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体的立场来看，所发生的事情大多似乎是操纵、管理、盲目漂流的结果。权威往往不是公开显明的，享有权力的人也往往觉得不需要予以挑明并做出正当化辩护。当普通人身陷困扰，或当他们感到正面对议题时，为何不能找准思考和行动的目标，为何不能确定是什么威胁到他们模糊分辨出属于自己的那些价值，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合理化趋势甚嚣尘上，产生上述种种效应，个体也因此“竭尽所能”。他的渴望、他的工作，都维系于他所处的情境，从中他找不到任何出路。他并不是在寻求逃脱之路，而是在摸索求适之道。他的生命中工作之外的那一部分被用来玩闹，用来消费，用来“找乐”。但就连这块消费领域也逐渐被合理化。他先是与生产异化，与工作异化，现在也与消费异化，与真正的休闲异化。个体的这种求适及其对于他所处情境和自我的效应，不仅导致他丧失了获取理性的机会，假以时日，也会导致他丧失获取理性的能力和意志，还会影响到他作为一名自由人行事的机会和能力。事实上，无论是自由的价值还是理性的价值，他似乎都无从知晓。

这种求得调适的人也不一定就缺乏智慧，哪怕他们已经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工作和娱乐了相当一段时间。卡尔·曼海姆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了。他讨论了“自我合理化”，指的是深陷合理化庞大组织的有限局部中的个体，怎样逐步系统性地调控自己的冲动和渴望，调控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与“组织的规章条令”保持高度一致。所以说，合理化的组织是一种让人异化的组织：行为与思考的指导原则，这其中也包括情绪的指导原则，并不出于宗教改革风格人的个体良知，或笛卡尔风格人的独立理智而发展。事实上，指导原则与史上所知的所有个体性都产生了异化，构成了矛盾。在到达极致的发展中，随着合理性甚嚣尘上，随着合理性的落脚点和控制权从个体移到大型组织，绝大多数人获得理智的机会都被破坏了，这么说并非夸大其词。如此一来，就出现了没有理性的合理性（rationality without reason）。这样的合理性不会与自由共进退，而是自由的毁灭者。

这就难怪个体性的理念又出现了争议：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人的本性是什么、我们关于人之为人的种种限制与潜能的意象，都成了待决的议题。历史尚未完成它对于“人性”的限制与意涵的探究。我们并不知道，从“现代”到当代，人的心理转型究竟有多么深刻。但我们现在必须以终极的形式发问：所谓“快活的机器人”（The Cheerful Robot），是否将在当代人中间越来越多，乃至兴盛于世？

当然，我们知道，借助化学和心理治疗的手段，借助持续的强迫，借助受控的环境，可以把人变成一个机器人，即使压力无章可循，环境变化没有计划，也能有这样的效果。可是，能把人塑造成想要变成一个心甘情愿的快活的机器人吗？处在这种境况下他还能快乐吗？这种快乐的性质和意义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再能单纯设定，作为关于人性的一种形而上学，其认为人之为人，内心深处蕴藏着的是渴求自由的冲动、求取理智的意志。现在我们必须追问：在人性当中，在今日之人的境况中，在种种社会结构当中，都有哪些东西促成了快活的机器人的兴盛？又有哪些因素在反制？

异化的人的出现及其背后隐含的所有主题，现在都影响到我们全部的严肃思想生活，导致了我们当前的思想不适。这是当代人的境况的重大主题，是所有堪当其名的研究的重大主题。据我所知，在经典传统中没有别的任何观念、任何主题、任何问题能如此深刻，也如此深入地涉及当代社会科学可能的疏失。

卡尔·马克思在其早期有关“异化”的著述中十分出色地捕捉到的就是这个主题；格奥尔格·齐美尔在其堪当盛名的讨论“大都市”的文章中首要关注的也是这个主题；格雷厄姆·瓦尔拉斯（Graham Wallas）在有关“伟大社会”的研究中意识到的还是这个主题。弗洛姆的“机械人”（automaton）概念也隐含着这个主题。许多更为晚近的对于“身份与契约”“共同体与社会”之类经典社会学观念的运用也暗含着对这类人将日益占据上风的忧惧。而像里斯曼的“他人引导的”（other-directed）、怀特（Whyte）的“社会伦理”这样的观念，其深层意涵也正在于此。当然，还有更广为人知的例子，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的核心意涵，就是这类人的胜利——如果可以叫作胜利的话。

如果从积极的方面——一个如今已让人颇为怀恋的方面来看，弗洛伊德的“本我”、马克思的“自由”、乔治·米德的“主我”、卡伦·霍妮的“自发性”（spontaneity）等观念的更宽泛的意涵，就在于用这类观念来对抗异化的人的胜利。他们试图在作为人存在的人身上找到某个核心，这个核心能让他们相信，这样的人归根到底是不会被塑造成这种与自然、社会、自我都产生异化的生物的，最终也不可能变成这样的生物。当人们吁求“共同体”，就是尝试判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消除出现这类人的可能性，因为有许多人文主义思想家开始相信，许多精神病专家的治疗实践本身就制造了这种异化的、自我合理化的人，所以拒绝接受这类调适性努力。但我认为，这样的尝试属于误入歧途。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更不用说在那些严肃而敏锐的研究人的学者对传统和当下的忧虑和思考背后，其实是一桩简单但举足轻重的事实：异化的人正是西方对于自由人的意象的对立面。这种人、这种快活的机器人兴盛于世的那个社会，正是自由社会的对立面，或者，用这个词的字面直白意思来说，是民主社会的对立面。这种人的到来，使自由成为困扰，成为议题，同时我们也期望，它会成为社会科学家所面对的问题。它成为个体面临的困扰，但其中包含哪些角度和价值，个体并不能清楚意识到，因此个体为此深感不安。这样的困扰就叫作“异化”。它也成为公众所面临的议题，而其中包含哪些角度和价值，公众大体上抱持漠然。这正是民主社会面临的议题，现有的事实如此，人们的渴求亦如是。

这样的议题、这样的困扰，现在还没能得到广泛的认识，所以事实上还不是作为明确的困扰和议题而存在。但也正因为如此，体现着这些议题和困扰的不安和漠然，意义才会如此深切，效果才会这般深远。这是今日自由就其政治背景而言所面临问题的主要部分，也是梳理自由问题向当代社会科学家提出的思想挑战的主要内容。

要说自由与理智的价值支撑着困扰的缺失，支撑着不适与异化的不安情绪，并不只是自相矛盾。无独有偶，最典型地导致对于自由与理智的现代威胁的议题，首先就是缺乏明确的议题，也就是说，不是导向明确界定的议题，而是导向漠然。

这些议题和困扰之所以未能得到阐明，是因为阐明它们所必需的人的那些能力和品质，首先就是遭到威胁、趋于衰微的自由和理智。而本书一直批评的那些类型的社会科学也都没能把这些困扰和议题作为问题认真加以梳理。但在相当程度上，经典社会科学的承诺正在于它们将会受到如此对待。