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可以自由地塑造历史，但有些人比其他人自由得多。这样的自由要求掌握现在塑造历史可以用上的决策手段和权力手段。但历史并不总是如此塑造的。下文将只讨论当代，在这个时期，塑造历史的权力手段已经大大扩张，大大集中。以这个时期为参照，我才可以认为，如果人们不去塑造历史，他们就越来越倾向于变成塑造历史的人的工具，成为历史塑造过程的单纯对象。

公开的决策在历史塑造过程中究竟扮演了多大的角色，本身就是个历史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在某个特定社会的特定时间能够利用的权力手段。在有些社会，无数人的无数行动调整着他们所处的情境，从而逐步调整着结构本身。这些调整正是历史的进程。历史兀自漂流，尽管总体而言是“人创造了历史”。因此，数不清的企业家和数不清的消费者通过分分秒秒成千上万次的决策，可以反复塑造自由市场经济的形貌。或许这就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下这段话时脑子里想的首要限制：“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命运，或者“必然性”，必然涉及历史中的某些事件，它们不受任何哪怕是具备以下三点特征的圈子或人群控制：（1）足够紧密，可被辨识；（2）足够强大，可以做出有一定后果的决策；（3）所处位置能够预见到这些后果，因此要为它们负责。根据这个观念，事件就是无数人的无数决策所产生的意图之外的总和后果。他们所做出的每一项决策在后果上都是微小的，容易被其他这类决策勾销或增强。任一个人的意图与无数决策的总和结果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事件超出了人的决策：历史是背着人们被塑造的。

如此看来，命运并不是一桩普遍的事实。它并不是历史本质或人的本性中内在固有的东西。命运是具有历史特定性的社会结构类型的一种特性。如果在一个社会里，来复枪就是终极杀器，家庭农场和小商铺就是典型的经济单位，民族国家尚不存在，或者只是个渺远的框架，而沟通交流靠的是口述、传单和讲坛，那么，在这样一种社会里，历史可真的就是命运。

但是，想想当下我们所处境况的主要线索：一句话，不就是各种权力手段和决策手段也就是各种塑造历史的手段都大大扩张，并呈现出确定无疑的集中趋势吗？在现代工业社会里，随着农民和手工匠人被私人公司和政府工业所取代，经济生产的设施也不断发展，逐渐集中。在现代民族国家，随着国王控制了贵族，自备武器的骑士被常备军所取代，现在又被令人恐惧的军事机器所取代，暴力手段和政治管理手段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在经济、政治和暴力方面，所有这三股发展趋势出现了后现代的巅峰，如今正在美国和苏联有着极为戏剧化的表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塑造历史的国内手段与国际手段都愈益集中化。如此看来，人的自觉能动作用在历史塑造过程中所能享有的范围和机会，如今都是史无前例的，这一点难道还不清楚吗？虽然掌管这些手段的权力精英现在的确在塑造历史，尽管“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但相比于其他人、其他时代，这些情势本身当然不会显得无法阻挡。

当然，这就是我们当下处境的悖论所在：有关塑造历史的新手段的上述事实，标志着人们已经不再必然听凭命运的摆布，现在有能力塑造历史了。但这一事实却被另一桩事实添上了讽刺意味：在西方社会，那些赋予人们塑造历史的希望的意识形态，如今已经没落或是正趋崩溃。而它们的崩溃也就意味着，启蒙运动的期望，即理性和自由将逐渐盛行于世，成为人类历史上的至高力量，也趋于崩溃。而在这一现象的背后，也是整个学术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疏失。

既能承载西方世界的宏大叙述，其作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又能够深刻影响政党和公众，与我们时代的重大决策息息相关，兼具这两项任务的知识阶层该往何处寻觅？向这类人开放的大众传媒在哪里？在掌管着两党制国家及其残暴的军事机器的人当中，又有谁关注知识、理性和感受的世界中正在发生些什么？自由的知识界与权力决策为何如此脱钩？如今的位高权重者里面为何盛行着如此不负责任的极度无知？

放眼今日之美国，知识分子、艺术家、牧师、学者和科学家都在打着一场冷战，官场的混乱在这里得到了响应和阐发。他们既不要求当权者更换政策，也不在公众面前阐述这类替代政策。他们并不试图向美国政治输入负责任的内容，倒是进一步助长并维持政治的空洞化。科学家被国家主义“科学机器”所捕获，堪比我们所称的神职人员对于基督徒的疏失，两者都属于这种令人遗憾的道德境况。新闻报道撒谎已成惯例，也属于这种境况。至于冒充社会科学的那些矫揉造作的琐碎玩意儿，当然也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