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指望这一观点能被所有社会科学家接受（我当下的观点整体上也不需要）。我在这里最想说的是，无论哪一位社会科学家，只要接受了理性与自由的价值，当务之急就变为确定自由的限制，确定理性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限制。

社会科学家在接受第三类角色的同时，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外在于社会”的某种自主存在。他和其他绝大多数人一样，的确会觉得自己外在于这个时代塑造历史的主要决策；与此同时，他又明白，自己也是承受这些决策的许多后果的人当中的一员。他之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成为一名公开的政治人，主要原因即在于此。没有人可以“外在于社会”，问题只是每个人在社会中身居何处。

社会科学家通常生活在阶级、地位和权力皆属中等的环境中。从他在这些情境中的活动来看，相比于普通个体，他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时的位置往往毫无优势可言，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从来也不可能是纯粹思想性的或私人性的。要恰当地陈述这些问题，就不能只限于开放给社会科学家的意志的情境；而它们的解决之道也同样如此。当然，这意味着这些问题关系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权力。但是，社会科学家又不单单是“普通人”。从思想上超越自己碰巧生活其间的情境，这正是他的任务所在。当他考察19世纪英国的经济秩序、20世纪美国的地位等级、罗马帝国的军事制度，或是苏联的政治结构时，都是在完成这一任务。

只要他还关注自由与理性的价值，他的一项研究主题就必须去探讨，处在给定类型的社会结构中的给定类型的人，要想成为自由而理性的个体，可以利用哪些客观机会。他的另一项主题则要探讨，处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的不同位置的人，如果有机会的话，有哪些机会可以首先借助其理性和经验，超越其日常情境，其次借助其权力行事，并对其所处社会的结构及所处时代产生一定后果。这些都属于有关理性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的问题。

考虑了这些问题就不难看出，在现代社会，有些人有权力展开颇具结构相关性的行事，并清楚意识到自己行动的后果；另一些人虽然拥有这样的权力，但并没有意识到它的有效范围；还有许多人，既不能借助自己对于结构的意识来超越其所处的日常情境，也无法通过自己可用的任何行动手段来影响结构性变迁。

就这样，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自己给自己定位。依照我们工作的性质，我们对社会结构有意识，对其运动的历史机制也有一定的意识。但很显然，我们并未获得目前存在的可用来影响这些机制的主要权力手段。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的确拥有一种常常很脆弱的“权力手段”，透过它，可以认识到我们的政治角色，认识到我们工作的政治意涵。

我认为，接受了自由与理性的理念的社会科学家，其政治任务正在于，针对我从权力和知识的角度区分出的其他三类人中的每一类，分别阐述自己的研究。

针对那些拥有权力并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他应该根据自己研究的发现，确定为这类结构性后果担负的不同程度的责任，并将责任归于这些人的决策与否的决定性影响。

针对那些行动造成如许后果但似乎无所意识的人，不管他已经发现了什么，他都要指向那些后果。他试图教育这些人，然后，同样要分派责任。

针对那些通常没有这样的权力，其意识也仅限于自己所处的日常情境的人，他应借助自己的研究，揭示结构性趋势和决策对于这些情境的意涵，揭示个人的困扰通过哪些方式与公共议题相关联。通过这些努力，他同时也陈述了有关更具权势者的行动，自己都发现了什么。这些就是他主要的教育任务，而当他对任何更大范围的受众发言时，这也就是他主要的公共任务。现在，我们不妨来看看这第三类角色所设置的一些问题与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