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至此，你想必觉得这份档案更像是某种奇怪的“文学”杂志，那这又该如何运用到学术生产中去呢？维护这样一种档案本身就是学术生产。它就是在持续不断地积累各种事实和想法，从极其模糊到渐趋完善。比如，我在决定研究精英后，做的头一件事情就是列出我希望了解的各种人物类型，并在此基础上草拟提纲。

我究竟为何以及打算如何做这样一项研究，或许就能体现出，一个人的生活经历是怎样滋养了他的学术工作。我已经忘了自己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对“分层”产生专业兴趣，但我觉得，初次读到凡勃伦时，兴趣想必已经萌生。我一直觉得他的“商业”和“工业”雇佣的讲法非常粗疏，甚至可以说含糊不清；在通点学术的美国公众看来，这就是对马克思的某种转译。不管怎么说，我后来写了一本书谈劳工组织和劳工领袖，这项任务背后是有政治动机的。然后我又写了一本书研究中产阶级，这项任务最初的动机是我想表述自己1945年以来在纽约城的个人体验。然后朋友们建议我，应该写一本关于上层阶级的书，凑成一套三部曲。我想自己脑子里已经有了这种念头。我曾陆陆续续读过一些巴尔扎克，尤其在（20世纪）40年代读过不少，也颇为感佩他赋予自己的任务：“涵盖”自己希望把握的那个时代的社会中所有的主要阶级和人物类型。我还写了一篇文章研究“商业精英”，并收集整理了制宪时期以来美国政治中顶层人物职业生涯的相关统计数据。这两样事情的主要启发都源于美国历史研究的研讨活动。

我在写这几篇文章和书以及准备有关分层的课程的同时，当然也攒下了一些没用上的关于上层阶级的想法和事实素材。尤其是在研究社会分层的时候，很难避免超出你当下的主题，因为任何一个阶层的“实况”相当程度上都在于它与其他阶层的关系。有鉴于此，我开始盘算写一部关于精英的书。

但这还算不上“课题”浮现出来的“真正”方式。真正发生的事情是：（1）从我的档案中浮现出相关想法和计划，因为我所有的课题都是始于档案而终于档案，专著也无非是围绕不断汇入档案的工作的零散成果组织起来的；（2）经过一段时间，相关的一整套问题开始萦绕在我脑海中。

拟完了粗略提纲，我又将整份档案检视了一遍，不仅检视了其中明显与我的研究话题有关的部分，而且检视了乍看起来似乎毫无关系的内容。把那些此前完全孤立分散的条目搁到一块儿，找寻预料之外的关联，往往能成功地激发出想象力。我在档案中为这批特别的问题专设了新的单元，当然，这也会导致档案中其他部分的新布局。

你一旦重新安排整个档案体系，往往会发现，自己似乎正在释放想象力。显然，这是由于你试图基于不同的话题，将各式各样的想法和笔记组合到一起。这是一种组合的逻辑，“运气”有时在这过程中扮演了令人称奇的重要角色。你尝试用一种轻松自如的方式，将档案中体现的自己的学术资源与新的主题相结合。

至此，我也开始运用我的观察和日常体验。我首先想的就是自己与精英问题相关的体验，然后拿去和其他我觉得可能对相关议题有所体验和考虑的人讨论。事实上，我现在开始改变我的习惯对象，这样就包括了（1）属于我想研究的人群的人；（2）与他们有密切接触的人；（3）通常以某种专业方式对他们感兴趣的人。

我并不完全知道，要成为最出色的学术工作者，都需要满足哪些社会条件，但其中肯定有一条：周遭有一群愿意倾听、愿意交流的人，有时他们不得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人物。无论如何，我努力让自己置身于一切社会意义和学术意义上相关的环境，只要是我觉得它可能引导我沿着自己的研究脉络深入思考。我上面有关个人生活与学术生活相融合的讲法，意义之一即在于此。

当今出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并不只是由一项边界分明的经验“研究”构成的，通常也不可能如此。它得包括众多研究，它们在关键要点上锁定了有关主题的形貌与趋势的整体陈述。因此，直到重新梳理了现有的材料，构筑了整体上的假设陈述，人们才能做出决定：究竟哪些是锁定陈述的关键要点？

现在，在“现有的材料”当中，我从档案里找到了三类与我的精英研究有关的材料：必然与话题相关的几种理论；已经被其他人梳理出来的证明这几种理论的材料；还有一些材料已经被收集起来，整理汇编以资利用的阶段各异，但尚未建立与理论之间的直接关联。只有借助诸如此类的现有材料，初拟出一套理论，我才能有效地确定自己的核心主张和直觉预感，并设计一些研究来检验它们。或许我也不必如此，尽管我当然也明白，自己稍后会不得不来回穿梭于现有的材料和自己的研究间。任何定论都不能只是在自己所知和能用的数据范围内“涵盖数据”，还必须以某种肯定或否定的方式，考虑现有可用的理论。要“考虑”一个想法，有时只需与或颠覆或支持的事实相对照，有时则需要详细的分析或限定。有时候，我可以系统地安排可用的理论，作为可供选择的范围，并根据这个范围来组织问题本身。[2] 但有时候，我也只会用自己的布局，在颇为不同的场合来安放这些理论。不管怎么说，在讨论精英的书里，我必须考虑以下等人的研究：莫斯卡、熊彼特、凡勃伦、马克思、拉斯韦尔、米歇尔斯[3]、韦伯和帕累托。

我浏览了有关这些论家的一些笔记，发现他们给出了三类陈述：（a）从有些论家那里，你通过系统地重述他就给定论点或整体上说了些什么，就能有直接的获益；（b）对于有些论家，考虑到其给出的理由和论证，你会予以接受或驳斥；（c）还有一些论家，你会拿来用作自己的详细阐述和课题方案的参考建议。这里就牵涉到你要把握一个论点然后追问：我怎么能把这个变成可检验的模样，又该怎么检验它？我该如何以此为核心进一步展开阐述，以其为视角，使那些描述性细节都呈现出相关性？当然，正是在这样处理现存想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自己承继了此前的工作。下面有几条读莫斯卡的原始笔记的摘录，或许能体现出我一直在试图描述的东西：

除了历史轶闻，莫斯卡还用以下断言支撑他的命题：正是组织的权力，使少数派有能力始终维持统治。有组织有素的少数派，他们管理着世间人事。也有缺乏组织的多数派，他们被管理。[4]但是，为什么不同时考虑（1）组织有素的少数派，（2）组织有素的多数派，（3）缺乏组织的少数派，（4）缺乏组织的多数派呢？这值得全面探究。首先必须搞清楚的是：“组织有素”的意思是什么？我想莫斯卡的意思是说，有能力制定出多少算是持续和协调的政策并付诸行动。如果是这样，他的命题根据定义就是正确的。我想他会说，所谓“组织有素的多数派”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最终将体现为在这些多数派组织的顶层，会出现新的领袖、新的精英，他很容易就把这些领袖挑出来归为他所说的“统治阶级”。他称他们为“发号施令的少数派”，在他大言不惭的陈述之下，尽是些站不住脚的材料堆砌。

我突然想到的一件事情（我想那就是莫斯卡呈现给我们的定义存在的诸多问题的要害）就在于：从19世纪到20世纪，我们已经见证了一场转变，从以第1种和第4种情况组织起来的社会，转到更多是从第3种和第2种的角度建立起来的社会。我们已经从精英国家转到组织国家，其中的精英不再如此组织有素，不再那么单方面享有权力，大众变得更加组织化，更加有权力。有些权力是在街头赢得的，有一整套社会结构及其“精英”以其为中轴。统治阶级中有哪个部分会比农业集团更有组织性呢？这并不是个反问句，我现在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回答，这只是个程度问题。但现在我只想挑明这一点。

莫斯卡提出了一个观点，这观点在我看来很妙，值得进一步阐发：他认为，在“统治阶级”里，往往还有一个顶层小集团，以及一个次高的较大阶层，（a）顶层与其保持着持续而直接的接触，（b）其与顶层分享观念、情感，他相信也因此分享政策（430页）。然后我们要检查一下，看看他是否在书里其他地方提出了别的关联点。小集团吸收的人员是否主要来自次高层？顶层是否要以某种方式为次高层负责，至少要密切关注次高层？

现在不妨暂且抛开莫斯卡，在另一套词汇中，我们有：（a）精英，这里我们指的是顶层小集团；（b）有分量的人；（c）其他所有人。在这个图式里，第二层和第三层的成员资格是由第一层界定的，至于第二层的规模大小，内部构成如何，与第一层和第三层的关系怎样，则差别甚大。（顺便问一下，第二层与第一层和第三层的关系的变化范围能有多大呢？可检视一下莫斯卡的讲法以寻求线索，通过系统的思考来进一步拓展。）

这个图式或许能帮助我更清晰地考虑不同的精英，他们是根据好几个分层的维度划出来的。当然，还要以清晰而有意义的方式，重拾帕累托有关统治精英与非统治精英（governing and non-governing elites）的区分，只是不像他那么形式化。可以肯定，有许多拥有至高地位的人至少会处在第二层，大富豪也是如此。所谓“小集团”或“精英”指的是权力还是权威，这要看具体情况。这套词汇里的精英始终指的是权力精英，其他的顶层人群可能是上层阶级或上流集团。

因此，我们或许能以某种方式，结合另外两大问题来使用这一图式，一是精英的结构，一是分层与精英理论之间在概念上的关系——后来或许也成了实质上的关系。（把这点搞清楚。）

从权力的角度来看，找出是谁有分量比找出是谁在统治要容易一些。当我们努力完成前一项任务时，我们选出顶层作为某种松散聚合体，依据的是所处的位置。但当我们尝试后一项任务时，必须具体明确地指出他们如何行使权力，与赖以实施权力的那些社会手段有着怎样的关联。我们处理的与其说是位置，不如说是人，至少是必须考虑人的因素。

目前，美国的权力牵涉到的不只是一类精英。我们如何能够判定这几类精英之间的相对位置？这取决于所处理的具体议题和决策。一类精英将另一类精英看作有分量的人。正是精英之间的这种相互认可，使得其他类型的精英有了分量；他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成为对于彼此而言重要的人物。课题：选择过去十年间三到四个关键决策，如投放原子弹、增减钢产量、1945年的通用汽车大罢工，详细追踪每项决策中涉及的人员。如果想找寻重点，不妨用“决策”和决策过程作为访谈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