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研究进程中有一个阶段，是通读其他的书。不管你想从中读到些什么，都记在笔记和摘要里。而在这些笔记的旁注和另设的档案里，记下供经验研究用的想法。

如果可以避免，现在的我是不打算去做经验研究的。如果你一个助手都没有，就有一大堆麻烦事儿；而如果你真的雇了一位助手，这位助手本身往往更加麻烦。

以今日之社会科学的学术条件而论，有大量工作是借助最初的“结构化”（就当这个词代表着我在描述的这种工作好了）来完成的，所以大部分所谓“经验研究”都注定是贫乏无味的。事实上，大部分这类工作都是面向新手上路的学人的某种形式化练习，有时也是一种有益的探索，适合那些还没有能力处理社会科学中更为棘手的实质问题的人。在经验探究中，最具价值的地方其实就在于阅读本身。经验探究的宗旨就在于解决有关事实的分歧和疑虑，从而通过将各方立场变得更具实质理据，让辩论更有收益。事实固然约束着理性，但理性是任何学问领域里的先行军。

尽管你永远也不能够拿到足够的钱，去做你设计的许多经验研究，但还是有必要继续设计这些研究。这是因为，一旦你展开了一项经验研究，即使半途而废，它也会引导你展开新的一场对于材料的探寻，最后往往还会表明，它与你的问题之间具有意料之外的相关性。如果答案可以在图书馆里找到，还要设计一项实地研究，那是很愚蠢的；但你在把书本转译成适当的经验研究，也就是转译成有关事实的一系列追问之前，就认为自己已经琢磨透了这些书，那也同样愚蠢。

我这类工作所必需的经验课题首先得有希望与我上面所写的初稿具有相关性，它们要么确认其原初形式，要么导致修改原稿。再说得隆重一些，它们必须对理论建构有意义。其次，课题方案必须切实有效、简洁明晰，如果可能，还要富有创意。我的意思是说，它们必须有希望带来大量新鲜材料，配得上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但又该怎样做到这些呢？要陈述一个问题，最经济的方式就是尽可能单凭推论来解答。通过推论，我们力求（a）分离出每一个有关事实的问题；（b）以特定的方式追问这些有关事实的问题，确保答案有助于我们通过进一步的推论，解决进一步的问题。[5]

你要想以这种方式把握问题，就必须留意四个阶段，不过，通常最好是反复多次地实施这四个阶段，而不是在其中某一个阶段上长久耽搁。这四个步骤分别是：（1）你基于对话题、议题或关注领域的整体了解，觉得自己接下来必须考虑一些要素和定义；（2）这些定义和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顺便说一句，构造这些初步的小模型，正是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最佳机会；（3）由于忽略了必需的要素，术语定义不当或不清，或是对某一部分过分强调及其导致的逻辑延伸等，产生了一些错误观点，应予以清除；（4）对遗留的有关事实的问题进行陈述或调整陈述。

顺便说一下，只要想充分地陈述一个问题，第三步都非常必要，却常常被忽视。问题无论是作为议题还是作为困扰，对于它的通行认识都必须得到认真考虑，那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当然，学术陈述必须得到仔细审查，要么在重新陈述时彻底利用它，要么就弃之不用。

在决定手头的工作需要进行哪些经验研究之前，我首先要草拟一份更大的设计，其中开始生发出各式各样的小型研究。同样，我还是从档案中摘录了一些：

我还没有准备好以系统而经验的方式研究作为整体的上层集团。因此，我所做的只是提出一些定义和步骤，为这类研究构筑某种理想设计。然后，我就能够尝试：第一，搜集切近该设计的现有材料；第二，思考基于现有指标，以哪些便捷方式搜集材料，能在关键要点上满足设计；第三[6]，接下来我可以进一步明确整体上的一系列经验研究，这到最后都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要系统地界定上层集团，必须从具体的变项出发。从形式上说，这也多少符合帕累托的做法，任何给定价值或价值系列中，无论什么可用的东西，他们这些人都是“拥有”最多的。因此，我必须做出两项决定：我该以哪些变项作为判断标准，我说的“最多”又是什么意思？我决定了该用哪些变项，就必须尽可能构筑出最佳指标，如果可能的话将采用可量化的指标，以便从这些指标的角度来确定总体/人群（population）分布。只有做完了这些，我才能开始明确自己说的“最多”是什么意思。这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讲，这应该留待对于各种分布及其重叠的经验考察来确定。

我的关键变项首先应当足够一般化，能让我在选择指标时有一定的余地，但又要足够特殊化，能导向搜集经验指标。随着研究的推进，我将不得不在观念与指标之间来回穿梭，就想着既不能丢失原本的意涵，又得对它们有相当具体的把握。以下是我会作为出发点的四个韦伯式变项：

Ⅰ.阶级，指的是收入的来源与数量。所以我需要掌握资产分布和收入分布。这里理想的材料（很稀缺，遗憾的是还往往过时）是年收入的来源与数量的列联表。比如，我们知道，1936年，总数人口的X%得到了Y百万美元或更多的收入，而所有这些钱中，Z%来自资产，W%来自经营回报，Q%来自工薪所得。在这个阶级维度上，我可以把上层集团，即那些拥有最多的人，界定为在给定时间内获得给定数量的收入的人，或者界定为在收入金字塔上占据最上层百分之二的人。查看财政部记录和大纳税人名单，看看是否能够更新有关收入来源和数量的TNEC[7]表格。

Ⅱ.地位，指的是得到的遵从的数量。针对该变项，并没有任何简单的或可量化的指标。现有的指标要用的话，需要进行个人访谈；迄今为止，这只限于地方社区研究，总之基本上没什么用场。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地位不像阶级，地位还涉及社会关系，至少需要有一个人接受遵从，一个人授予遵从。

名声（publicity）和遵从（deference）很容易搞混；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还不知道，是否应该用名声的大小作为确定地位的指标，尽管这可是最容易获得的指标。（例如：查查1952年3月中旬的某一天或前后两天，《纽约时报》或其所选版面上提到姓名的人都属于下列哪些类别，就能说明问题。）

Ⅲ.权力，指的是某人在即使他人抵制的情况下也能实现其意志。就像地位一样，这个变项也还没有找到好的指标。我觉得自己没法把它始终作为一个单一维度，但还是必须讨论（a）正式权威，即在各种机构中，尤其是军事机构、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中的位置所享有的权利和权力；（b）尚无正式设置但以非正式方式实施的权力，如压力群体的领袖、可调动影响力广泛的媒体的宣传分子之类。

Ⅳ.职业，指的是获得报酬的活动。在这个变项上，我同样必须选择自己应当抓住职业的哪一个特征。（a）如果我使用多种职业的平均收入，并对职业进行排序，我当然就是在以职业作为测定阶级的一项指标，也作为判定阶级的基础。与此类似，（b）如果我采纳通常被赋予不同职业的地位或权力，那我就是在以职业作为测定权力、技能或才干的指标，也作为判定这些东西的基础。但要区分人的阶级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技能并不是一种同质性的东西，能以多少区分，这和地位一般无二。如果试图这么来处理技能，通常会从获得各种技能所需耗费时间长度的角度来计算，或许也不得不这么做，虽说我希望自己能想出更好的办法。

要想根据这四个关键变项，从分析层面和经验层面界定上层集团，我就必须解决这几类问题。出于设计目的的考虑，假设我已经令自己感到满意地解决了问题，已经分别从每一个角度搞清楚了总体分布。然后，我就有了四组人，他们分别处在阶级、地位、权力和技能的顶层。再进一步，假设我挑出每组分布中的最高2%作为上层集团。然后，我就会面临如下可从经验角度回答的问题：这四组分布如果彼此有重叠，那么每组的重叠程度有多大？不妨通过下面这张简表来确定可能性范围：（+ = 最高2%；- = 较低98%）。

如果我有材料可以填满这张图表，它将包含研究上层集团所需的主要数据和许多重要问题，将能破解许多定义问题和实质问题。

我还没有数据，也无法获得数据，这就使得我的推测愈发重要，因为在这种思考的过程中，如果就是想着要逐步接近理想设计的经验要求，我就会捕捉到重要的领域，有可能得到相关的材料作为落脚点，通向进一步的思考。

对于这个一般模型，我还得补充两点，让它在形式上更趋完善。要充分理解上等阶层，就得重视其持续性和流动性。这里的任务就是确定：诸个体与群体在当前一代，以及此前两代到三代，在各个位置（1～16）之间的典型流动状况。

这就把人生（或职业路径）与历史的时间维度引入了图式。这些并不仅仅是更进一步的经验问题，也与定义相关。这是因为，（a）我们希望继续探问，是否从我们某一个关键变项的角度来区分人的阶级，因此在界定我们的类别时，就应当看他们或他们的家庭已经占据了所探讨的位置多长时间。比如，我可能想确定，地位最高的2%，或者至少是地位等级上的重要一类，占据该位置至少已有两代人的时间。再有，（b）我也希望继续探问，是否应当在构建一个“阶层”的时候，不仅看几个变项的交织，还要符合被忽视的韦伯有关“社会阶层”的界定，即“社会阶层”由其间存在着的“典型而方便的流动”的位置构成。这样一来，在某些产业中，低层白领职业和中上层雇佣工人工种就似乎在这个意义上正在形成一个阶层。

你在阅读和分析其他人的理论，设计理想的研究，泛读档案的过程中，将开始开列一份具体研究的单子。其中有些太宏大，难以驾驭，会被及时放弃，虽说留有遗憾；还有一些最终将成为素材，可以写成一句、一段、一节乃至一章；更有一些将会成为统贯全局的主题，被编织成一整本书。这里再摘录几项这类课题方案的原初笔记：

（1）对大公司的十位顶层管理人员的一个典型工作日做时间安排分析，再对十位联邦政府官员做类似分析。这些观察将与详细的“生活史”访谈相结合。这里的目的就在于至少部分从所投入的时间的角度出发，来描述主要的例行活动和决策，并由此深入考察与所制定决策相关的那些因素。根据能确保得到的合作程度大小，研究程序自然也会不尽相同，但理想状态下，首先将会进行一场访谈，搞清楚此人的生活史和当前处境；其次，完成一天的观察，真正坐在此人办公室的某个角落，全程跟踪；最后，当晚或次日再进行一次长时间访谈，我们与他一起回顾这一整天，探问我们观察到的外部行为背后都涉及哪些主观过程。

（2）对上层阶级的周末进行分析，密切观察其例行活动，随后，在接下来的周一对此人及其他家庭成员进行访谈。

对于这些任务，我都有相当不错的人脉接触，而如果处理得当，不错的人脉接触当然能引出更好的人脉接触。［1957年附记：事实证明这一想法只是幻念。］

（3）研究开支账户以及薪酬和其他收入之外的其他特权，它们共同构成了顶层生活的标准与风格。这里的想法在于具体落实所谓“消费的科层化”（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consumption），即将私人开销转嫁到企业账户上。

（4）更新伦德伯格所著《美国六十家庭》（America’s Sixty Families）之类的书中包含的那类信息，该书所用的纳税申报单还是1923年的，早已过时。

（5）根据财政部记录和其他政府渠道，搜集并系统整理不同类型私有资产的所持数量分布。

（6）对历任总统、全体内阁成员、最高法院所有法官进行职业路径研究。从制宪时期一直到杜鲁门总统第二任期的这方面材料我都已经转入IBM卡[8]，但我希望扩展所使用的条目，重新进行分析。

这类“课题方案”大约还有其他35个［比如，比较1896年与1952年两次总统大选所耗金钱的数量，详细比照1910年的摩根（Morgan）和1950年的凯泽（Kaiser），以及关于“三军将帅”（Admirals and Generals）职业生涯的具体情况］。但随着研究的推进，你当然必须根据可以获得的资料，调整自己的目标。

写好这些设计方案，我就开始阅读有关顶层群体的历史研究，随意记些笔记（不列入档案），解读材料。你不必真的研究自己在谈的话题，因为如我所言，一旦你深入钻研，满眼皆是话题。你对相关主题非常敏感，它在自己的体验中随处可见，随处可闻，尤其是我始终认为，它会出现在乍看起来并无关联的地方。就连大众传媒，特别是劣质电影、廉价小说、画报杂志、夜间广播里面，也会向你展示出鲜活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