握技艺，不仅需要技术性的知识和逻辑，还需要有普遍的好奇心，文艺复兴般广博的技能，以及对于历史和文化的熟稔。说到底，是技艺精巧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而不是过度精致化的方法论，产生出20世纪50年代另一场浩大的社会学复兴，产生出戴维·里斯曼的《孤独的人群》。这部探讨国民性的杰作材料丰富，洞见迭出，虽然里斯曼本人后来收回了其中的主要“理论”假设，但该书的价值还在长久延续。里斯曼原本在书中主张，S型人口曲线说明了从传统性格转向内向引导性格再转向他人引导性格的趋势。[15]

米尔斯影响力最持久的著作《社会学的想象力》最后有一篇附论，即《论治学之道》，所有的研究生都该读读，因为它与其说是一部按部就班的说明书，不如说是学术工作这场探险历程的备忘录。而《论治学之道》的文末又以这样的话作结（碰巧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是把这段话打在一张索引卡片上，贴在我的打字机边上，希望能秉持这样的精神生活）：

你在完成任何工作之前，都要把它引向一项持续不断的核心任务，就是理解你自己身处的这个时代，即20世纪下半叶人类社会这个令人恐惧却也令人赞叹的世界，它的结构与趋向，它的形貌与意涵，无论这种关联有时会多么间接。[16]

这是面向黯淡的社会学的某种使命！

就像《孤独的人群》一样，米尔斯的主要著作，如《权力新贵》（The New Men of Power ，1948）、《白领》（White Collar ，1951）和《权力精英》（The Power Elite ，1956），其创作动机都不是方法，也不是理论，而是一些宏大的话题，不过，在背后推动的也有一种探险精神。［米尔斯是如此远离社会学的主导趋向，以至于他更喜欢用“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这个术语，而不是“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17]做一位社会学家，就应当终其整个职业生涯，尽心尽力，去填补那一整幅社会图景。这样的要求应当不像今天看来如此扎眼。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米尔斯雄辩地抨击了主流社会学的两股主导趋向，一是“宏大理论”的那种夸夸其谈，一是“抽象经验主义”的那种边角零碎。今日观之，他看待这些问题的角度依然十分切要，生动鲜活（有时甚至煞是有趣），一如40年前，或许还平添了几分风采，因为社会学已经在米尔斯所描述的沟槽里越陷越深。那么多后现代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女性主义者纷纷加入此前的理论显贵行列，保持着他们那种“无用的高贵”（useless heights）[18]，宣称他们那些优雅舞步和精致表演，那些既像苦行又像**的机械操练，那些平民主义的鼓噪欢呼，那些政治上的一厢情愿，乃至整个妄自尊大的姿态，都是非常有用也十分严肃的事情。看着这一切，米尔斯想必会暗自好笑。他不会把“理论”看作对于不负责任的权力的严重打击。我想他会认识到，矫揉造作的“理论”只是一种囿于阶级的意识形态，属于某种你不妨称为“新阶级”的集团，有待批判，正好像他早已揭露的那种管理意识形态：抽象经验主义者在其研究团队中做着学术上的附加作业，以补充企业和政府科层部门。我想他还会认识到，“理论”在学术上的那些宏大诉求，在政治上的那些虚张声势，属于某种列宁主义的预设，也是一种危险的预设，即学院人肩负着无可替代的崇高使命，仿佛他们一旦理顺了自己的“理论”，就将向一个翘首以待的世界昭告，并觉得自己已经大功告成。[19]

当然，米尔斯自己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不仅是他自己的使命，而且是一般而言的知识分子、具体来说的社会科学家的使命。指引他所为之献身的学术工作的是一种忠诚（fidelity），马克斯·韦伯称之为“天职”/“蒙召”（calling），即“vocation”这个词的原初意涵：受到一种声音的召唤。这并不是说米尔斯［他曾与汉斯·格特（Hans Gerth）合编过英语世界第一部重要的韦伯文集］赞同韦伯在其有关研究主题的两篇名文中做出的“作为天职的学术”和“作为天职的政治”必须无情分开的结论。根本不是这样。米尔斯认为，问题应当来自价值观，但答案不应该与后者捆绑。这是一个关键差别！如果研究的结果让你感到不爽，那确实很糟糕。但他还认为，好的社会科学一旦进入公开场合，促成公共讨论，就会变成好的政治。他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抱持积极行动立场的思想生活观，固然有部分原因在于性情使然，他可不是一个能把事情就这么撂下的人，但也是出于逻辑推论和排除其他选项，因为如果知识分子都不打算去破除思想上的阻障，那还有谁会呢？

对于米尔斯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反问句。基于曾经是他博士论文研究主题的杜威式实用主义的精神，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实验给出解答，这样的答案将结合对于经验本身的反思，在实际生活中渐次展开。而他在十年工作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你一直在寻求融合理性与权力，至少是潜在的权力，那么只有诉诸知识分子，除此别无他法。米尔斯在他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陆续撰成的书中，细致梳理了可以得到的塑造历史的人的材料，包括《权力新贵》中的劳工，《白领》中的中产阶级，以及《权力精英》中顶层机构里的首脑们。劳工没能顶住结构性改革的挑战，白领雇员倍感困惑，无望取胜，而权力精英则是不负责任。米尔斯（部分通过排除法）得出结论：知识分子，也只有知识分子，有机会通过艰辛努力，施展理性。由于他们有能力在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如此的时候，通过探讨社会问题来展现理性，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当然有责任在探讨某个问题时，努力“探讨战略干预点，即寻找据此维持或改变结构的‘杠杆’，并对那些有能力干预却没有这么做的人做出评估”[20]。

就像他在《马克思主义者》里所写的那样，一种政治哲学不仅要包括对社会的分析，以及有关社会如何运行的一套理论，还必须有“一种伦理学，即对于各种理念的阐述”。[21]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应当明确表述自己的价值观念，并严谨思考相互对立的各种立场。还可以推出，研究工作应当辅之以直白的写作，这就意味着要启迪并动员他追随约翰·杜威（John Dewey）所称的“公众”。用米尔斯的话来说，“社会科学在民主体制里担当的教育角色和政治角色，就是帮助教化并维持合格的公众与个体，让他们能够发展出有关个人与社会的现实的充分界定，并依此生存，循此行事”[22] 。

理性是很重要的，或者说达成理性是有可能的，哪怕只是作为一种依稀的目标，或许我们永远无法企及，但终归能以渐近线的方式不断趋近。对于上述立场，米尔斯并没有抱以愤世嫉俗的态度，其程度如今看来似乎存有争议。相反，他的笔下谈到启蒙时，不带有一丝嘲笑。[23]他怀着后现代时代之前的那种严谨提出，在20世纪中叶，启蒙状况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有了太多的启蒙，而是我们的启蒙远远不够，悲剧在于，蕴含在科学研究、工商计算和政府规划等形式中的技术合理性，赢得了普遍的跪伏，这是一种完美的伪装，掩盖了重大的疏失。而政经两界的科层化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讲求合理性的众生男女的民主自治（这是在重述韦伯的重大发现：制度的合理性不断增加，助长了个体自由的减损，至少是使其不再增长）。而民主的前景也同样遭到破坏，其具体方式米尔斯直至去世时仍在努力探寻。这是因为，面对那些“欠发达”国家渐次登上世界舞台的态势，西方世界应对得很拙劣，而无论是自由主义（大体上已经退化为“自由主义实用取向”的技术），还是马克思主义（大体上已经退化为给专制统治提供合理化辩护的盲从学说），都没能回应这些国家的迫切需求。他写道：“我们的主要取向，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几乎已经垮台，不再能够充分说明世界，说明我们自身。”[24] 此言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