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机会有多少？考虑到我们目前行事必然所处的政治结构，我认为社会科学家不太可能成为卓有成效的理性承载者。要让占有知识的人履行这种关键角色，就必须满足某些条件。马克思曾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进行创造。如果是这样，要卓有成效地扮演这一角色，我们需要满足哪些条件？需要的是各政党、思潮和公众群体具备以下两点特征：（1）在它们内部，有关社会生活的各种观念和替代选择得到真正的辩论；（2）有机会真正影响具有结构性后果的决策。只有存在这样的组织，对于我一直试图勾勒的理性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才能表示切实可行、乐观其成。顺便说一句，我觉得这种情况该是任何充分民主的社会的一大前提要求。

在这种政体里，履行其政治角色的社会科学家可能会“支持”或“反对”各式各样的运动、阶层和利益，而不是满足于向一群往往面目模糊甚或日趋衰微的公众发言。简言之，他们的观念将投入交锋，而这场交锋（既作为一个过程，也作为任一给定时刻的结果）将具有政治上的相关性。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民主的观念，认真对待理性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民主角色，参与这场交锋就绝不会让我们苦恼。当然，我们不能假定说，有关社会现实的所有界定，都能导向某种无法辩驳、统合一体的学说。至于有关政治做派和手段的所有陈述、关于目标的所有建议，就更不能这么假定了。[2]

如果缺乏这类政党、运动和公众群体，我们就会生活在一个特别的社会里，它确实是民主的，但主要体现在其法律形式和徒具其表的期待中。这些环境其实能提供巨大的价值和可观的机会，我们不应如此轻视。事实上，它们在苏维埃世界里付之阙如，那里的知识分子起而抗争，我们应当从中学到它们的价值。我们还应当学到，那里是有许多知识分子遭到了肉身的毁灭，而在这里，却有许多人从道德上毁灭了自身。美国的民主体制固然在相当程度上徒具其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回避以下结论：如果理性要在民主的历史塑造过程中扮演任何自由的角色，那么它主要的承载者之一肯定就是社会科学。就算民主的政党、运动和公众群体付之阙如，也不意味着社会科学家作为教育者，就不该努力把他们的教育制度铸造成一个特别的框架，让由个体组成的这类解放性公众群体可以存在，至少在其形成伊始可以容身，可以鼓励并维持他们的讨论。这不等于说，他们在其不那么具有学院色彩的角色中，就不应当教化这类公众群体。

当然，这么做可能会有摊上“困扰”的风险；或者更严重的是，会面对相当要命的漠然。这就要求我们深思熟虑，提出富有争议的学说和事实，并积极推动争论。如果缺乏广泛、公开、有见地的政治辩论，人们就既不能接触到自己所处世界的有效实情，也无法了解关乎自身的现实。在我看来，尤其是目前，上文描述的角色所要求的至少是呈现出有关现实本身的彼此冲突的多种界定。通常被称为“宣传”的做法，尤其是国族主义的那种做法，并不只是有关各式各样话题和议题的意见，而是像保罗·凯奇凯梅蒂（Paul Kecskemeti）曾经指出的那样，是在传播官方对于现实的界定。

我们的公共生活现在往往依赖于这类官方界定，也依赖于迷思（myths）、谎言和脑残的（crackbrained）观念。如果有许多政策——不管是不是经过辩论——都基于有关现实的并不充分并且带有误导性的界定，那么，那些立志要更充分地界定现实的人就注定要产生令人不安的影响了。正因为如此，我所描述的那种公众以及具备个体性的人，仅仅由于生存在这样的社会，就会变成激进派。但这正是心智、研究、才智、理性、观念的角色所在：以具备公众相关性的方式，充分界定现实。社会科学在民主体制里担当的教育角色和政治角色，就是帮助教化并维持合格的公众与个体，让他们能够发展出有关个人与社会的现实的充分界定，并依此生存，循此行事。

我一直描述的这种理性角色，既不意味着你得奔出门去，赶下一班飞机到当前危机的现场，竞选议员，买家报社，深入贫民，发表街头演讲，也不要求你这么做。诸如此类的行动往往令人钦佩，也不难想见会有一些场合，我会发现自己都不禁想亲身去做这些事。但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要是把这些当成自己的常规活动，无非等于放弃了自己的角色，用自己的行动展示出，他对于社会科学的承诺，对于理性在世间人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抱信念。这样的角色要求的只是，社会科学家处理好社会科学的工作，避免助长理性和论述的进一步科层化。

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接受我在这些议题上所持的全部观点，我也不希望他们会这样。我想说的是，他的任务之一就是搞清楚关于历史变迁的性质，关于自由而讲求理性的人在其中如果有一席之地，会居于何种位置，他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只有到了那时，他才开始逐渐了解到，在自己所研究的社会中，属于自己的思想角色和政治角色何在，并由此想清楚自己究竟如何考虑自由和理性的价值，而它们已经深深融入了社会科学的传统与承诺。

如果个体和小群体不能自由地去做会产生历史后果的事情，同时又不具备足够的理性以洞察这些后果，如果现代类型的社会的结构，或者其中任何一个社会的结构如今都发展至此，历史其实就是盲目漂流，无法以手头的手段和可以获取的知识加以变更，那么，社会科学唯一的自主角色就是记录与理解。以为位高权重者会担负责任的想法是愚蠢的；只有在某些得到特别照顾的私人生活这种例外情境下，才有可能实现自由和理性的价值。

但这只是许多“如果”。尽管对于自由的程度、后果的范围尚有广泛的争议，但我认为，还没有充分的证据使我们必须放弃自由与理性的价值，即像它们目前可能做的那样，指导社会科学研究。

像我上文所探讨的那样，试图避免这类让人困扰的议题，如今已经得到了下面这条口号的广泛捍卫：社会科学“并不致力于拯救世界”。有时候它充当着低调学人的免责之辞；有时候它是专家对于一切具有较大关怀的议题的嘲讽与蔑视；有时候它反映出青春期待的幻灭；而在许多时候，它成了某些人的姿态，他们企图假借“科学家”的声望，因为后者被想象成纯粹的、无须身体载体的头脑。但有时候，它依赖于对权力的现状而做出的审慎判断。

鉴于此类事实，我不认为社会科学将“拯救世界”，尽管我同样觉得，“力图拯救世界”这句话根本上也没错。这句短语在这里的意思是说，要避免战争，重组世间人事，以符合人的自由与理性的理想。虽然我所具备的这类知识使我对相关机会的估测颇为悲观，但即便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处境，我们也仍然必须追问：如果可以借助才智发现真有什么出路能摆脱我们时代面临的诸般危机，难道不得靠社会科学家来陈述它们吗？我们所呈现的，是人开始对人类有了自觉意识，哪怕这并不总是很明显。对于重大问题的几乎所有解答，如今都必须诉诸人的自觉意识的层面。

根据我们目前具备的知识，向位高权重者呼吁实属乌托邦幻想，而且是就这个词的愚蠢意涵而言。我们与他们的关系更像是只有当他们觉得有用时才会维持；也就是说，我们成了接受他们的问题和目标的技术专家，或是宣扬他们的声名与权威的意识形态专家。更有甚者，就我们的政治角色而言，我们首先必须重新审视，自己作为社会科学家的集体事业究竟是什么性质。一位社会科学家，呼吁其同行进行这样的重新审视，根本不是乌托邦。任何一位社会科学家，只要他意识到自己正在研究什么，就必须面对我在本章已经暗示过的那个重大道德困境：人们的利益所在，有别于人们的兴趣所在（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men are interested in and what is to men’s interest）。

如果我们采取简单的民主观点，认为人们的兴趣所在就是我们所需关注的全部，我们就等于接受了既得利益者一向以来有意无意灌输的那些价值。这些价值常常是人们唯一有机会发展的事物。它们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无意之间养成的习性。

如果我们采取教条的观点，认为人们的利益所在是我们在道德上所需关注的全部，而无论这些是否其兴趣所在，那么我们就会冒违背民主价值的风险。在这个社会中，人们都努力共同讲求理性，理性的价值赢得高度尊重，而我们可能没成为这样的社会里的说服者，倒可能变成操纵者或胁迫者。

我的建议是：通过将注意力投向议题和困扰，将它们作为社会科学的问题来梳理，我们就占据了最佳机会，我相信这也是唯一的机会，能让理性以民主的方式在自由社会中与世间人事紧密相关，并由此实现支撑着我们研究承诺的那些经典价值。

[1] 顺便说一下，我很乐意提醒读者，抽象经验主义的风格（以及它所维持的方法论上的约束）与我正描述的民主政治角色并不能很好地契合，这与它当下的科层背景和用途颇为不同。那些将这种风格作为自己唯一的活动来践行的人，那些视这种风格为“社会科学的真正工作”的人，那些秉持其精神气质生活的人，都没有能力履行解放性的教育角色。这种角色要求个体和公众相信自己有能力运用理性，并能借助个人的批评、学习和实践，拓展理性的范围，增进理性的品质。它要求鼓励个体和公众，用乔治·奥威尔的话来说是“冲出鲸腹”（get outside the whale，典出奥威尔1940年的《鲸腹之家》，意思是反对精神寂静主义，不默然接受社会既存的压迫，而是奋起抗争——译注），或用美国人的妙语来说，是“成为自己的主人”。如果告诉他们，只有依赖一种必要的科层式研究，他们才能“真正”了解社会现实，等于是打着“科学”的旗号设下了禁忌，不让他们努力成为独立自主的人，成为货真价实的思想者。这是在破坏个体巧匠对于自己了解现实的能力的自信。实际上，这等于是怂恿人们诉诸某个异在的机器的权威，来限定自己的社会信念。当然，这也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理性的全盘科层化的趋势，也得到了这种趋势的支撑。学术生活的工业化、社会科学有关问题的碎片化，都不能为社会科学家带来一种解放性的教育角色。这是因为，对于被这些思想流派撕裂的东西，他们还倾向于保持这种琐碎不堪的分开的局面，却宣称这才是确凿无疑的。但如此一来，他们所做的无非是确定了抽象化的碎片，而让人们有能力超越这种碎片化、抽象化的情境，意识到那些历史结构，也意识到自己在其间所处的位置，正是通识教育的工作，也是社会科学的政治角色，还是它的思想承诺。

[2] 如果认为在社会观念的领域里存在诸如此类的垄断，这样的观念就属于权威主义观念，掩饰在作为理性管理者的科学塑造者的“方法”观下，也几乎不加掩饰地伪装在宏大理论家的“神圣价值”下。它还更明显地体现在我第五章分析过的那些技术专家至上论的口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