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1]

一

即便接下来这句话读起来像是一种矛盾修辞法，我也要说，C. 赖特·米尔斯是20世纪下半叶最激越人心的社会学家；考虑到他45岁就英年早逝，而且主要作品都完成于短短十年多的时间之内，他的成就更加令人瞩目。对于竭力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找到意义所系的政治同龄人来说，米尔斯就是一位激进主义的带头骑士。但他也集成了诸多悖论，而这正是其魅力的一部分，无论他的读者是否能自觉地调和这些悖论。他是激进传统的激进纠偏者，是对社会学课程满腹牢骚的社会学家，是屡屡质疑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是既倡导个体手艺也呼吁民众行动的辩护士，是深怀绝望的乐观主义者，是充满干劲的悲观主义者，一言以蔽之，他才智过人，热力四射，情怀深沉，格局宏阔，兼以上述诸般矛盾，似乎警示着他那个时代道德上和政治上绝大多数的主要陷阱，凡此种种，在同时代人里堪称屈指可数。一位先是接受哲学训练，继而决定撰述小册子，终于畅销大卖的社会学家，一位奋力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找寻可以回收利用的财富的平民主义者，一位献身政治的独行大侠，一位精熟文体风格的朴实之人——他不仅是一名率先的向导，更是一位垂范的楷模，他身上的种种悖论预示了那场学生运动的某些张力：置身诸多已趋衰微的[2]意识形态，它的成长可谓得天独厚，却仍毅然冲决网罗，寻找到或者说锻造出强大的杠杆，彻底而全面地改变了美国。

在去世前两年，作为作家的米尔斯成为公众名人，他反对“冷战”和美国对拉美政策的政论赢得了广泛读者，胜过其他任何激进派。他的《听着，美国佬》（Listen， Yankee）被《哈波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封面重点推送，他的《致新左派》（“Letter to the New Left”）同时发表于英国的《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和美国的《左翼研究》（Studies on the Left），并由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以油印本形式散发。[3]1960年12月，米尔斯高强度准备与一位久负盛名的外交政策分析家[4]就拉美政策举行一场电视辩论会，结果患上心脏病。15个月后，他辞别人世，并立即被视为一位烈士。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休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犹如米尔斯文章的回音再现，而该宣言的主笔汤姆·海顿（Tom Hayden），其硕士论文写的就是米尔斯，并给后者贴了个“激进游牧者”（Radical Nomad）的标签，把他看成一位英雄，只是有些堂吉诃德的意味，就像新左派自身一样，仗着一身蛮力，试图强行突破意识形态的阻滞。米尔斯去世之后，作为新左派创建先贤的父母们至少把一个男孩命名为米尔斯，还有至少一只猫，也就是我自己养的猫，被如此命名了，我这么做是满怀情意的，因为它几乎就是红色的。

米尔斯的作品充斥着对人的生机活力与失望情绪的敏锐觉察，对人的探险精神与尊严持守的深沉情怀，乃至于被这些东西灼伤。从许多方面来看，都印证了文如其人。他运笔遒劲，直击要害，风格鲜明，反复申说：人们所过的生活，不仅受到社会情势的束缚，而且遭到并非自己塑造的社会力量的深刻形塑。这一点纯属事实，无可化约，产生了两样后果：固然使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有了具备社会根源的悲剧性一面，但也创造了通过协调行动大大改善生活的潜在可能，只要人们看到了前行的道路。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及其他著述中，米尔斯坚定地主张，人生与历史之间的相互交织是社会学家应有的研究主题。而他自己的人生与历史的交汇处，却有着独具美国特色的悖论：他是独行的巧匠，以拒绝归属来获取归属。“智识上，政治上，道德上，我都是孤独自处的，”他会这么写，“我从不了解别人所谓与任何群体之间的‘友情’，哪怕是些微的情谊，无论是学术上的还是政治上的。是的，我是认识那么几个人，但要说到群体，不管有多小，没有……据我所知，真相很简单，就是我并不寻求这种东西。”[5] 他写道：“我在智识上和文化上都尽可能保持‘自力更生’。”[6]他的“方向”就属于“独立巧匠”。[7]“巧匠”是他最喜爱的词之一。他还写道：“我是世界产业工会会员（Wobbly），个人名义上的，彻底的，永久的……我认为这个会员身份就意味着一样事情：科层体制的对立面。”[8]就在他的一堆行动主义短论当中，还混着这么一句：“我是个没有党派归属的政治人。”[9]或者换个说法：属于只有他一个人的政党。

他雄健的行文，对重大争论的直觉，固执自赏的得克萨斯州风格，智识上无所畏惧的声名，以及对于治学之道的深沉情怀，似乎都是同源相生。他是一位自由自在的知识分子，只受行动的**；他是一位旁观者，对峙所有权势集团，不仅反对那些自由派学院人，他们致力于说明为什么激进变迁需要预防或并不可取，也反对那些在朝知识分子（court intellectuals），他们都是追逐权力和量化的谄媚之徒，围着肯尼迪政府打转，后来相帮着美其名曰卡米洛。[10]卡米洛王朝的圈内人或许会一边自我镀金，欣享权力，一边大谈“新边疆”[11]，而米尔斯作为特立独行的反科层体制者，却在开拓着属于他自己的“新边疆”。

他的文风咄咄逼人，更合适的标签是笔力遒劲，这种魅力并非偶然。他的文章一般都鲜活有力，令人动容，常常还通俗易懂，直截了当，尽管有时也因过于措意而显得笨拙（米尔斯费了20年工夫来完善自己的文笔）。他偏爱表示积极作为的名词（nouns of action）与表示消极放任的名词（nouns of failure）之间的冲突，如“摊牌”（showdown）与“抨击”（thrust）对“漂流”（drift）与“疏失”（default）。他沉迷于“胡思乱想的现实主义”（crackpot realism）和“穷兵黩武的形而上学”（military metaphysic）之类易起争端的范畴。这种文风是雄健的（masculine）——就这个词最好的意思而言，但基本不能说是雄蛮的（macho），一位雄蛮的作者是不会被大规模暴力的前景所困扰的，也不会写出“西方人文主义的核心目标（在于）……放手由理性来控制人的命运”[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