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智与自由面临诸般危机，引发了这些困扰和议题，当然不能把它们梳理成一个宏大的问题。但以微观视角把它们各自处理成一系列小范围议题，或是局限在各自散布的情境中的一系列困扰，同样无法应对这些困扰和议题，更不用说予以解决了。这些都属于结构性问题，要说清楚它们，就要求我们从人生历程和时代历史这两个经典角度来进行研究。只有基于这样的角度，才能追溯引发当今这些价值的结构与情境之间的关联，也才能展开因果分析。个体性的危机，塑造历史的危机，理智在自由个体生活中的角色和在塑造历史过程中的角色——社会科学的承诺，正在于重述并阐明上述问题。

社会科学在道德上和思想上的承诺，就在于自由和理智将始终是受到珍视的价值，人们还将严肃认真、持之以恒并富有想象力地运用它们来梳理问题。但这也是宽泛所称的西方文化在政治上的承诺。在社会科学里，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危机和思想危机交汇一处：其中一个领域里的严肃研究也就等于在另一个领域里的工作。经典自由主义和经典社会主义这两股政治传统加在一起，也就穷尽了我们主要的政治传统。而这两股传统作为意识形态趋于崩溃，也必然是与自由个体性的衰微、理智在世间人事中的消退有关。在当代，要从政治角度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宗旨做出任何重述，都必须包含下面这种特别的社会观并赋予其核心地位：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将成为具备实质理性的人，他们独立的理性思考将对其所处社会，对这个社会的历史，也因此对他们自己的生活命运产生结构性的后果。

社会科学家之所以对社会结构感兴趣，与任何认为未来在结构角度上已经确定的观点都没有关系。我们研究人们决策所受的结构性限制，试图找到行之有效的介入点，以便搞清楚，如果要扩大明确决策在塑造历史的过程中的作用，在结构角度上可以改变什么，必须改变什么。我们之所以对历史感兴趣，与任何认为未来不可避免、未来受过去限制的观点都没有关系。人都是生活在过去的某些类型的社会里，但这并不会给他们在未来可能创造的社会类型设置精确或绝对的限制。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捕捉一些替代选择，让人的理性与自由现在可以在其中塑造历史。简言之，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结构，是为了在其中找到一些方式，实际或者能够包容并控制这些社会结构。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渐了解人的自由的限制与意涵。

自由并非单纯的有机会任性而为，也不是单纯的有机会在一系列替代方案中做出选择。自由首先是有机会梳理出可以利用的选择，并加以探讨权衡；接下来才是有机会做出选择。正因为如此，如果人的理性在世间人事中的作用不能扩大，自由也就无法存在。在一个个体的人生历程中，在一个社会的历史中，理性所承担的社会任务就在于梳理出各种选择，扩大人的决策在塑造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范围。世间人事的未来如何，并不只是一系列可以预测的变项。未来有待人类的决定，尽管这无疑受限于历史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我们的时代，这些限制其实显得非常宽松。

除此之外，自由的问题等于求问：有关世间人事的未来的决策如何做出，由谁做出。从组织角度看，这个问题关乎公平的决策机制。从道德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关乎政治责任。从思想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关乎世间人事如今看来有哪些未来走向。但是，今日之自由问题还有更为宽广的面向，它不仅关注历史的本质，关注明确的决策影响历史进程的结构性机会，而且关注人的本质，关注自由的价值无法以“基本人性”为基础这一事实。自由的终极问题就是快活的机器人的问题；它之所以在今天以这种形式出现，是因为我们今天都明确认识到，也许，并非人人都发乎自然地想要自由，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尽全力或能够尽全力获取自由所必需的理性。

那么，在哪些条件下，人们会开始想要自由并且有能力自由行事呢？在哪些条件下，他们会愿意并且能够承受自由的确会施加的负担，并视之为快乐承受的自我转化，而不是负担呢？反过来，人们能被塑造成为想要成为的快活的机器人吗？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是否必须面对如下可能性：人的心智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可能会在质量上和文化层次上愈益下降，却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技术上的新巧玩意儿不断累积，吞噬一切？这难道不意味着所谓没有理性的合理性？不意味着人的异化？不意味着理性在世间人事中缺乏任何自由的角色？新巧玩意儿的累积掩盖了这些意味：使用这些装置的人并不理解它们，而创造出它们的那些人对除此之外的东西也是所知甚少。因此，可以大体确定，我们不能以技术上的丰足作为指标，来衡量人的素质和文化进步。

要梳理任何问题，都要求我们说清楚将涉及哪些价值，这些价值又会遭到怎样的威胁。这是因为，正是这些对备受珍视的价值——如自由和理性这样的价值——所构成的显著威胁，才是社会探究的一切重要问题所必须具备的道德要旨，也是一切公共议题和私人困扰的道德要旨。

“文艺复兴风格的人”的理念的所有蕴意，贴切地体现了个体性这一文化问题中涉及的价值。而对于这一理念的威胁，就是“快活的机器人”在我们当中愈益占据上风。

人类塑造历史这一普罗米修斯式的理念，体现出历史塑造这一政治问题中涉及的价值。对于这一理念的威胁是双重的：一方面，历史塑造过程很可能是放任自流的，人们可以继续放弃自愿去塑造的努力，如此便只是随波逐流；另一方面，历史也确实是可以被塑造出来的，但只是出自狭小的精英圈子之手，而对于那些必须努力从他们的决策和疏失的后果中生存下来的人，他们却不承担实质性的责任。

我并不知道如何回答我们时代在政治上不负责任的问题，或是“快活的机器人”这一文化上和政治上的问题。但是，人们必须至少敢于直面这些问题，否则将找不到任何答案，这一点难道还不清楚吗？相比于其他人，最应该直面这些问题的就是富裕社会里的社会科学家，这一点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现在并没有这么做。可以肯定，这是我们时代的特权人士所犯下的最大的人为疏失。

[1] 参见Mannheim，Man and Society ，New York，Harcourt，Brace，1940，p.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