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家无论有多少自觉意识，通常是一位教授，这种行业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能做些什么。作为一名教授，他向学生发言，偶尔通过演讲和撰述，向更大范围的公众或位置更重要的人发言。要讨论他可能担当什么样的公共角色，我们不妨紧扣这些关于权力的简单事实，或者你也可以称之为关于无权的简单事实。

如果他关注通识（liberal）教育，即解放性的（liberating）教育，他所承担的公共角色就有两大目标。他应当为个体所做的是将私人的困扰和关注转化为社会议题与问题，以接受理性的审视；他的目标就是帮助个体成为自我教育的人，只有到那时，后者才会是自由的、讲求理性的。而他应当为社会做的则是抗御一切逐步毁坏真正的公众而创造一个大众社会的力量。或者，以积极的目标来表述，他的宗旨就是帮助打造并巩固一些自我教化的公众群体。只有到那时，社会才可能是自由的、讲求理性的。

这些目标都过于宽泛，我必须用比较间接的方式来加以说明。我们关注技能，关注价值。话说回来，在“技能”当中，有些与解放的任务更为相关，有些则不太相关。我认为，不能像我们探寻所谓“中立技能”时常常采取的办法一样，将技能和价值轻易分离。这只是一个程度问题，技能与价值分处两端。而在这个范围的中段，就是我所称的感受力。我们最该感兴趣的是这些东西。要训练一个人操作机床或是读书写字，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训练技能；而要帮助一个人确定自己真的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或是与他辩论斯多葛主义者、基督徒和人文主义者的不同生活方式，就属于有关价值的教化或教育。

除了技能和价值，我们还应当加上感受力，它除了包括前两者，还包括别的东西。它包括古代意义上的某种治疗，即澄清某人关于自我的知识。它包括所有那些争辩技能的教化，与自身争辩时我们称为思考的技能，以及与他人争辩时我们称为辩论的技能。教育者必须从能最深切地打动个体的地方出发，哪怕它看起来非常琐碎和庸俗。他所遵循的方式，所运用的材料，必须能够让学生在这些关注点，以及他将在自己教育过程中获取的其他关注点上，愈益获得理性的洞察。教育者必须努力培养能够并且愿意独立接续他所开启的教育的人。而任何解放性教育的最终产品，无非就是能够自我教育、自我教化的众生男女，简言之，就是自由而理性的个体。

根据民主这个词的一个主要意涵，这类个体占据上风的社会，就是一个民主社会。还可以把这样的社会定义为盛行的是真正的公众，而不是大众的社会。我这么说的意思如下：

处在大众社会里的人无论是否了解自己，都囿于个人困扰，而自己又没有能力将其转化为社会议题。他们并不理解自己所处情境中的这些个人困扰与社会结构相关问题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处在真正公众当中的有见识的人却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他明白在大多数情况下，自己所思所感的个人困扰也是其他人共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任何单一个体都没有能力解决这种困扰，只有靠调整自己居处其间的那些群体的结构，有时甚至是调整整个社会的结构。处在大众中的人也有困扰，但他们一般不会认识到这些困扰的真实意涵和源泉；而处在公众中的人会直面议题，一般会逐渐认识到这些议题的公共维度。

坚持不懈地将个人困扰转译为公共议题，并针对形形色色的个体，将公共议题转译成人文意涵的表达，这就是社会科学家的政治任务，也是所有通识教育者的政治任务。不仅在他的工作中，而且作为一名教育者，也在自己的生命中展示出这样一种社会学的想象力，这就是他的任务。面向他公开接触到的众生男女，教化这样的心智习性，这就是他的宗旨。而确保实现这些目标，就是确保理性和个体性，就是让这些价值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得到广泛弘扬。

现在你可能暗自嘀咕：“好吧，又是这一套。他又要高蹈理想，说得什么事儿都一定显得低俗。”但我可能被人认为在做这样的事情，本身就证明了人们如今对民主这个词的用法视同儿戏，证明许多观察者对这个词的任何平白意思的偏离都无动于衷。当然，民主是一种复杂的观念，会有许多合法的分歧。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它还没有那么复杂，那么暧昧，乃至于没法再为想要在一起理性思考的人们所用了。

我已经努力阐明，当我说民主是一种理想时，究竟是要表明什么意思。究其本质，民主意味着那些受到人们做出的任何决策的关键影响的人，也要对这项决策拥有有效的发言权。而这就意味着一切做出此类决策的权力都必须得到公共的合法化，意味着做出此类决策的人都必须承担公共责任。然而在我看来，在一个社会里，除非我方才描述的那种公众、那种个体能够占据主流，否则这三点都无法实行。民主还要满足一些特定的条件，下文很快就会看清楚了。

美国的社会结构并不是完全民主的。我们不妨以此作为一点基本共识。我也不知道有哪一个社会是完全民主的，这还只是一种理想。我得说，今日美国的民主，主要体现在形式上，体现在相关期望的修辞上。而在实质上、在实践中，它往往是不民主的，在许多制度领域，这一点已是非常明显。企业经济的运营既不是通过一系列市镇集会，也不体现为一套特别的权力，能够对受其活动影响非常严重的那些人负责。军事机器同样如此，而政治国家也越来越与之如出一辙。我并不想让大家觉得我很乐观地认为，让许多社会科学家能够或愿意履行一种民主公共角色，甚至如果真有许多人那么做，将必然导致重建公众群体。我只是在勾勒一种在我看来兼容开放的角色，事实上也有一些社会科学家在践行这种角色。这种角色也恰恰符合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于理性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角色的立场。[1]

我想说的是：社会科学的政治角色，包括这种角色可能是什么、该如何履行、会如何有效，都与民主普及的程度息息相关。

如果我们承担了理性的第三种角色，即独立自主的角色，我们就是在一个并不完全民主的社会里，努力以民主的方式行事。但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又仿佛身处一个充分民主的社会，并尝试通过这么做来去掉那个“仿佛”。我们在努力使社会更加民主。我认为，唯有借助这样一种角色，作为社会科学家的我们才可能尝试做到这一点。至少我还不知道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以让我们努力去筑造一个民主的政体。正因为如此，社会科学作为理性在世间人事中的首要载体，它的问题其实也就是民主在今日所面临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